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可分为诱致性制度创新与强制性制度创新。前者是由个人或团体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A.阿尔钦，D.诺斯，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后者由政府通过强制力短期内快速完成推动的制度创新，而不是简单地由获利机会促使的。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是成本最低的创新形式。因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可能会持续地出现制度不均衡。政府可以凭借其强制力、意识形态等优势在不同程度上约束整个社会行为主体和行为，减少或遏制“搭便车”现象，从而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因此，政府在制度创新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强制性制度创新的时机和水平，有时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一个区域的发展步伐，同时也容易提高地方政府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比如，改革开放以来的广东之所以在经济发展上取得很好的成效，其根本的动因就在于广东的“市场主导”型制度创新运动走在了全国前列，与时俱进地出现了“服务型”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制度保障。
二、政府公共治理结构竞争力指标设计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西方公共行政学界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标签的政府体制改革和行政革新的运动传入中国后，国内学术界也对公共管理模式的新理论、新范式进行了探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国家统治或政府管制模式，正在实现向现代的政府公共治理模式的结构转型，主要体现为以下基本特质：
（一）在治理主体上，遵循多元化原则，实现区域公共事务的“多元化”治理和权力运行的“多维”向度
多元化治理主体包括了区域内的民族国家间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联合体，以及区域性的多样化非政府组织、自愿组织和经济组织。这种多元化内涵就是要求政府的角色转变，由传统的计划体制下无所不能的“全能政府”到“以政府为主导”，多种治理主体共同治理区域公共事务的新格局，重视和发挥其他非政府、非赢利部门在社会问题治理中的协作者和辅助者的重要作用。其路径选择具体表现在：（1）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跳出传统的“行政区经济”思路，或借助城市行政区划调整或通过成立区域规划协调机构，整合区域内部资源，走大都市圈或城市群发展道路；（2）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营运方面以及一些如城市清洁、绿化方面的公营部门引入市场机制，实现公营部门的社会化和民营化改革，使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主体出现多元化的态势；（3）转变政府职能，通过“产权改革”或行政审批制度的简化等形式，为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构建市场服务型政府等。
权力运行的多维向度是指改变传统的运行自上而下的单一指向。区域公共治理依赖的是多维的、分散的、上下互动的关系。比较政治学的权威A.阿尔蒙德也主张政策产品形成的整个过程应该是一个通畅的信息流程。因此，从传统的统治方式到现今的治理方式，就政府部门而言，治理就是从统治到掌舵的变化，而对非政府部门而言，治理就是从被动服从到主动参与的变化。政府给予其他社会组织更多的主动权和自主权，而非政府组织也从各个方面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来，如有些地方政府通过召开相关议题的专家咨询会或通过社会重大问题决策课题的民间投招标机制等外部智囊团的力量参与进行行政决策，实行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从而对行政权力进行了制约。实践证明，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有限政府”的现代社会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个社会里，政府和社会组织互相交流对话、相互沟通协调，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合作。
总之，这种多元化原则，旨在处理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第三部门的关系，改变一直以来“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重塑“大市场、小政府”的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关系，以此倡导政府制度、市场机制、公民社会三者协调发展的思路。
（二）在治理对象上，遵循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开放式行政模式
在治理的对象上，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区域公共问题，主张以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为出发点而不固守刚性的行政区划束缚，实行跨行政区的横向经济联合。通过区域政府之间的相互协调与沟通以此避免“囚徒困境”博弈的最坏结局，借助科层制、市场机制、合作机制等混合机制来联合供给区域公共物品，最大限度地消除“外部效应”和“搭便车”问题，有效、迅速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特别是那些重大的、突发的经济社会公共危机和跨区域复杂性问题。
三、区域政府形象竞争力指标设计
区域政府形象，是区域内外公众对政府整体素质、综合能力和施政业绩等方面综合认识所形成主观印象的总和。政府形象是政府在国内外公众中获得的认知与评价，这种认知与评价具体反映为政府在区域内外公众心目中的知晓度和美誉度。良好的区域政府形象是一种软竞争力，之所以把它列为区域政府竞争力强弱的衡量标准之一，是因为良好的政府形象在政务推行中表现为强大的号召力，在社会治理中表现为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因此，良好的区域政府形象是一种资源、是一种环境，它能够为区域内的经济主体和当事人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创业环境，从而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事业进一步发展。
