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玉婷
《秦风》是《诗经》中风格较为独特的一组风诗，充满了西北大地慷慨激昂的尚武精神和秦腔式的苍凉与悲壮，比如《无衣》这样豪迈奔放的军歌，又如《黄鸟》此般率直地谴责野蛮的殉葬制。但是，就在这样刚劲的《秦风》中，却出现了一首风采旖旎，情感柔和的诗歌——《蒹葭》，犹如一枝盛开在西北边陲的莲花，在《秦风》，乃至整部《诗经》中绽放着独具一格的别致和优雅。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秦风·蒹葭》
关于《蒹葭》一诗的诗旨，自古以来说法众多，或遵从《毛诗序》之说：“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矣。”或以为是求贤之诗，如汪梧凤《诗学女为》云：“《蒹葭》，怀人之作也。秦之贤者抱道而隐，诗人知其地而莫定其所，欲从靡由，故以蒹葭起兴而怀之，溯洄溯游往复其间，庶几一遇之也。”或如程俊英等所论，定为“描写意中人而不得的诗”（《诗经译注》）。而关于那个“所谓伊人”，“是知周礼的故都遗老呢？还是思宗周、念故主的西周旧臣呢？是秦国的贤人隐士呢，还是诗人的一个朋友呢？或者诗人自己是贤人隐士一流、作诗明志呢？”抑或是诗人所思暮的爱人呢？众说不一。笔者倾向于支持情诗之论。
《蒹葭》诗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起兴，既以景色衬托出诗人之情怀，又点明了诗创作的时间和地点，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凄清的深秋晨景。后面“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乃诗人在追寻他所思慕之人时，被眼前茫茫河水所阻。诗人看不到他翘首期盼的人在河另一边的何处，焦急之中，便“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地上下左右地求索。然而远道相隔，可望而不可即，正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一个‘宛’字，又将实在的处所一笔拎空，所以姚际恒称赞道：‘遂觉点睛欲飞，入神之笔。’全诗不着一个思字、愁字，然而读者却可以体会到诗人那种深深的企慕和求之不得的惆怅。”方玉润也说：“三章只一意，特换韵耳。其实首章已成绝唱。”全诗通过对“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深秋天方破晓、露寒霜重之时，“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旭日初升、霜露渐融之时，和“蒹葭采采，白露未已”阳光普照、露珠将收之时这三幅不同时地的河边深秋之景的描绘，生动地展示出了诗人追寻意中人而不得的焦虑。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总能引起观者的共鸣，而追求过程中的辗转和最终求之不得的惆怅与失落，更能博得人的同情，全诗缓缓吟来，但觉余音隽永。
这样的一首诗，在《秦风》中无疑是独特的。清人方玉润评价《蒹葭》说：“此诗在《秦风》中气味绝不相类，以好战斗乐之邦，忽过高超远举之作，可谓鹤立鸡群，悠然自异者矣。”须知春秋时期秦地大致在今天的甘肃东部和陕西大部，其地“迫近戎狄”，这种环境使得秦人“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书·地理志》）。在秦地特有的地理环境影响下，秦人形成了激昂豪壮，不畏生死的性情。《秦风》10首诗多言征战猎伐，充满粗犷豪迈之气，表情达意直接、率真，而《蒹葭》《晨风》这样充满哀婉柔美情致，表达复杂、微妙情感的诗歌在《秦风》中显为另类。陈子展也总结说：“但觉《秦风》善言车马田狩，粗犷质直。忽有此神韵缥缈不可捉摸之作，好像带有象征的神秘的意味，不免使人惊异，耐人遐思。”《蒹葭》一诗意境飘逸，神韵悠长，是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构。其风格、韵味，以及写作手法都与《秦风》其他作品有很大差异，王照圆点出了《蒹葭》与《秦风》总体风格的差别：“《小戎》一篇，古奥深雄。《蒹葭》一篇，夷犹潇洒。”周锡也说：“全诗神韵飘逸，风致嫣然，在粗犷质朴的《秦风》中，另成一种格调。”（《诗经选》）陶侃如、冯沅君同样认为：“在慷慨悲歌的《秦风》中，忽有这么一篇优游闲暇，含蓄蕴藉的诗，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中国诗史》）那么，《蒹葭》之出现于《秦风》，究竟是何故呢？是纯属偶然，还是另藏玄机？现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该问题加以分析：
首先，从秦文学的范畴来看。
我们不能简单、笼统地以为秦文化就是秦族的文化。在界定文化时不应该以时间、空间、国别为标准，而是要以文化特征为其首要标准。因此，秦文化即带有鲜明秦文化特征的那些文化。秦文学也并不代表只是由秦人创作的文学，还应该包括秦国领域内的人民的创作，如果我们只把由秦地的秦人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定性为秦文学的话，那么公认的属于秦国文学作品的李斯之《谏逐客书》就得碍于作者李斯是楚国人而归于楚国文学了。
