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3年10月27日下午，日内瓦街头行走着长长的队列。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头发蓬乱得像一堆枯草，因为备受折磨，已衰颓得像一位老人；后面跟着许多牧师，一边走，一边仍喋喋不休地劝说前头那位中年人“认罪”、“改悔”。终于走到郊外的火刑场，那里早已高高矗立着一根捆绑“罪犯”的火刑柱。那位中年人，就是“叛教者”塞尔维特。
在被囚禁期间，塞尔维特曾要求审判时有自己的辩护人。得到的回答却是：“像你这样的大骗子是不能有辩护人的。”行刑那天早晨，他又求见加尔文，想弄清这位自己也遭受过天主教（旧教）徒迫害，并对天主教会进行尖锐批评的新教首领对他能否多少表现出一些怜悯或宽容。但加尔文来到囚室，反而大发雷霆，骂他是“顽固的流氓”，“烧死你这该死的！”在刑场上，他提出最后一个要求：把火刑改为斩首，仍遭到拒绝。
于是，行刑者将塞尔维特绑到火刑柱上，把一个浸过硫黄的花环套在他的头颈上，花环的铁链上扣着一本他写的书，脚下也放着一些他写的书（这些是执法者找到的他的全部著作）。在塞尔维特的身下、脚边，堆放的不是一般火刑时所用的干柴，而是湿稻草和青树枝，使他连“不能求生，但求速死”的最后愿望也不能满足，反而尽量延长，加重他遭受最后折磨的时间。
于是，湿稻草和青树枝烧着了，浓重的烟雾和昏暗的闷火在塞尔维特身下升起，大火烧了一个又一个小时。
这次火刑，不仅吞噬了一个杰出的科学家的生命，而且使医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血液循环理论发现的时间推迟了半个多世纪。
在每一部世界医学史上，都写有塞尔维特这位医学科学伟大殉道者的光辉名字，记载着他在宗教迫害下度过的颠沛流离的生平和遭受火刑的悲壮的一幕。
塞尔维特出生于西班牙的土德拉城。早年在土鲁士学习神学。在那里他最早熟悉了《圣经》。20岁时，他离开了土鲁士，来到德国，并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论三位一体说之谬误》。当时宗教改革运动方兴未艾，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斗争得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但不论新、旧教派都信奉圣父、圣子、圣灵为一体的上帝的“三位一体”教义。塞尔维特却认为这种信条是不正确的，毫无意义的。这种空前的异端思想像一柄双刃剑，把新、旧两教派都伤害了。天主教徒认为他比新教徒教义更危险，新教徒也把他视为异端，迫不及待地与他划清界限。一年以后，他又写了一部进一步阐发自己观点的书（《“三位一体”教义问答》），激起了教会更加强烈的不满和围攻，并把他革出教门。
险恶的处境迫使他离开德国，隐姓埋名，漫游各地。然而塞尔维特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而是用自己的观点进一步地研究神学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上帝的灵性，必须先理解人的灵性；而为了理解人的灵性，就必须理解灵性所归附的躯体之结构和功能。因此，开始研究人体的解剖与生理功能。
1536年，他又一次来到巴黎，向好几位名医学医。因为教会禁止解剖尸体，他不得不用迂回的办法研究人体的结构。就在这一年，他开始行医并做私人医生。
1553年，塞尔维特在日内瓦出版了他花了10年心血写的一部神学著作：《基督教的复兴》，继续批判天主教的陈腐教义，宣扬自由思想和自由研究的原则。他还反对新生婴儿受洗礼的天主教仪式。他知道公开出版这部神学短文集是不可能的，就在日内瓦以极秘密的方式印刷出版，共印1000册，被运到里昂，分配到意大利、德国和瑞士各国。就在这部用拉丁文写的神学著作中，记载了他对肺循环（小循环）的科学认识。
虽然塞尔维特仍袭用了盖伦和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解剖生理学名词术语，但若把这些名词术语用现代解剖生理学的名词术语代替，我们就能从塞尔维特的著作中看到对肺循环（小循环）十分完美的描述。他写道：
“……血液是从右心室流到左心室去的。但是，从右心室向左心室的这种流动并非如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样是通过心间隔实现的；这种灵活的血液从右心室流出后，靠着一种奇妙的机制，在肺内走了一段长长的路程。血液在肺内受到改造，颜色变成鲜红，从动脉样的静脉（肺动脉）流入静脉样的动脉（即肺静脉），与吸入气相混合，通过呼气，排出其中的烟尘，所以最后（与空气）完全混合，并于左心室舒张之时被吸入其中……”
在当时的16世纪，还有谁能用如此简洁的语言对肺循环作出比这更好的描述？在这里塞尔维特虽然仍使用了盖伦的“动脉样静脉”、“静脉样动脉”等陈旧的解剖学术语，应用“烟尘”之类比喻性而非科学性的词语，但却根本否定了盖伦所假定并长期为人们所相信的心室间隔上有沟通两室的“小孔”或“通道”存在。否定了盖伦认为血液经这些“小孔”或“通道”从右心室流向左心室的严重错误观点。还正确地认识到流出右心室的血液经肺动脉而流到肺。在肺内经过改造，颜色变成鲜红，再经肺静脉流入左心室——这就是肺循环，又称小循环。
不仅如此，塞尔维特还非常接近于认识体循环（或“大循环”）了。在盖伦的著作中，曾提到过动、静脉间的“吻合”，但他并无任何血液循环的概念。他所说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看法：
“在整个身体内动脉和静脉间互相吻合。它们通过某些不可见的狭窄通道而互相交流血液和精气。”
盖伦所说的是相互交流和往返运动；而循环一词指的却是沿着同一方向周而复始地运动。但塞尔维特却抓住了盖伦著作中的上述段落大胆地提出：“生命精气”通过吻合而从动脉流向静脉。
这表明他已认识到动、静脉是连通的，而血液的流动是从动脉到静脉单向进行的。这个例子十分有趣地说明了，怎样从一个细节，例如一个暗示，一种牵强的类比和一个词的不寻常应用，而导致一项伟大的发现。这个例子也突出地表明了，一个科学家可以何等地接近于一项伟大的科学发现而终于没有抓住它！对于塞尔维特来说，是因为他被自己的神学理论占满了脑海，以致把科学的发现仅作为枝节问题而无意于研究。
尽管如此，这个肺循环的发现者也没能逃脱被迫害的命运，在哈维出生的25年前，熊熊的大火烧毁了这位伟大的科学先驱。人们在现藏于巴黎博物馆中唯一的塞尔维特的著作中，了解到他在血液循环理论方面的巨大贡献。
这样看来，维萨利、塞尔维特等人在在心血管方面的研究无疑是射向盖伦的两发“炮弹”，使盖伦的理论摇摇欲坠了；尽管他们都没能最终打倒盖伦，但先驱者的工作为哈维开辟了道路，哈维只需前进就是了，而哈维又是一个生性前进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