“文死谏，武死战”，是深受儒学熏陶的中国文化人最高的操守。这样的操守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都有淋漓尽致的显现。特别在国家和民族危机时刻，这样的显现就尤为突出。
1840年（清道光廿年），这个年份，中华民族的记忆尤为深刻。因为自此始，就有了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同时，自鸦片战争爆发之日起，中国各阶级、各阶层的仁人志士，为拯救国家和民族，开始进行惊天动地、抛头洒血的斗争。中日甲午战争，武将死战，文臣死谏，鸣奏成悲壮的交响。一个岌岌可危的王朝，一群英勇不屈的武将文臣，一味求和的慈禧和李鸿章，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写就的故事，是耐人寻味和令人思考的。
清光绪廿年，甲午（1894年）中日黄海之战，北洋水师“致远号”管带邓世昌慷慨殉国；陆上战场，总兵左宝贵英勇捐躯；北洋大臣李鸿章姑息养敌，退让求和。在避战求和的政策控制下，虽然当时中国的军舰数量比日本多，但中国海军却不断失利，败报频传，朝野震动。翰林院三十五人联名上奏，弹劾李鸿章战败误国。11月旅大失陷，辽东不守，京师告急，慈禧、李鸿章屈膝求和。时任都察院福建监察御史，甘肃秦安人安维峻“闻之感愤填膺，痛不可忍”，连夜草奏缮写，二更“即呼正阳门入趋上之”，《请诛李鸿章疏》，提出将李鸿章“明正典刑，以尊主权而平众怒”。质问慈禧：“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而敢干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安维峻一小小京官，“意以命拼一疏，倘可上回天听，虽死无恨！”
历朝的皇帝都摆出虚心纳谏的姿态，为的是落个兼听则明，从善如流的好名声。善于纳谏的经典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杀兄逼父，以很不光彩的手段谋取皇帝的位子后，不得已装出一副虚心接受意见的样子。但魏徵每谏，他心里都很不舒服，非常憋气。据《资治通鉴》记载，有一次罢朝后，李世民回至内苑，大发雷霆，愤愤地说：“魏徵每廷辱我，总有一天要杀此田合翁。”可见谏言说到要害，说到痛处，不仅会发火，还会想到杀人。慈禧本就靠垂帘听政起家，拿小皇帝当玩艺儿耍。让光绪主事儿，也是摆个样子给人看。安维峻上疏直谏，让慈禧把权力交给光绪。像慈禧这样热爱权力的女人，凭一疏谏言，能把权力拱手相让吗？
果然，疏上，慈禧勃然大怒，令将安维峻交刑部严加惩处。在光绪的曲意回护下，安维峻免于一死，革职发往张家口军台效力赎罪。《清史稿》本传记载：“维峻以言获罪，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供应，抵戌所，都统以下，皆敬礼有加。”乌里苏雅台参赞大臣志锐亲为制印，刻“陇上铁汉”四字相赠。安维峻发配塞上时，京师大侠王五亲为护送。安维峻被放逐五年后，隐退故里。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执著？迂腐？还是英雄呢？读安维峻对于我是一种折磨，当我理性地思考时，却总被安维峻二更时分，急匆匆叩正阳门的沉重声响所打断。隆冬时节，二更深夜，霜重风寒。一个小小的谏官，一腔热血，满纸忠诚。这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际，而且总会同邓世昌率“致远号”拼死直冲日寇军舰就义的场景重叠。一种强烈的震撼，以生命为代价的展现，常常模糊了我的双眼，不由人就有了泪滴垂下。
当从政或者说做官，成为一种谋生的职业时，人性的高尚与低劣，便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政治大舞台上，千百年来造就了许多故事。百姓们代代讲述着清官明君，戏台上演绎着君君臣臣，文官武将。戏好看，故事动听，而做官做人却很难，尤其是把做正直人与做清政有为的官恰好地融合起来，那就更难。所以，历朝的官场都讲究中庸之道，三思而行，喜怒不形于色，明哲保身，忌锋芒太露。不然官就当不了，事就办不成。年轻时读史看戏，总要追究好人坏人，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再读史看戏，就感到世上的事复杂得很，好人坏人也是很难分清辨明的，并不像戏台上那样脸谱化。于是，就深感生命之艰难。
生命于人只有一次，但生命于人却无法摆脱时代的关联，如果没有时代的映衬，个体的生命就没有了背景和生存的理由。
安维峻的生命过程，1854一1925年，这个时代，正是清王朝走向衰亡的没落时期。风雨飘摇，残烛迎风。这样的一个朝代，生存其中的人，无论你是官是民，是智是愚，都会被这个朝代的旋涡所包裹。一个人的力量于一个朝代是弱小的，同时又是被动的。人们无法选择所生存的朝代，在某些时候生命孤立无援。安维峻的生命历程，恰好与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紧密相连。作为一个苦读有志的乡间孩子，安维峻是热爱生命并深知生命之可贵的，同时也深知他成进士、庶吉士、翰林院编修、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的不易和艰难。他完全可以遵从官场之道，尽一个谏官的责任，写一封中庸平和的折子送上去，里不伤，外不损，做一个太平官。完全可以寄生于衰败的王朝，过平静舒心的日子。但他却走了一条险路，一条与官场常理相悖的路。做出这样的选择需要勇气，要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概，否则是很难做到的。一个有家合儿女，有血有肉的男子，在国与家、生与死的面前，要作出舍弃的选择是十分痛苦的。许多人会因此而退缩，并抱恨终生。而安维峻做出了选择，舍命捍卫国家的尊严和利益，生命因此升华，同时辉煌。
