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供职于中国青年报，目前任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
曼德拉缺席，道义在场
世界杯来了。除了再一次证明足球的世界性凝聚力外，举办国南非独特的文明经验还高扬着人类社会的另一种凝聚力——道义。
6月11日的开幕式，或许营造了世界杯70年历史上最为独特的氛围，全场乃至电视转播屏幕前的全世界对一个人的期待，超出了对庆典本身的期待。所有人都在关切，他会不会出现在足球城球场。最终，由于家庭变故，他没能出席，但致辞和宣布开幕的国际足联主席和南非总统都一再提到他的名字。他的影像和声音出现在球场内，全场为之欢呼。
纳尔逊·曼德拉，这就是南非的道义资源所拥有的象征性符号，一个因为其道义感召力而成为世界偶像的人。
20年零4个月前，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结束了27年的囚禁，“在煦暖的正午阳光中”走出监狱。两天后，他正是在约翰内斯堡的这座球场上举行了出狱后的首次大型集会，现场有12万人高呼他的名字。随后，这个国家开始讲述一个革除种族隔离制度的伟大故事。
成功申办世界杯，是这个故事中华彩的一章。《体坛周报》一位记者用“一个国家的成人礼”来描述他在南非的感受：对于南非人来说，世界杯寄托的不仅仅是足球……如果说1994年的后种族隔离时代首次大选标志着新南非的呱呱坠地，那2010年的世界杯，正好是新南非的16岁成人礼，一如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一个国家举办世界杯，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一个国家有一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承认的道义“偶像”，同样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这种幸福首先来自苦难。把牢底坐穿，意味着一种道德勇气；反击种族隔离制度，意味着一种基于现代人类普世文明的道义担当。无休止的迫害和监禁赋予了曼德拉一种道德光辉。出狱后，他则以真诚的心灵和高度的政治智慧，确保了这种道德资源转化为良性的现实改革，而不是激化为仇恨和报复，也不是泛化为庸常的口号。
曼德拉首先兑现了他本人对他的人民的承诺。他发誓要用“宽恕”超越“复仇”，“宽恕能够解放内心，消除恐惧”是他在世人中流传最广的名言。曼德拉出狱后怀抱白人小孩的镜头，象征着这个国家种族和解的开始。他从监狱走出来，不仅终结了这个国家几十年的种族仇恨，同时，也开启了这个国家通往“道义”社会的大门。《体坛周报》就此评论：“这给了南非人重建一个和平、公正、民主社会的信心，而2010年6月11日，则意味着这个新生的国家已经走出了成长期的困惑，他们已经足够自信到邀请全世界来家里做客。”
在曼德拉的领导下，南非也兑现了这个国家对整个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承诺：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并逐步以至彻底地消除这种反人类的制度的恶劣影响。
1995年，新南非主办并最终赢得了橄榄球世界杯。曾采访过曼德拉的一位白人记者感慨道：“南非不仅赢得了世界杯，更重要的是全世界都希望我们赢。”15年后，南非主办更具影响力的足球世界杯，他们也许不会赢，但重要的是，全世界都乐见其举办这场盛会——尽管人们同时也会抱怨这里缓慢的建设工期、糟糕的治安、略显混乱的管理，以及其他种种明显的不足。
说到底，南非不是靠“硬件”赢得了这次机会，这个国家靠的是“软件”。
一个人，曼德拉；一种理念，种族和解与宽恕；一场文明实践，重建支离破碎的社会与国家——所有这些都证明了，道义所具有的全球感召力。
反躬自问，不由想起国内一位著名学者提出的观点：道德资源已成中国发展的瓶颈，在我们所有的缺失中间，最缺乏的其实是道义。“人们已经开始知道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性了，但千万别以为，所有的制约都来自自然资源的匮乏。如果缺乏道德资源的依托，在整整13亿个被市场化煽动起来的不受伦理约束的赤裸裸的欲望面前，任何丰富的自然资源都会被耗尽。”这位学者说。
