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阳光明媚。下午学员互相评论作品。下课后感觉时间还早，我与宁夏师范学院文学评论老师马晓雁慕名来到了南京的梅花山。梅花山是南京东郊紫金山的一座小山丘，位于中山陵西南，明孝陵正南。山上遍植梅花，因此得名。资料记载，梅花山以及山下的“万株梅园”占地400余亩，有230个品种，13000余株梅树，以品种奇特著称，为四大梅园之一，每年春季举办“中国南京国际梅花节”。很幸运，我们来的那天正是“梅花节”举办的第三天。买票进门，眼前豁然一亮，成行成排的梅花树，开满了密密层层的花，白的，红的，粉的，紫的，煞是撩人眼帘，五颜六色的花朵从树枝开到了枝梢，不留一点儿空隙，阳光下就像无数座喷花的飞泉……南京的三月，竟是这样的美，清雅幽香的梅花似乎要把一冬天蕴藏的精神、力量全部释放出来，她急不可耐地要向游人诉说她高洁的品格以及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又一个的催人泪下的故事。
3月26日，在充满朝气的傅晓红老师、温文尔雅的宋素兰老师及不苟言笑的作协张书记的带领下，我们一行15人浩浩荡荡地前往浙江建德、兰溪、丽水三个地方进行为期3天的采风活动。风景如画，情意深深，只是时间太匆匆。3天采风不觉又到尾声，我百感交集，多想在这里多停留些日子。不言而喻，魅力十足，朝夕相处的各位老师让我心怀感激，但无论多么的不舍终究还是要离去。要我总结此次研讨学习，感慨有三点：一是终于近在咫尺地聆听了我仰慕已久的几位著名作家的讲课并有幸结识了三十多名文学精英。二是短短的10天研讨学习，于我而言，是一次真正的心灵洗涤，它开启了我封闭已久的心门，使我从中汲取了弥足珍贵的文学养分，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更坚定了我创作的信心。三是我钟爱这座诗画般的古都，“南朝四百八十寺”，秦淮河、明故宫，漫山绽放的梅，这样的南京，这样的3月，能不收获？
美丽的南京——我还会再来。
历史深处的光芒
我们家世居“塞上江南”——宁夏。宁夏好，宁夏美。好就好在宁夏特有的山水花草、风土人情永久地牵动着我父亲的心，而且愈久弥坚；美就美在他的“三大本”厚厚的相册里，珍藏的一幅幅醉人的图画和一个个动人的瞬间，既遥远又亲近。
大汽车
机遇和幸福，有时在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就降临了。1978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就立即在银川召开了全区商品粮基地建设重点公社书记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认真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讨论制定加快宁夏灌区商品粮基地建设的规划和解决宁夏缺粮的被动局面。会议期间，自治区党委领导霍士廉、李学智、陈冰等就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商品粮基地建设规划等问题，分别做了重要讲话。同时，大会还进行了经验交流发言，我父亲代表青铜峡县（当时称县）叶升公社向大会做了题为《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争取农业发展再上新台阶》的发言。
会议原定在元旦前结束，结果自治区领导临时决定用大汽车重奖社队售粮先进单位。这样会期就延至到了1979年的元旦，与会的同志们听说元旦要开表彰会都兴奋不已。
关于奖励标准，自治区党委考虑再三，决定主要依据各县市商品粮的贡献率决定名次。其中，规定公社人均交售商品粮500斤以上、大队人均交售商品粮800斤以上者，分别奖给解放牌汽车和南京嘎斯迪牌汽车一辆。按着这个标准，全区共评出了七个先进单位，除当时的永宁县、灵武县各奖一辆外，其余五辆均归青铜峡县所得。因我们叶升公社的盛庄大队和光明大队、瞿靖公社的雷桥大队，人均产粮均在千斤，贡献最大，排名位居全区第一，这样大奖肯定非我们公社莫属了。当天晚上，得知自治区的奖励办法后，父亲激动得竟一夜没睡，第二天天不亮，就着急慌忙地给公社值班室打电话报告这个天大的喜讯，同时让办公室的同志赶快挑选三个驾驶技术最好的司机赶快到宁夏宾馆来接车。当时值班室的同志听我父亲说会议上奖了三辆大汽车，而且当天就能开回来时，竟也不相信地连问三声：“书记，你没开玩笑吧？区上真的能给我们公社奖励三辆大汽车？”父亲极力抑制住激动的心情说：“我没和你开玩笑，真的奖了三辆大汽车。你赶快向其他领导汇报这个好消息，并抓紧时间找司机吧。”“我们有车了，我们公社终于有车了。”隔着电话听筒，父亲清楚地听到了值班室的同志异常兴奋的呼喊声。
