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老师在“四人帮”倒台以后说——“我相信我已从大地狱里逃出来了。”
一九六六年中国的夏天暑热炎炎，表面上看似乎与往年这个季节没有什么不同，可实际上这是个“红色的夏天”。
怎么会是“红”的呢？用人的鲜血染成的。
在这样一个时候，身兼十多个职务，其中包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民代表，以及全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剧协、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剧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乃至中蒙友好协会等群众团体领导人的曹禺老师，奉命陪同亚非作家代表团到武汉去参观访问。
实际上，在这以前全国的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北京市的吴晗、邓拓、廖沫沙和中央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先后被点名揪了出来，一场不同于以往的暴风骤雨就要开始。面对着这一阵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紧锣密鼓，曹禺老师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不知道未来的日子是福还是祸。
再也没有想到，曹禺老师来到武汉竟然能够有幸仰慕七十三岁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畅游长江。他得到这个好消息以后，一方面兴高采烈地告诉了外国的作家，一方面自己心里绷紧的弦也有所放松。
那天，风和El丽，万里无云。当曹禺老师站在游艇上用望远镜看到毛主席在风浪中，胜似闲庭信步地畅游长江时，心里有说不出的惊喜和欣喜，有说不出的激动和感动，真想也跳下水去和领袖一起游上一回。特别是听到周围许多群众不断地欢呼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候，他由于自己在政治上被信任而含着眼泪也大声欢呼起来。他在暗暗想着——只要有毛主席他老人家健在掌舵，中国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一定会是顺顺当当的，平平安安的。
可是，在回到北京以后，曹禺老师刚刚走进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大门就大吃了一惊，不能不从梦幻当中醒来。
剧院院子里的墙上和平时粘贴通告的长长黑板上，都刷着夺目的大标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红色恐怖万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
“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当遇到剧院里同事——包括一些非常熟悉的同事——的时候，有的人勉强地打个招呼，有的人只是快速地点一下头，有的人则视而不见连理也不理，于是，他从这些冷漠的态度中感到了风云突变，大势不妙。
有人不冷不热地告诉曹禺老师：“还不快上三楼去看看大字报？”于是，他吃力地爬上三楼，来到大排练厅，那里已经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不但墙壁上有，而且墙壁之间几道铁丝上也有。在这里他看见有几张大字报上，把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点了名，画上了红叉叉，要他老老实实地向革命群众交待自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并彻底揭发剧院党委书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赵起扬等一小撮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此刻，他的心完全凉了下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一场大祸已经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夜晚，曹禺老师回到家里以后，夫人方瑞如同往常一样热情地招呼着他，让他洗脸，让他喝茶，让他吃饭，却没有提到一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两个人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了，可是谁都能看得出对方的心里是沉甸甸的。从那天开始，曹禺老师再也不敢走出家门了。可这并不管事。
他住的东四北大街铁狮子胡同三号中央戏剧学院宿舍大院里，同样有着两派的斗争，也同样有人来揪斗“走资派”，大喊革命口号，大声呵斥“敌人”，他吓得把窗帘拉得紧紧的，躲在房间里不敢说话，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他面对着房间里毛主席的画像，面对着毛主席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觉得自己错了，完全错了，几十年都错了，一辈子都错了，不该写戏，不该毒害读者，不该毒害观众，心里真是痛苦极了，也后悔极了。
曹禺老师成了一只惊弓之鸟，随时准备着又害怕着被革命群众揪出去挨斗。他的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墙上的那座挂钟，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又觉得时间过得太快。
对于曹禺老师来说，也和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席卷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文化大革命红色风暴”，想躲是无论如何都躲不掉的。
不久，在他家里发生了这样一件稀奇古怪又不稀奇古怪的事——傍晚，全家人正在吃饭。
在一片寂静之中，电话铃声突然大响，吓了所有的人一跳，更吓了已经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的曹禺老师一跳。
方瑞师母看了一眼老师，赶忙走过去接电话——那是一部挂在墙上的老式电话机，对方要老师听电话。于是，老师不得不硬着头皮走过去把听筒接过来。
老师说：“我就是曹禺。”
对方二话不说，便用粗鲁、野蛮的天津口音骂着：“你这个王八蛋！你这个狗日的！你他妈的还活着？……告诉你，不准放下电话。你要是放下电话，就砸烂你的狗头！”
电话里还传来一群人的哄笑声。
老师实在是不想听下去，又不敢放下电话，就这样站在那里整整听了一个小时的恶骂，连一声也不敢吭。而且，全家人也都放下筷子和饭碗陪着挨骂。
第二天，还是这个时间又来了电话，又骂了一个小时。
