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名白景森，1962年出生于宁夏，祖籍陕西省绥德县人。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有小说、散文、杂文等作品散见于各类文学报刊，多篇作品被收录或获奖。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宁夏杂文学会执行副秘书长。现供职于银川晚报社。
痒痒肉
痒痒肉是宁夏人的称谓，就像说腱子肉、肋条肉一样，大家一点儿都不会觉得生疏。我们很多人身上都有痒痒肉，大多都在胳肢窝、肋骨处、脚心处，有些人还更多一些，耳根、脖子，挠一下甚至轻轻碰一下，他们就会痒痒起来甚至神经起来。
如此来看，痒痒肉显然是一块敏感的肉了。但也很明显，痒痒肉长出来不是专供人们挠的。一般情况下，挠一下痒痒肉，不会给人们带来痛苦，最不适应的人的表现也不过是不快而已。有些人还相反，挠一下舒服一下，挠两下就会乐不可支。有一句“隔靴搔痒”的成语，它讲的痒不完全是痒痒肉的痒，多半应该是皮肤发痒的痒，简称为皮痒。很多人在很多情况下，都容易皮痒。有一些老百姓还习惯说那些已经被揪出来的贪官是皮痒痒，他们认为，放着那样舒坦的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不好好过，偏要不满足偏要寻不自在，然后被政府“收拾”了，那不是皮痒痒是什么？特别是程维高，官至省级，整天不思谋如何发展地方经济，如何为一方百姓造福，或者你即便懒得思谋这些，也不应该为几个小人物而“孜孜不倦”，使得他们身陷囹圄，人不成人，家不成家。所以，老程是典型的皮痒痒，是皮痒痒的“典范”和“楷模”。
当然了，对于老程的作为，照老百姓的话说，政府是不会不管的。结果，老程丢掉了官位，晚节不保，回家抱孙子去了。老程的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按说已经尘埃落定，但是近来人们却又开始吵吵起来，虽然声音不大，却仍然令人深思。譬如有这样的声音，说老程虽然丢了官位，其实那时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即便政府不“收拾”他，他也该回家抱孙子了。而且，老程基本没有损失什么，虽然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公职，但待遇也还是副省级的。副省级的待遇是怎么样的待遇，一般老百姓是想象不出来的，但不愁吃不愁穿，恐怕是最基本的吧。一个人民“公仆”非但不造福于人民，还把人民祸害至监狱里，从此改变了这个人乃至一家人的一生，还能够舒坦能够含饴弄孙，老百姓当然会以为，老程也好老张老魏老什么的也好，即便皮痒痒到发疯到抠腔子的地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回家么？喊叫“我想有个家”的人多了去了；不就是抱孙子么？老到什么也抱不动或者抱了也白抱的时候，不抱孙子抱什么？
我们常说，要向前看；还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一定意义上讲，这些话都是没错的。但是，当正义还没有被完全抻直，还在弯着腰躬着背，或者，邪恶还在摇着蒲扇，嚼着口香糖狞笑，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视而不见，怎么能够唱着“向前进向前进”一味地向前？历史是镜子，我们应该擦亮它，照着我们前行的路。
一个人的面对
日月如梭，水流云在，一生之中，我们要面对许多。譬如荣与耻，贵与贱，富与贫，乃至生与死。但溪之赴河，河之赴江，江之赴海，却是不变的恒律，不会因为我们行为与思想的改变而改变。曾经有人说，我们是自己的时间，我们是自己的指南。环顾人间，漫渡洪荒，其实不然。
1934年，瞿秋白面对死亡，面对敌人的屠刀，一脸从容，周身若然。他想到的是什么？是家乡的豆腐。他写道：“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章诒和先生说，那是一种白净的思想。还有五四时期的谭，知道敌人已经开始围捕，一旦入狱，并非生死未卜，而是注定死亡，但他没有选择逃离，依然淡定若素，赳赳之气由是观之。
这是中国大知识分子的大精神。但是先辈们留下的足迹，却被岁月的尘埃弥漫得朦朦胧胧。未庄的阿Q，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是：我们先前也是很有钱的！不幸的是，鲁迅的讽刺恰好指向了我们身边的，其实已经有辱知识分子称谓的许多人。在我看来，更为不幸的是，这些人又再次成为我们的先辈。譬如黄苗子，譬如冯亦代。而他们的曝光，不过是因为章诒和先生的知情和无情，因为先生的愤怒和良知。犬儒主义的盛行与崇尚，没有因为进步和文明的盛行与崇尚而命若细丝。因为犬儒主义者从来就没有在我们视野中消失，从来就没有成为被排斥被挤对的对象，他们因为犬儒而常常出人意料地优雅甚乃伟岸。这并不会因为我们的意志而改变。当然，我们也并不能因此就说这是个犬儒的时代。但至少，这个时代是需要犬儒的。
然而，我们却失去的太多。王船山痛言：“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矣！”所谓“衣冠”，实指文明矣。也就是说，在王船山看来，失去文物也许尚不足以挂齿，但若将“衣冠”也一并痛失，则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千古之恨，成为民族永远背负的耻辱。这并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当黄苗子等此类冠以文化前辈的人，屈躬于权势的淫威，义无反顾地干着蝇苟之事，把出卖朋友出卖正义出卖人格，作为保全自己苟且人生的资本，更为痛心的是，当世事翻覆，天变云移之时，依然没有反躬自省，仿佛曾经发生过的事与自己毫无关系，也好像那本来就是应该如此，我们还能够有多么大的毅力去潜心问学，还能够有什么样的心态去崇尚文化。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与高贵精神，被黄苗子这样的前辈们，很响亮地扇了一记耳光。好像在此时此刻，我才忽然间顿悟了余虹的坠楼自殉。那个写下了《有一种爱我们非常陌生》的学者，在事业正值巅峰时期，英华丰茂之时，何以选择了那条不归之路？他的好友崔百思不得其解，找不到合适的答案。其实，黄苗子们已经把答案端了出来。
也是在前不久，不止一个人对李辉把文怀沙几乎扒光的行为不置可否或者心有戚戚，因为毕竟一切都是“过去时”，都有着历史的疤痕，崇尚宽容的民族何以对一个老者如此苛刻且求全。非也！因为那不是一个人的事！我相信当李辉面对文老的时候，想到的绝不是文老的“这个人”，而应该是文老的“这一代人”，是他们经历过的且成为我们的陌生的那一段历史。我们在痛斥制度之恶的时候，是不是为了或者已经宽容了自己的恶？李陀说，人怎么知道自己“活”着？那是因为他活在记忆里。历史是我们的记忆。所以应该成为记忆，是因为我们可以论史而知人，是因为历史指引着我们前行的路。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很多时候，一个人的面对，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面对，一段历史的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