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得到权力后，毅然实行变法，颁布了《明定国是》诏，痛析了当时面临的危殆形势：“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坚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提出要“博采西学”，挽救危局，以振国势。他起用变法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出变法方案，设计改革蓝图。可惜他的这些做法，极大地触动了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腐朽势力。于是一场殊死的斗争开始了。
政治斗争，“势”的有无，取决于后台，取决于你是否掌握了武装，俗话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新旧两派都清楚这个道理，而顽固派在这个方面无疑具有绝对的优势，当时掌握军政大权的是慈禧的头号亲信荣禄，光绪虽为一国之主，却调动不了一兵一卒，康有为等人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结果这袁世凯本身就很有野心，在最关键时刻，将光绪帝出卖了。
1898年9月21日，光绪在中和殿审阅公文，一群侍卫太监和一队士兵突然闯进，声称奉太后令，将其押解到中南海的瀛台看守起来。紧接着，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宣布，自“今日始”，重新由她“训政”，至此，光绪完全丧失了权力。成了笼中之鸟。
这一次的失势，不只是光绪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剧，一个民族的悲剧，从此中华民族在世界政治大舞台上也长久失势了。
由此可见，“势”就好比鱼儿所赖以生存的水，离开了“势”就如同鱼儿离开了水一样，其结果不得而知。所以老子说：“鱼不可脱于深渊。”这同慎道将人君比喻为龙蛇，而将权势比喻为云雾是一个意思。
对此，管子有过更为精确的表述：“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臣制君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
当然，人之权势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来自于他人，是众人拥戴的结果，也就是“借人以成势”。但是必须清楚一点，势既已形成，就一定要牢牢抓住，千万不可再“以势借人”，将权势假于他手，这就是“失势”，如同放虎归山，那虎是会回过头来咬伤、咬死自己的。
盯住眼前事，轻重有术
穰苜杀鸡儆猴立军威
赏罚，历来是统御者经常运用的方法。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只要有人存在，只要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分，就应该把赏罚作为一种御人手段常加运用，否则，国将不国，军队也会成为乌合之众。
当然，赏罚是为了“兴功”、“立威”和“禁奸”，即鼓励将士奋勇杀敌，争立战功；提高自身威望，赢得众人的拥护；禁止部属作奸犯科，约束他们的行为。使“勇士知其所死”、“邪恶知其所畏”。而要达到这种效果，领导者必须赏不避仇，罚不避亲，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身也要起到模范示范的作用，才能使罚措施具有威信，令部属信服。
《曾胡治兵语录》中有语：“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姜子牙和周武王在商讨如何治理军队时，也得出：将帅只有做到信赏必罚才可立威，才可明察，才可令行而禁止。《南齐书·崔祖思传》也说：“天下治者，赏罚而已。”既然赏罚有如此重大的意义，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赏罚有度、公正不阿呢？
首先，必须“赏不遗贱，罚不阿贵”。