第三天照样如此。
第四天照样如此。
老师被折腾得一听见电话铃声就心惊肉跳，两手发抖，再也不敢接电话了，可是不接电话又不行，真怕这些魔鬼会找上门来闹得更凶。
最后，不得不想出这样一个消极的抵抗办法，用棉花把电话铃紧紧地塞住，不让铃声再响。自然，所有打来的电话也都不能接了。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最能使其恐惧的，使其痛苦的，使其昏迷的，使其凝滞的，使其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大约就是精神上的折磨和蹂躏了。曹禺老师此时便已经开始尝到了这种有生以来从没有尝到过的，又说不清道不明的难以名状的滋味。其实，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和蹂躏只不过仅仅是一个开端而已。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个北风呼叫寒气逼人的深夜。
曹禺老师吃了一大把安眠药，仍然躺在床上睁着大眼，辗转反侧，苦苦挣扎，难以入睡。他看着天花板，突然觉得那里好像是悬着一把利剑，随时都可能掉到自己的头上来。
再也想不到的是，在院子里一阵喧哗之后，一群穿着“国防绿”军装，腰里系着铜头皮带，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大学生，直接闯到家里，闯到卧室来。他们高喊着革命口号，不由分说地把曹禺老师从床上拖下来，又呵斥着塞进了停在大门口的汽车上，不顾家属的再三追问，连去什么地方都不说，便匆匆押走了。
曹禺老师虽然有着相当充分的思想准备，知道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当做“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反动文人”被揪走，但是，对于这次以“革命”名义进行的绑架行动，依旧感觉太突然了，太意外了，太难以承受了。
他在汽车里被勒令不准抬头，不准说话，更不准东张西望，懵懵懂懂地被押进了一个大院子，并且推到了一个礼堂模样的大房间里。他和所有抓来的人，一律被勒令靠着墙根就地坐下，一个挨着一个，还是不准抬头，不准说话，不准互相看望，不准交头接耳，只许眼睛看着面前那一小块地板，反省自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
不知道为什么，房子里的电灯没有打开，一切都是黑糊糊的，就是想看看旁边是什么人也根本看不到。
曹禺老师被恐吓得几乎心脏都停止跳动了，霎时间仿佛思想、感情都被一只巨大的手给卡得死死的，悲哀、痛苦、忧愁、愤懑，以至连冰冷和温暖，白天和黑夜统统都感觉不到了。一切的一切全要听凭着命运去安排，自己只能痴呆呆地不思不想，不吭不响，一动不动，像一个“植物人”守候在那无涯的暗夜里。
就这样整整守候了一夜，第二天黎明的时候，曹禺老师借着微弱的光亮，偷偷地看看前后左右的人，一下子连呼吸都窒息了，因为他看见了彭真和杨尚昆。原来，这是一次以中央戏剧学院为主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联合活捉“彭、陆、罗、杨”的大行动。他也被当做这次大行动中的一个小俘虏。
第二天，周恩来总理知道以后，马上赶到中央音乐学院的关押现场。周总理对“红卫兵”的头头说：“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嘛。你们为什么把他也抓来？”正是这一干预，曹禺老师才又被放回家来。当他见到在家里等了一夜没有合眼的方瑞师母的时候，他们只有凝视良久，以泪洗面，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周总理的干预使曹禺老师侥幸地只戴上了一顶“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帽子，当然也属于上了“另册”的“文艺黑线人物”。大约也是由于周总理过问的缘故，剧院的“造反派”网开一面，照顾老师的心脏病发作，暂时没有让他住进“牛棚”。
这时的铁狮子胡同三号门口，就贴上了醒目的大标语——“反动学术权威曹禺在此”。曹禺老师一共住着三间房，其中一问是书房，在几次被抄家以后已经被封闭了。老师和师母只好挤在两问房子里睡觉、吃饭、起居和接待来“外调”的“造反派”。当时，老师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不断地接受“外调”。
事后，曹禺老师回忆道——“迎接不完的外调，我就怕外调。
记得有一个小红卫兵来审问我，是为了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杨朔的《雪浪花》的评论。他问我，你为什么说只有共产党才是铁打的江山。我一下子还解释不出来，我说是很巩固的意思。他说，你的解释是反动的。就是这么一个小孩子，整整折腾了一个下午，他说，下次还要来。那个年月，连小孩子也像着了魔似的。”
“晚间，是写不完的外调材料，我懂得这不能马虎，不能写错啊！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但是，你写出来，如实地写出来，就骂你不老实，逼着你，打你！
记得上海来了一些‘造反派’，让我写外调材料，他们不满意，就让我读‘最新指示’，我念三遍都念错了，又是打又是骂。‘滚蛋！走！’‘明天再写不出来，饶不了你！”
①在这样恐怖的岁月里，曹禺老师的精神压力太大了，他吃不好，睡不好，又加上心脏病的不断发作，整日昏昏沉沉的，甚至是神经兮兮的，出现了一些很反常的情况。
他回忆道——“我多少年不抽烟了，是斯大林逝世那年，我一下子把烟戒掉了。这次又抽起烟来了。抽的是九分钱一盒的白牌烟，抽着抽着就放炮，是很次的烟。我抽得很凶很凶呀！
那时，只给生活费啊！我觉得我不配要钱。
我也许是疯了，我老岳母剥下的白薯皮，我都吃。
老岳母说：你这是干啥？
天天n1我检查，就知道骂自己，我不敢说自己是反革命，因为反革命是特务啊。”
②又过了不久，曹禺老师还是被“造反派”勒令进了“牛棚”。
“牛棚”设在灯市东口剧院舞台美术制作工厂里，那是后院一间破旧的、终日不见阳光的仓库。十多平方米的仓库已①引自与田本相的谈话。
②引自与田本相的谈话。
经被腾得空空如也，沿着又潮又湿的墙根铺着薄薄一层稻草，剧院的院长、党委书记、党委委员、艺委委员，以及一些有重大历史问题的人，统统关在这里，就地坐在稻草上。平时门是锁着的，由“造反派”负责看管。每个“牛鬼蛇神”都关在里边，坐在地上，用膝盖当桌子写交待材料，谁也不许和谁说话。一天只放一次风，一般是十分钟，可以方便方便。吃饭由他们当中轮流出两个人，徒步走到首都剧场食堂去买，把窝头和熬白菜汤之类最差的食物买回来吃。吸烟则由负责看管的“造反派”根据每个人的表现情况“配给”。所有要吸烟的人都可以买一盒香烟(当然是最差的烟)，交给“造反派”，每天早晨“造反派”把烟放在一块洗衣服用的搓板上，再从门上的一个小窗户递进去，让“牛鬼蛇神”对号认领。搓板上的每个沟沟里，都写着一个“牛鬼蛇神”的名字，表现好的放两支烟，一般的放一支烟，不好的不放烟。
这里不但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更失去了思想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