秦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败走”后“地至岐”，秦人方才真正拥有了当初周平王赐给秦襄公的“岐以西之地”。秦人在统治丰饶的周原的同时，也接管了在周原生活的周之遗民，《史记·秦本纪》记载：“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前面我们说过，所谓秦国文学，并非由秦地的秦族创作的才是秦国文学，而是在秦地的居民创作的，带有鲜明秦文化特征的就可以归入秦国文学的范畴。那么，那些被秦人接收的周之余民中，不乏造史作册的文人，这些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居民，也可能是诗歌的创作者。他们在秦人统治时期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自然应该纳入秦文学的范畴。故而，不能排除风格旖旎婉丽的《蒹葭》即是出自这归属于秦后的周之遗民之手的可能。
其次，从自然环境对秦文学的影响来看。
秦文公所收取的岐地是周人的故居，这里是关中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岐地因是周人旧居，故也称周原，位于今陕西省关中平原的西部，距西安市约200华里，北依岐山，南临渭河，西侧有汧河，东侧有漆水河。
当初古公亶父选择岐下邑居并不是盲目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这里水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据历史地理学家考察，周原自古以来就有丰富的水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周原遗址发现水井，说明当时人们的饮水主要取之于泉水和河水，据考察，这里古河流有渭河和汧河。古代的岐不像现在这样干旱，气候也要比现在暖和、湿润。当时岐地遍布河流溪涧，处处可见水泉湿地，渭水的支流纵横蜿蜒，千河和漆河分别由东西两侧缓缓流过。那时候的河谷不像现在的这样深，所以取水很方便，水源很充分。动植物资源也很丰富，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是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为《蒹葭》这样优美、朦胧的诗歌的产生创造了客观的自然条件。
最后，从秦对周的文化继承上来看。
《蒹葭》在艺术风格上具有完全不同于《秦风》中别的作品的特点，其情调也不符合于秦地民风和秦人性情，这除了上述两点原因而外，还与秦早期对周文化的继承和学习有关。一如林剑鸣所说：“秦国的文化能够突然达到这样高的水平，除了全盘接受西周先进的文化外，不可能做其他的解释。”秦人对周文化的态度是积极吸收的，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所表现，比如在文学上有《石鼓文》，其体制、句法对《诗经》“雅”、“颂”都有学习和模仿；在青铜器制作上，根据祝中熹的研究，秦器的习用纹饰就是持续了西周后期流行的纹饰，喜用窃曲、垂鳞、瓦垅、波带、重环、云雷等纹样。礼器的配置也如出一辙。正如邹衡所说：“起初，周人几乎是全盘接受了商人的青铜文化，到了后来，才逐渐发展起来具有一定秦人风格的青铜文化。”此外，在宗教观念上，秦人在保留自己多神的拜物教的同时，接受了周人“帝”的概念，形成富于自己特点的混合的宗教形式；在制度上，又是秦承周制；在社交生活上，秦人也以赋诗言志为能事，这在《左传》中就有相关记载，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晋公子重耳流亡至秦国时，秦穆公在宴重耳里便赋《六月》以答重耳所赋之《河水》，以尹吉甫来比重耳，甚是应景。
所以，周先进的文化不仅影响了秦的器物制度，还影响了秦的文学作品的写作手法以及语言表达方式。这也是《秦风》中出现《蒹葭》这样的诗歌的又一个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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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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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
6.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7.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
8.陈子展诗经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9.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