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异常艰苦的时期。当时，曾一度成为中国唯一的陆路国际交通大动脉的滇缅公路被日军截断后，大量援华军用物资只能由美军飞虎队通过“驼峰航线”输送，3300多名勇士为此牺牲了他们年轻的生命，600多架美军飞机不幸失事，1579名空中勇士魂撒蓝天。怒江前线战事不断，但梅国桢带护士们到前线救护时，亲眼看到，守卫怒江的官兵们平时就睡在江边的草窝里，并听说他们时常没水喝、没饭吃，有很长时间连饭都吃不饱。有限的粮食一运到就拼命抢吃，结果有一夜，医疗队为吃得过饱的士兵进行急救，但20多名士兵还是丧了命。医疗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巡回医疗结束后，为补充粮食、药品、车辆等问题，梅国桢搭乘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便机来到重庆，与上司大吵了一通后，给六队的粮食才算拨了下来。
1943年秋，是滇西战场反攻的前夕，也是梅国桢生命中一个新的重要时期：他与护士王淑真结成了夫妻。在医疗队的4年中，默默无闻、工作勤勉的王淑真刚开始并不被梅国桢所注意。但在江西赣县，她在运动会上一举夺得了四个第一，梅国桢开始对她刮目相看了。尤其在滇缅救护时期，王淑真每次都勇敢地抢任务，别人不敢上前线，她却二话不说、背起救护药箱、扛起担架就随梅医生一起上前线，一人能当几个人用，逐渐引起了梅国桢的关注。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她曾从被炸起火的医院废墟中，一次次奋不顾身抢救伤兵的背影；在枪林弹雨中，她曾一天为100多人换药疗伤，最让他终生难忘的是，她将梅医生从炮弹的爆炸声中一把将他拽出来的那一时刻。梅国桢从那时起，把她当作了他的好帮手和队里的骨干，并越发觉得，她比他所熟识的一切中外护士都好，遂暗暗对她产生了感情。但在炮火硝烟的前线，救护工作艰苦到了极点，时刻会有生命危险，感情等一切问题全都被抛在了脑后。来到保山，工作、生活稍微平定下来，两人有一次在空闲时拉起了家常。梅国桢告诉王淑真，自己为赴国难，与美籍前妻被迫离婚，美国法院将他的两个儿子都判归史维美的事，王淑真非常感动和同情，对梅医生亦有了敬慕之情。10月21日这天，两人一起从保山来到云南驿结了婚。小住几天后，又双双回到保山投入工作。
也正是这个时候，第一期入缅作战时退入印度的中国远征军，由美军训练并配备大批美式装备，兵员素质和士气有很大提高，兵力达2个军，已准备反攻缅甸。为重新控制并利用滇缅公路这条战争生命线，中国驻印远征军6个师和英、印军队于1943年10月下旬联合发起了对缅北日军的反攻，初获战果。中国第二期远征军在司令长官卫立煌将军统帅下，宋希濂等部由滇西进击，强渡怒江，翻越高黎贡山，发起了以战况惨烈而震惊世界的松山战役，攻克日军设防坚固、盘踞达两年之久的腾冲、龙陵，于1944年8月攻占缅北重镇密支那，重新打通了滇缅大动脉。
滇西和缅北大反攻开始，滇西抗战胜利在即，而此时的梅国桢，却因精通英语的医生身份，被驻昆明的英国领事馆招募，拿到了赴南洋参加战地医疗服务的签证。他将夫人王淑真及其刚一岁多点儿的大女儿运滇母女俩留在了保山后，远赴英属北婆罗洲——即现在的加里曼丹岛参加抗战救护，直至抗战胜利。
战争摧毁了一切，毁灭了梅国桢的医学事业、原有的四口之家的幸福生活，但战争的残暴性，也让梅国桢擦亮了眼睛，将他的视线移向这个满目疮痍的祖国。于是，他从姨母一贯给他灌输的“做好医生的事比什么都强，政治是肮脏的，决不要参与政治”的教诲下坚定地走了出来，走向了为祖国命运而战的道路，成为激流勇进、不苟且性命于乱世的人。
梅之韵胜、梅之高格，尽在于此。
创作此文时得到了梅运丽教授的大力协助并提供老照片，在此谨表衷心谢意。
《黄河文学》2006年第2期
1976——祭台前的回忆
政治的1976年代、黑色的7月28日——被列为20世纪10次破坏性最大的地震灾害之首的唐山大地震，犹如400枚广岛原子弹在华北的一个工业重镇猛烈爆炸，带给100多万人的是瞬间的灭顶之灾。被夷为平地的巨大废墟上，覆埋、挤压、吊挂、抛散着24万余具尸体，残喘着16.4万余名亟待拯救的重伤员；轻伤者，则无数。