正在上演的南非传奇印证了此点：道义问题并不是迂远的念头，而是现实的“软实力”。
欢迎胡适先生回家
今天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系庆日。作为中国建立最早（1910年3月31日）、声誉最隆的中文系，它的生日是值得好好过过的。其中非常好的一项，便是设立了“胡适人文讲座”。以胡适与北大及其中文系渊源之深，值得好好说上一句：胡先生，欢迎回家！
胡适未满而立即任北大教授，后以不惑壮年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系主任，再后更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如今，胡教授、胡院长、胡主任、胡校长来祝寿，中文系面子天大。
不过胡适的面子并不是好借的。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表示，开设“胡适人文讲座”计划已久，但多次向国外基金会寻求资金支持未果。此次借系庆契机，得系友捐赠，设想终成。陈教授的话务实，钱是要紧处。但还想追问一句：果真没有其他障碍吗？自1954年那场由最高领袖发动的百万知识分子对胡适政治、哲学、文学、历史、教育等领域的思想展开的大批判后，胡适一度成为一个危险的符号。即便时过境迁，他也还是“令人尴尬”的。所以，北大中文系请回胡适，纵然谈不上勇气，见识也算高。
如若系主任的话无隐晦，很值得我们高兴。因为这显露了时代的进步。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李济的儿子曾想用父亲的遗产设立“李济考古学奖学金”，但有领导发话：不能以一个1949年离开大陆的人的名义来设立奖学金。20世纪90年代，海内外上百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物理学家叶企孙建立铜像。叶曾是清华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在“文革”中受累于莫须有的“特务”罪名，遭到迫害，1987年他逝世10年后才得平反。即便平了反，为他塑像之事也“不无周折”，最终铜像只能安放在偏僻教学楼空荡荡的门厅里，而不是人们希望的那样，树立在校园中心区。
如今，胡适这般堂皇地回来，好！我们乐见北大的新气象，并且，我们可以谨慎地认为，这并非一所大学孤立的进步。去年10月，清华大学设立“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梅是清华校友、著名法学家，曾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审判日本战犯。但随着1949年后中国法学学科建制的巨变，他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渐成一个空洞的符号。如今“请出”梅汝璈，清华方面并不讳言：利用社会资源，设立冠名讲席教授，吸引世界一流学者任教，是国际一流大学行之有效的经验。但无论如何，清华能想起并开始尊崇这个曾被遮蔽和遗忘的大法官，着实显出眼光。
另一方面，不管是请回胡适还是请回梅汝璈，我们都衷心地期望，这些系、学院、大学请回的不止是面子、声望和利益，而更能请回胡适们代表的精神、气质和操守。百年庆典和历史名人，至少对于北大来说，是有不太令人满意的记忆的。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学生自发排演话剧《蔡元培》，但其间阻力重重，以至于此事成为一个“微妙而敏感的话题”。话剧最终得以上演，但有北大教师慨叹：“坐在办公楼礼堂，看学生演的话剧《蔡元培》。环望一下四周，该来看一看的人，大都没有来。”
在一个最应该纪念蔡元培的时刻，这所大学的主事者缺乏足够的勇气直面老校长，百年校庆也因此失色并留下遗憾，甚至是恶劣的影响。如今，至少是一个很应该纪念胡适的时刻，北大中文系的主事者拿出了足够的诚意和智慧，尝试与老系主任跨时空沟通。从这一点上说，百年系庆有了让人称道的潜质。
但仅仅是“潜质”而已。以胡适冠名的讲座，能在多大程度上承续他的人文情怀，传播他的自由理念，并参与塑造契合时代精神的中文系特质，尚需观察。
欢迎胡适先生回家。愿这是个好的开端。愿他能督促后人，清扫堂前屋后，归置家中物件，窗明几净，然后发奋办学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