目前，在公共关系学中流行一种专门的组织形象管理方法
——CIS战略（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组织形象识别系统），沿用此系统的基本原理，可以把政府形象系统分为三个子系统：政府理念子系统，即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基本行政理念、行政文化、行政价值观；政府行为子系统，即政府对公民的服务表现以及对政府部门公务员的管理约束；政府视觉子系统，即政府的对外统一视觉标志，如某些职能部门的统一标志、服装等。[伊素芹.和谐社会中的政府形象与政府公关.新疆财经学院学报，2006（3）.]而国内地区形象理论研究的开创者，罗治英教授则是从学科交叉的视角，在他的《DIS：地区形象论》一书中开发出地区形象的定量评价方法。在其列出的八项定性评价指标体系中，政府形象就是评价地区形象的要素之一。国内学者胡宁生在探索了中国政府的形象战略问题上，也提出了现代政府形象体系的7大要素，民主、公正、服务、法治、责任、廉洁、效能。综合各界学者的看法，从区域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区域政府形象竞争力指标设计包含以下子要素：政府政策、公务员素质（包括政府服务、政府廉政、政府效率三个次级子要素）、政府信用。通过该指标体系的设计，旨在建立一个廉洁、勤政、务实、高效、透明的政府。
政府政策。区域政府政策的出台体现的是政府在实现区域政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的导向作用。在政策、法规、制度的制定全过程中可以衡量出区域政府执政能力的高低，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信息输入、利益表达、政策产品的输出、政策产品可执行度等方面都影响着公众对政府理念的评判，影响着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总体而言，区域政府必须把握好政策制度维度、控制政策制度成本、与时俱进地实现政策制度创新，实现政策制定过程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公务员素质。政府公务员队伍是政府形象的代言人，它包括了政府服务、政府廉政、政府效率三个次级子要素，公务员的道德、法律和社会责任意识高低，决定了上述三要素水平的高低，而且政府服务、政府廉政、政府效率这三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行政能力是一个政府形象的基础，人民需要的是一个精干高效的，能为他们保质保量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具体体现在：（1）建立服务型政府，就是公务员要转变观念，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由“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改善服务态度，改变人民群众普遍反映的“脸难看、门难进、话难听、事难办”现象；提高服务质量，文明执法，为人民提供满意的服务。
（2）政府廉政。政府廉政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外部公众对政府形象的最直观和最敏感的评价和感受。在政府竞争力的相关研究中，腐败和廉洁问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评价参数。总体而言，政府廉洁要求除了防止“寻租行为”的出现外，还要求公务员降低行政成本，防止铺张浪费，大搞“形象工程”等表面工夫，建设规模适度的政府。在政府规模的构建方面，根据IMD的标准对中央政府规模的衡量，我们认为在地方政府的层次，政府的规模主要可以从“政府雇员占总就业比重”和“政府一般支出占GDP比重”两方面来测度。我们认为政府的规模必须以提高政府绩效为出发点，以加强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落脚点，建立一个规模适度的政府。总之，政府的廉政形象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感，在区域政府的整体形象中有着特殊的影响力。（3）政府效率。政府效率的提高就是使得政府总产出与政府总投入之比最小化。政府效率问题直接影响国家的政府生产力水平，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整个政府形象。目前，政府效率的提高，除了删减一些冗余的行政程序外，更多的是提倡通过政府管理方式和工艺上的革新来实现，即电子政务的推广。利用信息科技和数字技术重塑政府的流程和工艺，既可以提升政府的工艺水平，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又有利于实现政府管理的透明化和民主化。
政府信用。诚信是一个政府的道德品质，是营造良好政府形象的核心。政府信用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政府应该在建设诚信社会方面起身先士卒的作用。如果政府如果失信于民，将会导致市场和社会信用的缺失，最终使得区域信用的丧失，整个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就会被破坏。如果一个地区建立了很好的区域信用，那么区内企业可以享受无偿的广告带来的巨大效应，就像以前全国人民都相信上海产品的质量一样。看一个政府是否讲诚信，可以从下面几个角度来考察：（1）权力机关方面，政策制定要体现公平性，要从区域发展的全局性角度出发；（2）司法机关方面，监察到位，公平审判，杜绝司法腐败现象；（3）行政机关方面，政府决策要科学，杜绝决策的短期性、随意性和私利性；政策执行要依法，要体现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贯性。如出现政府政策朝令夕改，人走政息，表面上看，这是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能力问题，但最终却会损害到政府的信誉；要实行政务公开，提高政府行政的透明度，使得政府和民众之间建立良性的信息传达机制，在公众中树立诚信形象。
四、区域政府的竞合能力指标设计
政府之间的竞争是无时无刻都存在的，而从竞争走向合作，则是各个行政主体在追求本地利益最大化目标下的需求转变过程。因为如果区域内地方政府之间只有激烈的甚至是恶性的竞争，则最终的结局只能是“你死我活”的“霍布斯丛林”状态。因此，所谓区域政府竞争力，不仅仅是单位地方政府自身竞争实力和能力强弱的问题，它还涉及区域内若干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水平和合作能力的问题，是通过合作的形式来整合和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