接车那天的喜庆场面，至今让父亲激动不已。记得当时的银川红旗剧院门口，彩旗飘扬，锣鼓喧天，披红戴花的崭新解放牌汽车从宁夏宾馆缓缓驶出时，街上川流不息的人们立即驻足观看，不一会的工夫，汽车前便挤了个人山人海。和父亲开会的几位同志高兴地坐在重奖得来的三辆大汽车上，兴奋地绕着银川市转了好几圈……大包干真是难以预料啊，汽车大奖的风光竟然与父亲同行了。这年父亲调任青铜峡县蒋顶公社担任党委书记。当时全县上下正传达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父亲上任后立即带领党委一班人，一方面认真抓好中共中央这一重要文件的宣传学习，一方面抓好调查研究。通过对中共中央文件的传达学习以及当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不断讨论和深入，广大农民开始敢讲真话了。他们公开大胆地议论起人民公社的弊端，进一步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和该实行什么样的生产责任制联系起来思考。当时，由于昔日“左”的思想还束缚着部分领导干部的头脑，故大包干的做法对自然条件较好的青铜峡县来说还是个禁区，原则上不准搞。群众便强烈要求划小生产队的规模，建立作业组，实行定额记分，联产计酬，超产奖励。在这种形势下，按照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父亲和他们党委一班人经过再三研究，决定先对蒋顶公社的鱼粮三队、玉南三队、新民五队、蒋西四队等15个规模较大、生产较落后的生产队进行大包干的试点试验工作，其余生产队还是暂时实行小段包干，定额计酬等办法。但群众心里还是不满意，不认可，认为这不过是把“大锅饭”又变成了“二锅饭”，无色无味。所以，生产积极性仍然不高，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破烂打算。
后来随着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文件的逐步深入和受外界气候的影响，群众对当时推行的责任制越来越不抱多大希望，而对称之为“分田单干”的包干到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分的心情与日俱增。他们私下纷纷议论说：“人民公社把人死死捆了十几年，粮食没打下，钱也没攒上，集体是个空架架，生活变化没多大，又养了一帮懒人，还有啥奔头，不如早分早发家好，我们不能死死吊在公社这棵大树上，端着金碗要饭吃。”这期间也有部分领导干部坚决抵制农村实行包干到户，他们认为我们辛辛苦苦几十年，不能一夜退到解放前。鉴于这些不同的认识和反映，当时县上的领导没明确表态，只是在个别会议上讲了一些原则性的话，而对群众坚决要求推行大包干这一敏感问题不作正面回答，还是讲“稳”字多，讲“包”字少，致使各公社负责人进退两难。“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正当父亲他们举步维艰，无所适从时，原宁夏银南地委书记崔冠亚同志居然带着工作组来蒋顶公社蹲点了。这让父亲一下看到了希望，可是部分群众却又纷纷议论说：“这崔书记来了不是收场的，就是放火的，根本不会把我们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考虑的。”崔书记听到群众的这些议论后，当时没表态，而是私底下找群众代表谈心，走访农户，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才召开公社干部和大队书记会议，在会上崔书记方才明确表态说：“实行包干到户看来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了。安徽省的大部分地方已经搞起来，贺兰县也已开始搞……。”崔书记的话，犹如大海中的一盏航行灯，为父亲指明了方向，照亮了他的心。崔书记走后，见县上还是迟迟不肯发话，父亲便悄悄指示他们公社的全体干部先把包干的前期准备工作做好，以待时机成熟便立即开始。
最难忘的是，1980年秋天在县招待所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讨论全县实行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当时，会议气氛之热烈，是青铜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会议上，以条件较差的蒋顶、邵岗、峡口等公社领导为代表的一方，极力主张全面放开，让群众自己选择生产责任制形式。其理由是：人民公社这种所谓“一大二公”的管理体制已不适应当前生产力的发展，越搞越穷，我们应冲破僵化的体制和陈旧观念的束缚，开辟新路。而以小坝公社领导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是毛主席创建出来的，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光辉道路，代表的是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性质，不能越雷池半步。