赏罚分明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赏不遗贱，罚不阿贵”。奖赏时，能够奖励有功的小人物；惩罚时，敢于处罚有罪的大人物。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法令、军令具有权威性，畅行无阻。历史上，就流传下来许多杀一人，而威震三军的范例。春秋末期，齐国大将军穰苜斩庄贾就是一例。
穰苜初任将军一职，为了便于指挥，便上言，要求齐景公指派一亲信作为监军随军训练，以肃军纪。于是齐景公派庄贾为监军。
穰苜走马上任后与庄贾相约：第二天中午，准时在军门相会。次日，穰苜早早到了军营，结果已过晌午仍未见庄贾的身影。原来，庄贾自恃是齐景公的宠臣，根本就没把穰苜的话当回事，在他眼里，什么都是他说了算，早去晚去都不要紧。因此，就和送行的朋友在家里饮酒作乐，直到中午还没起行。穰苜派人去催，他才醉醺醺地来到军营，还大言不惭地说，今日出征，朋友送行，多喝了几杯。穰苜却十分严肃地说：“作为将帅，受命之后，就应忘其家，治理军队就应忘其亲，监阵对敌就应忘其身。现在国难当头，将士在边境浴血奋战，国君日夜寝食不安，在这危急时刻，你却把军机大事当儿戏，竟在家饮酒作乐！”穰苜又问军法官：“军法规定，没有按照规定时间到达的将士，该当何罪？”回答说：“当斩。”庄贾这时候才惊恐万状，立即遣人速报景公来救。使者还没回来，庄贾已被斩首。从此，齐军纪律严明，令行禁止，穰苜治军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美名流传后世。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的外甥赵节犯了死罪，太宗知道后，下诏将赵节处以死刑，并将曾为赵节开脱的宰相杨师道（唐太宗的姐夫）降为吏部尚书。唐太宗认为，只有“赏赐不避仇敌，刑罚不避亲戚”，才能严肃法纪。
清朝雍正皇帝不仅注意“王公士民同罪”，而且还注意“王公士民同赏”，力求做到“赏罚同一”，他曾诏示：“农民勤劳作苦，手胼足胝以供租税、养父母、育妻子，其敦厚淳朴之行，虽荣宠非其所慕，而奖赏要当有加。其令州县有司择老农之勤劳俭朴，身无过举者，岁举一人，给予八品顶带荣身，以示鼓励。”
春秋时吕尚对此论述则更为精辟，“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其当路贵重之人，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
当然，“法不阿贵”也并非易事，其阻力之大，甚至常使刑律无法执行。阻力之一，是数千年来的“上尊下卑”的习惯势力；阻力之二，是难以割舍的亲情、友谊。人情莫过于亲情，亲情莫过于父（母）子（女）。赏罚分明的主观愿望常常败于亲情、友谊之下，即使是赏罚成事，也需克服重重人情阻力；阻力之三，是领导者的以言代法、感情代法的劣根影响。因此，要想真正做到“法不阿贵”，领导者必须克服以上的这三点阻力。
其次，赏罚有据，要有准确性。
这个准确性有两层意思：一是赏罚的对象要准确。要做到赏其当赏，罚其当罚，明代兵书《阵纪》说：“如果奖励无功者，惩罚无罪者，部下必将背叛你。”所以历代许多将帅都明白这样的道理：“当赏不赏，是为沮善：当罚不罚，是为养奸。”二是赏罚的尺度要准确。要做到赏罚适度，宽严相济。“赏罚不可以疏，也不可以数”，赏罚既不能太少、太轻，也不能太多、太重。赏轻了，人心不动，达不到激励的目的；罚轻了，人心忘惧，起不到震动的作用。赏重了，人心存侥幸，仍不思努力；罚重了，人心存恐慌，个个均自危。
李世民登帝位后，便对各位功臣一一封赏，当内侍读完封赏的名单后，淮安王李神通自以为功劳最大，又是皇上堂叔，对其封赏，极为不满，于是大声禀告：“关西起兵，倾覆隋朝，臣首先举兵响应。多年来臣跟随陛下出生入死，戎马倥偬，荡平天下，功劳如何？可是定勋封爵，却把只会舞文弄墨的房玄龄、杜如晦置我之上，臣实不解其故。”唐太宗听完这番咄咄逼人之言，笑道：“反隋义旗初举，叔父首先起兵响应，但您并未亲自参战。崤山以东地区尚未平定时，您受命出征，窦建德率军南侵，你却望风而逃，连连败北，几乎全军覆没。现在按功行赏，房玄龄等人佐助朕运筹帷幄之中，提出平定天下之大计，就好比汉朝的萧何，虽然没有战场上拼杀的功劳，但他们指明方向，确定路线，规划全局，非匹夫可比。今日社稷安定，论功行赏，他们当然要居叔父之先。叔父身为皇亲国戚，怎么能功微而取高位？朕怎敢以私情而滥赏？”百官听后，心悦诚服。
