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出生于河北省广宗县。1990年转业到山东省总工会。1988年获《人民日报》风华杂文征文三等奖，《山东青年报》《杂文选刊》和《文汇报》曾刊专辑介绍作品及简历。曾先后为省内外多家报纸主持杂文评论栏目。作品连续多年入选《上海杂文选》《中国最佳杂文》（辽宁版）《中国杂文精选》（长江版）《中国杂文年选》（花城版）等年度文集。出版杂文集《崎岖中国》（上、下）。现供职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薛宝钗的“主旋律”
荣国府的大小姐、贾政的大女儿贾元春，被当今皇上“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这件事情放在今天，属于什么性质？如今的一些贪官，大都拥有“情妇”或“二奶”，有的还不止一个，如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就拥有情妇11名，只因无法雨露均沾，11名情妇集体“造反”，终将庞扳倒。
（2007年9月7日《南方日报》）贪官的情妇是隐蔽的、有限的，而皇帝的嫔妃则是公开的、众多的。因此，这个贾元春，在后宫三千粉黛中，大约只相当于皇帝老儿的“N奶”而已。即使如此，贾政一家已经是五体投地、感激涕零了。这个没出息的贾政跪在女儿面前含泪奏道：“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一家子忽然都变成了鸟纲动物，仍然倍感荣幸：
“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只是贾元春回家探亲这么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也是“今上启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卷十八），由此可见，荣国府对元春归省该有多么重视了。
就为了元春归省这样一个探亲仪式，贾府大兴土木、大肆铺张、无边糜费、无尽奢华，打造了“大观园”这样一个精品工程。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工程是典型的“献礼工程”“面子工程”“腐败工程”。这个耗费巨资、奢侈豪华的工程，只为了元春仅仅不到一天的省亲与视察。而这个“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赫赫扬扬，已近百代”的贵族府第，竟然在其崩溃之前，又上演了一幕过眼云烟、瞬间豪华，以致于元妃本人不止一次地叹道：“太奢华过费了。”并强调指出，今后“不可如此奢华糜费”。而荣国府这个崩溃前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式的短暂繁荣，就是薛宝钗等人在诗中着力赞颂的“盛世”。
大观园启用之日，正是贾元春省亲之时。在一系列省亲仪程之余，贾元春临时召开了一个以大观园题咏为主题的赛诗会。在这个诗会上，虽然元妃娘娘自谦“我素乏捷才，且不长于吟咏……今夜聊以塞责，不负斯景而已”。毕竟身份所系，于是，抛玉引砖，先题一绝云：
衔山抱水建来精，多少工夫筑始成。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锡“大观”名。在最高领导或其身边人员莅临的任何场合，极力营造欢乐祥和的盛世氛围，似乎是亘古不移的习惯动作。贾皇妃所主持的诗会更是如此。且说这大观园题咏，本为“应制体”所限，且为“颂圣诗”所拘，所以，参加诗会的所有成员都必须突出“主旋律”。不知是为贾妃的谦虚所感动，还是为创作体裁所束缚，排在前面的，迎春、探春、惜春、李纨诸人的作品，应当说，都相当地不理想，不论“旷性怡情”，或者“万象争辉”，还是“文章造化”诸题，或绝或律，均只局限于“名园”“楼台”“山水”“景物”之类的老生常谈。排在后面的，无论是林黛玉的“世外桃源”还是她为宝玉捉刀的“杏帘在望”，就诗而论，自然比前面诸作高出一筹，且宝玉还因“杏帘在望”一首而得到贵妃娘娘的格外嘉许。然则，黛玉的这两首，虽然也提到了“盛世”与“宫车”，也有“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这种礼节性地赞誉，但其赞颂的重点，却放在了自然山水与世外仙境。应当说，宝玉的三首，“有凤来仪”“蘅芷清芬”“怡红快绿”，写的不错，但其存在的问题与前面诸首，犯了同样的错误，这错误却是本质性的，那就是没有“讲政治”。好在同胞姐弟，并无大碍。