还有个别领导甚至当场发脾气说：“一个公社全都搞大包干，是放任领导的表现，是猫叫了个眯眯，是心血来潮，瞎胡闹！”两种意见，争锋相对。在干部们争得不可开交时，当时的县长虎维新同志发话了，他针对社会上流传的“上面放，中间挡，下面有个顶门杠”的说法，在大会上严肃地批评说：“我们现在应该一不顶牛，二不挡，三不纠偏，四不框，让群众自己搞”。县长的一席话，给坚持搞大包干的各公社领导吃了个定心丸。1981年8月17日，父亲召开了蒋顶公社党委扩大会议，会议上明确地传达了县委会议精神和他坚持搞大包干的决心，至此，拉开了青铜峡县蒋顶公社大包干热潮的帷幕。1981年底，在全体公社干部和村委会一班人的辛勤工作和努力下，蒋顶公社87个生产队全部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大包干责任制，看起来形式简单，但却与“分田单干”有着本质的区别。用群众的话说，就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的才是自己的。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包干到户，它兼顾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同时符合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推行大包干的过程中，最使父亲难以忘怀的那一幕是丈量分地的那一天。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很冷，还刮着刺骨的寒风，可是等待分田的大人娃娃却丝毫感觉不到冷，他们兴奋地议论着，激动地在田间地头奔跑着，焦急地盼着能分到一块好地，看那场景真好似是回到了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中。更有意思的是群众在抓阄分田、抽签拉马、农具打价等方面更是花样翻新，办法用尽。因为，群众唯恐干部作弊，便始终紧盯不放，直到干部将所分实物落实到自己，才肯放心离去。这种监督机制的民主透明度，是父亲生平第一次看到。抓阄的那一天，许多农户认为娃娃手气好，便让娃娃上阵，大显身手。还真应验了，有的人果然时来运转，当自己的娃娃果真抽到好地好马好驴子时，竟兴奋地将娃娃举过头顶原地转起圈来，那激动人心的场面，真是不亚于我们在电视上看北京奥运上运动员夺冠时精彩的那一瞬间啊！
大减负
鲜花相聚在又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了诗篇。
后来这诗篇就以“农村税费改革”的形式，花落在了我美丽的家乡。“塞上江南”春来早。世纪翻开了新的一页。当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在首都人民大会堂用深情语调说了“我在这里向大会郑重报告，从今年起，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的话后，父亲激动地说：“我们宁夏的掌声应该是最响亮的！”
奋斗在财税岗位上的我坚信父亲说的话。
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父亲，常年工作在基层，与农民打交道最多，深知“三提五统”和“农业税”对农民手脚的羁绊。党中央适时减免农民的“三提五统”和“农业税”，对于父亲来说，不啻于那重奖的三辆大汽车的分量，对于农民来说意义就更重大了。记得为收“费”和“税”，当时农民还给农税干部编了这么一段顺口溜：“风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水，吃饭没人让，狗咬没人挡。”通过这段顺口溜，不难看出当时的干群关系是比较紧张的。当“三提五统”和“农业税”给了广大农民“大减负”后，他们的心里真是乐开了花啊！
前几天，父亲叫我抽空去小坝镇新林九组农民张振清家去看看。当我踏进他家门槛时，老张一脸灿烂地告诉我说他家里6口人，有2个书包，现在读书费都免了，种了9亩地，也不用上交一分钱，每亩还有国家近百元的年补。前两年在镇政府的担保下，他又无息贷款5万元，建了9间牛棚，买了11头奶牛，没想到当年就见效。去年家中建了5间砖房，还装备了农用车和小轿车。老张一笑，说：“政府不但给咱农民‘大减负’，还让我们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医疗统筹呢，年老体弱时我们再也不用发愁没人赡养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像是开花的竹子，节节高呀！”因为父亲是他的老朋友，最后他特意叮嘱让我下次一定和父亲一起上门吃他家的“富裕饺”。我点着头，喜滋滋地唱着“请让我来告诉你，这世界会变得更美好”，欢畅地走在回家的大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