对功臣封赏之后，唐太宗回到后宫，有几个近卫侍臣，跪倒在地，泪水汪汪，凄楚地说：“当年陛下为秦王，我等忠心侍奉，今日天下已定，陛下却将我等忘在脑后，请陛下三思！”唐太宗仰天长叹说：“你等待我多年，几经生死，朕当不忘。但人君办事，应当公道。但朕封官爵，皆量官而授。如果你等凭秦府旧属，长期奉我而索取官爵，实不体面！朕也不敢以远近亲疏、个人恩怨，将官爵私自馈赠，请诸位体谅！”这几个人听罢，自惭形秽，索然而退。
太宗办事公正，论功行赏，不徇私情，使群臣心服口服，而这恰恰是为君之道的重要准则，惟有赏与其功相称，才能使人心服；惟有使人心服，才能团结人，使君臣同心。
另外，赏罚的尺度不仅要准确，还不能搞随意性，应该依据各种规章制度和军法律令来执行。而要做到这一点，领导者首先要依据被领导者的工作性质、职责范围等具体情况制订出详细、周密、简明、具有可操作性的法规、条例，并公之于众，让部属熟知、牢记。其次，要在实际行动中，认真落实好法规和条例，这一步是关键。如落实不好，法规条例则形同虚设，赏罚必然走样。
其三，教令为先，诛罚为后
古人曰：“善罚不如善政，善赏不发善教”、“教令为先，诛罚为后”。意即赏罚分明，必以教戒为先。因为教戒可使法令深入人心，从而减少犯罪。三国时，诸葛亮曾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励臣子”。但他并不满足于既定“条章”，而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所以，后人对此评论诸葛亮“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成明也”。同时教戒可让其了解到犯罪的害处，从而减少重复犯罪。因为有些错误或罪过是由于认识欠缺而致，只要稍加教育，便可使其深悔不已。而且，即使是有意犯错，若能多加教诲，也能使其改过自新，不致于重犯错或重复犯罪。当然教戒还可起到通过一错（罪）而“育万民”的效果。一人犯错若就事论事，一罚了之，则众人不知，无以从中吸取教训。倘若将一人之错（罪）剖析于众，总结教训和危害，则必能起到“以做效尤”的作用。
其四，功过不抵，赏罚有界。
赏罚分明，不仅是指不同对象该赏则赏，该罚则罚，并且还要在同一对象的不同事件上该赏则赏，该罚则罚，决不可功过相抵。因为一般来说，任何人都有其功，也有其过，若功过相抵，则必然产生混乱的局面。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陷京师，徽、钦二帝蒙尘，北宋亡。在金人逼迫下，百官议立异姓张邦昌为帝，秦桧等人坚决反对。秦桧因立议状要存赵氏，被金兵押掳北去，当时，秦桧此举，可谓忠烈，颇受人们赞扬。但是，秦桧到金后，一改前态，为徽宗作乞和书，投靠金人，并且卖主求荣，投敌卖国，残害忠良岳飞，留下了万世臭名。那么，是否能因秦桧前功而赦其后罪呢？历史作出了公正的判决：秦桧为世人所唾骂。同时功过相抵也极容易造成官僚特权，大凡有个一官半职者，大多因其做出成绩，或立有功勋而荣登“官”位，著功过可以“相抵”，那么各级官吏必享首惠。加之大权在握，“官官相护”，官僚特权必然更加肆无忌惮，国法政纪在他们面前也必然荡然无存。因此，要想赏罚分明，必须功过分明，各施赏罚。另外，功过相抵容易滋长居功自傲、目无法纪的倾向。立有大功在前，而能谦虚自制者本来就已很难，若再许以“前功可抵后过”，岂不更加目无“王法”？这样做，实质上也就是把前功变为犯罪的资本，违纪的条件。天下之大，立功者甚多，如立大功者可抵大过，立小功者可抵小过，势必天下大乱，“功臣”横行，势必国将不国，法将不法。
其五，赏罚作为领导策略这个大系统来说，只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即指挥领导部属的一个手段，而不是惟一手段。因而不排斥其它手段的作用，有时甚至还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奖惩的作用。比如领导者在赏罚严明的同时再作到身先士卒，泛爱容众，往往会收到更大、更好的效果。
穰苜就成功地结合了二者。他一方面严整军纪，以法制人；另一方面爱兵如子，靠关心慈爱吸引人。他与将士同甘苦，共起居，有时甚至还把自己所应得钱粮拿出来共用。他还常常探视士兵的宿舍、水井和厨房，慰问生病的士兵，并亲自延请医生诊治。训练数日后，部队正式检阅，连生病的人都自愿出来受检，士气极为高昂。敌军闻之丧胆，不战自退，穰苜乘胜追击，尽收失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