在诗会活动中，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薛宝钗小姐，她的高度“政治意识”及其高扬的“主旋律”，为此次诗会增色不少。也许这与宝钗小姐的经历有些关系。首先，她出身于“皇商”家庭，不仅受到专门的正统教育，而且对利益算计同样精通；其次，她此次随母进京，原本是为皇宫备选，以冀“充为才人赞善之职”。从其出身到追求，都与“皇”字有关。而此次与皇妃近距离接触，皇妃的尊崇、高贵、显达，她不免心生艳羡之情，“虽不能至亦心向往之”。正因如此，即使在这虽然规模不大但“规格”甚高的诗会上，她就会轻车熟路地高举起“主旋律”的创作旗帜。
请看宝钗小姐的这首“凝晖钟瑞”。她不惜堆砌歌功颂德的奢华辞藻，刻意粉饰庄严隆重的省亲氛围，既表现了对皇室贵族的诚惶诚恐，也流露出对皇室生活的向往之情。首联称，大观园建在帝城之西，直接受到皇上神奇光辉的笼罩（芳园筑向帝城西，华日祥云笼罩奇）。颔联说，喜庆黄莺从幽谷飞到高柳之上，以喻元妃出闺阁进封贵妃；时刻等待凤凰飞到竹林中来，喻指元妃回贾府省亲（高柳喜迁莺出谷，修篁时待凤来仪）。颈联谓，从贵妃游赏之夕，朝廷的文风便大为昌明；自元春归省之时，封建的孝道应更加隆盛（文风已著宸游夕，孝化应隆归省时）。尾联则以极为谦恭的口吻称颂元妃的诗才，说什么瞻仰了娘娘的非凡才华，我自惭形秽，怎敢再题咏呢（睿藻仙才瞻仰处，自惭何敢再为辞）？
如果将这个诗会看作一个由高层领导主持的文化沙龙的话，那么，聚集在这个“沙龙”中的文化人，充斥着相当一批“马屁精”，而在这些“马屁精”中，水平存在差距，档次也有不同，但尤以宝姑娘的拍术独到、拍技最高。一首短诗，五言八句，不仅歌颂了皇上，讨好了贵妃，而且传播了圣道，弘扬了皇风，甚至最后又自轻自贱，直接奉承元妃的这首劣诗。在这次诗会活动中，只有她这篇作品，才真正体现了此次诗会的舆论氛围，才真正体现了当时社会的“主旋律”。至于薛姑娘来京路上，她哥哥如何打死冯公子冯渊，如何抢走了可怜的小英莲，贾雨村对其兄的罪责如何徇私枉法，都不可能出现在她的字里行间。也许“主旋律”对她的要求就是这样的，永远是皇上圣明，永远是政治清明，至于社会如何黑暗，百姓如何痛苦，她是永远不会形诸笔墨的。
皇家是不会亏待忠诚于他的臣民的。尽管黛玉的诗写的好（她为宝玉写的“杏帘在望”，被贵妃娘娘评为“四首之冠”），但由于她只注重了艺术标准，而没有同样注重政治标准，即没有很好地体现“颂圣”之旨，没有很好地体现“主旋律”，在此后的种种待遇方面，就与宝钗拉开了显著的距离。比如，大观园分配住房，宝钗的“蘅芜院”，“五间清厦连着卷蓬”，而林黛玉的“潇湘馆”，却只有“小小三间房舍，两明一暗”（卷十七）。如以今天的房价来计算，这亏岂不吃大了！如果说分配住房，尚有个人选择的因素，那么，元妃赏赐的端午礼品，显然体现了娘娘的本意。该书卷二十八，袭人为宝玉领回贵妃赐的“上等宫扇两柄，红麝香珠二串，凤尾罗二端，芙蓉簟一领”，并告诉宝玉：“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单有扇子同数珠儿，别的都没有。”开始宝玉还以为弄错了，想想皇家的事体，怎么可能出错。
武松维权的“非理性”
在《水浒传》前三十回，武松有两次维权行动，一次是在景阳岗打虎，一次是斗杀西门庆。北宋末年，似乎老虎还不是“濒危野生动物”，就《水浒传》所记，山东到处都有老虎出没，在沂岭（沂水）和登州（蓬莱），李逵、解珍都曾遭遇老虎。为避免成了老虎的免费晚餐，武松竟然徒手打死一只吊睛白额大虫。老虎吃人，原为生存，把它赶跑就是了，武松下手忒重了，有点“防卫过当”之嫌。