这使我想到韩愈，一介书生，一个忠于职守的谏官。在唐宪宗皇帝倡导佛事，举国迷信盛行之时，在文臣武将们大都为皇帝迎佛骨活动讨好或不痛不痒谏言时，韩愈却上奏折直言相驳，说佛骨不过是一块脏兮兮的枯骨，皇帝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他要皇帝将这朽骨头投诸水火，永绝根本。结果“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而且一贬再贬。但他在潮州，仍然见心明志，脚踏实地为当时还很落后的潮州人民办实事，办好事。所以人民以潮州的高山、江水为他立碑作传，留下韩山、韩江让后人们解读。这就是一介书生，一个做官的文人的品格魅力。
百多年的官场都在说文人做不了官，其实细想，说文人做不了官的，大都是些附庸风雅自称文人的读书人，这就很有戏剧性。文人做不了官，而做官的重臣却大都是读书人，即是臭名昭著的奸臣贪官，细究起来，也都是学富五车的文化人，就某一方面的学问来讲，甚至有超群独到的见解。因此，我一直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样的文人做不了官，什么样的文人却就能做了官呢？看来，文人做不了官其实是会不会做官、怎样做官、为谁做官的大问题。明代四朝元老张干，有人向他请教，怎样平息诽谤？答日：无辩。又问：怎样制止怨恨？答日：去锋。不争不辩，无怨无怒，玲珑圆滑，与世无争，如此而行，官运亨通。张干也许受唐朝宰相娄师白做官的启发，娄师白就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不仅自己明哲保身，而且还教育将要赴任做官的弟弟：“假如人家唾你的脸，小擦也会干掉，应当笑着接受。”去锋，不露锋芒，将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官就会越做越大，一生就会平平安安，生命也就会少去许多磨难。然而，做官做事都如此圆滑，官场中人人明哲保身，一个王朝就会失去光彩，社会就难于前进。
细细地想，文人的执著，其实显现着文人的精神。明明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结果，仍然要努力去做，甚至不惜生命。他们所要证实的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完善自身人格，达到做人的极致境界。这种精神充实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为后世的人留下了知识者的群像——英雄群像。时代需要英雄，英雄烘托着时代。
安维峻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小小的谏官，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一年内先后上六十余疏，甚至在放逐时，听到李鸿章签订《中俄条约》后，仍痛愤万分，梦中呼喊“此疏纵死必上”。这已经不能用简单的“忠臣”这个概念所表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热血男儿所表现出的国家意识，是炎黄子孙为国抛家舍命的大气节，是一种忘我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力量，而且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一代代炎黄子孙以生命为代价所积累，并不断丰富，也是经过一代代读书人的反思所积淀的。
一个民族的精神，其实就是一些认死理的热血男儿和坚贞不屈的柔情女子，用生命铸造的脊梁。有了这脊梁的支撑，一个民族才会有力量，才会思考和不断进步。
安维峻回乡定居后，蓄发作髻，着道袍道帽，耕作于农田。当他扬鞭催牛犁地时，当他在乡间的黄土地上行走时，当他凝望秦安西川山麓的落日时，思考些什么呢？在他近乎自传的《复夏涤庵同年书》中是这样叙述的：
“江河日下，吾道非矣。意天地之心，当不愿久出于此，将必有人焉。起而力任其责，得志则以道措天下，不得志且将笔之于书，以俟后世，斯则日月以几者也。”
“维峻生长西鄙，见闻固陋，顾自束发受书，即窃自誓学云者。学为忠孝而已，通籍后类，见当世公卿大夫所营营逐逐，乃惟富贵利达之是趋求。所谓天民大人，其志其量者缺焉无闻。”
“维峻狷狭，自信太过，是不履权贵之门，亦渐为权贵所忌，渐加以傲睨之名，或尝使其徒转相告语，汉陈成言，大要教成谄也。私念处此浊世，无可以行吾之志，惟有建言一途，尚可自清白献耳。”
“西山之麓，有薄田数十亩，躬耕足以自给，山中多暇日，则从事宋五子之书。……然一息尚存，不敢不勉。”
安维峻的思考冷静淳厚，因为他经历并观看了王朝的更迭。
清史稿载：“维峻崇朴实，尚践履，不喜为博辨，尤严义利之分。归后退隐柏崖，杜门著书，隐然以名教纲常为己任。”一介书生，一位忠正的谏官，又是生于一个王朝日落时分的有志的读书人，一个崇朴实、尚实践的农家子弟，一个地道的中国文人，鲁迅称之为“中国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