在处理其兄武大郎被害一案上，武松的维权行动倒是真有点“非理性”。因为王婆的“拉皮条”，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奸情败露后，潘金莲用砒霜毒死亲夫，为掩人耳目，又焚尸灭迹。武松为给其兄报仇雪恨，他宰了潘金莲，杀了西门庆，并割下二人项上人头，为其兄祭献。为此，武松自己落了个脊杖四十，刺配孟州的结局。这个判决并不重，主要是东平府与阳谷县法下留情。但就武松而言，其兄被害，他的维权行动自有其合理性，但最终闹出数条人命，自己也身陷囹圄，原因何在呢？在维权活动中，由于武松同志严重缺乏法律意识，没有通过正当法律程序，而是逞凶斗狠，顿起杀机，以致如此。
看小说，听评书，人们记住的往往是这类刺激、热闹的场面，其实，即使在小说中，这也有一个情节十分曲折的过程。武松并非一介莽汉，而是一个粗中有细的英雄。他从东京出差返回阳谷，即从种种迹象察觉到其兄之死的诸多疑点，于是即不事声张地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细致的查访活动。他走访了直接火化其兄遗体的当事人何九叔，并拿到了武大郎的遗骨与西门庆的贿银，从而得到了其兄被人谋害的人证与物证；他调查了共同参与武大郎现场捉奸的卖梨小贩乔郓哥，从而得到了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的直接人证。对于这起既有证人，又有证物，案情简单的案子，武松作为阳谷县的都头，他并非不知朝廷的法度，即使义愤填膺，即使铁证如山，他仍然强压怒火而没有任何极端行为，反而按照当时的“正当程序”将状子递到县衙，从而完成了正式的起诉程序。也就是说，直到他拿到本案的确凿证据之时，他始终对于大宋帝国的法律与执法机关寄予了充分的信任与希望。
岂知阳谷县令与一干县吏却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早已被西门庆塞了个脑满肠肥，腰包鼓鼓，正因如此，这些贪官污吏对于武松的诉状，竟然百般刁难，不予立案，要么以“捉奸见双，捉贼见赃，杀人见伤”的鬼话来搪塞，要么搬出孟子的“经目之事，犹恐未真；背后之言，岂能全信”来推托，反而指责武松“不省的法度”。古来的中国百姓都是习惯作顺民的，长期的生活历炼，使他们形成了“清官情结”，摊着个清官，即是一方百姓暂时的福缘；摊着个昏官，则是一方百姓九世的灾孽。他们不懂民主政治，他们也不懂制度决定，以致于在清末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即使明知冤狱重重，“江南无日月”，也仍然十分虔诚地相信“神州有青天”。武松兄长被人谋害，人证物证俱全，官府枉法不肯受理，社会效应如何呢？当听说武松“告状不准”，在当时的阳谷县，且不说西门庆是如何的弹冠相庆，武松又是如何的英雄气短，就是潘金莲与王婆这样的“破鞋”与“皮条客”都暗自庆幸。
在一个恶棍当道，百姓吞声的社会中，在其背后一定体现为蛇鼠一窝，官黑一体，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什么“正当程序”可走，此时此际，摆在武松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忍辱含垢，要么铤而走险。武松毕竟是武松，他选择了后者。如果有人指责武松维权行动的“非理性”，这也只能是他走投无路，被迫无奈的选择。即使如此，武松仍然没有丧失最后一丝冀望国法公正的信赖与敬畏，在他杀了潘金莲、西门庆，并取了王婆的口供之后，仍然义无反顾地到衙门自首，甘心情愿接受帝国法律的惩罚，以实现人格的自我救赎。但当他刺配孟州以后，沿途所见，黑恶横行，贪腐遍地，他对社会的希望终于变成失望与绝望，于是才有了后来的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落草二龙山，并最终到梁山造反的故事。施耐庵的写作，是有着深刻的社会逻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