仲夏高温，各处未及处理、深埋的尸体周围、垃圾场所，肉滚滚的白蛆和绿荧荧的大头苍蝇，以超常规的速度急剧繁殖，每平方米粪便上，苍蝇密度平均达400~500只，而每平方米垃圾堆上，平均每小时孳生蝇蛆3.4万只。震后三四天，肠炎、痢疾患者大量出现，一周左右达到高峰。曾号称北方明珠的唐山重镇，即将成为次生灾变大爆发下的瘟疫之城、灭绝之城。
中国向全世界声明“自力更生”、不要外援。10多万以最快速度到达的救灾部队空凭两手日夜抢险、清尸。国务院电通各省紧急援助，宁夏医疗防疫大队被要求第二批到达唐山。
一架专机被紧急调遣，停在了贺兰山军用机场的跑道上。前来为防疫大队送行的人群中，有自治区“革委会”的头头脑脑。
陈静波面对几日内从各医院紧急抽调组建的宁夏医疗防疫大队5个分队的队员，用一口浓重的老陕腔，点将统兵、做简短而催人进发的战前动员令后，率队乘飞机直奔目的地，麾下的67名队员个个像慷慨赴沙场的战士，其中有我——向医院领导请战后“加塞儿”跟队伍紧急出发的一名小护士。
同机运去的，是食品公司连夜装运的面包、大蒜、压缩饼干、咸菜和赶制出来的成袋炒面，医药公司支援灾区的防治痢疾、肠炎等药物和各种急救、消杀药品。
当晚10点多，飞机辗转北京到达唐山黑乎乎的“机场”，我们一出机舱，感到阵阵浓烈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负责安排宁夏医疗队的四十军军官沉痛地说，这是腐尸味，整个唐山都弥漫着这种气味。
陈大队长与队员们宁夏医疗防疫大队的驻地，是一个未完全震塌的郊区小学校。第一夜，队员们因兴奋、紧张、余震不断、蚊虫骚扰不停而难以入睡。陈静波大队长的帐篷里，忽明忽暗的马灯灯光，也亮了很久，映照着围坐一起开会的队委会成员的身影……
第二天清晨，队员们兵分三路出发——一路去抢救伤员；一路协助部队清理尸体；另一路做消毒防疫。孔繁元队长大概看我太年轻，让我到离我们帐篷几米远的临时医院里，为伤者做治疗。给一位女患者做静脉推注治疗时很让我为难，我问什么她都不回答，我的安慰她也像没听见似的，两眼只死死地盯着帐篷顶，让我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该吃中饭时，身背红十字药箱的队员们一身倦惫地回来了，其中有陈大队长，他一屁股坐在青砖花池的台子上，喘着粗气，急切地掏出一把黄豆，塞进干裂的嘴里，嘎嘣嘎嘣地嚼了起来。他的白背心上有一圈圈泛黄的汗渍印。我悄声问旁边的吴玉霞：“他干吗吃黄豆？马上要‘吃饭’了。”她说：“听说他有糖尿病。他老伴在他走之前，炒了一袋子黄豆给他带上吃。”
队员们的第一顿中餐，是面包就咸菜、外加硬性规定必须吃的一头大蒜。以后较长一段时间，每顿饭都如此，即使是发霉的面包，掰去霉斑后照吃不误，也没别的吃的。
没过两天，我们开始身背药箱，走“街”串“巷”进防震棚，给灾民注射伤寒、乙脑、霍乱疫苗，分发治痢疾等防治肠道传染病的药品，一切都是免费；身背几十斤重的手压式喷雾器，挨家入户喷洒消毒，凡食堂、垃圾堆、厕所、腐败物、坟场等无一遗漏；采“胖娃娃菜”熬汤加药后喝，以防腹泻。烈日当头曝晒，脚下可见未及深埋的死人肢体，没有水喝，也不敢随便喝水，就这么一桶桶地背、一处处地喷。两鬓已斑白的陈大队长，既是指挥员，更是战斗员，跟小伙子们背着一样重的喷雾桶、到处喷洒消毒，一样的汗流浃背、缺吃没喝，但他比别人多了一样——他有糖尿病。
来自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的医疗、防疫队有283个，医护人员2万多名，分散在震后唐山巨大的废墟上执行医疗救护和防疫重任。50多岁的陈静波大队长创下了全国医疗防疫队的“唯一”——唯一一名以卫生厅厅长身份带队的大队长。也因此，一个月后，他坐在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唐山丰南地震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的主席台上；我，则坐在台下第19排。
“震生”“宁生”及赛诗会
8月上旬的一个夜晚，睡梦中的队员们突然被惊醒，这次不是因为余震，而是被喧天的锣鼓声和充满激情的“地大震，人大干”“热烈庆祝唐山电厂发电”等等口号声和报喜声给吵醒的。这晚，每个人都兴奋得睡不着了。
我在1976年8月16日这天的日记里，记录了那个难忘日子里频传的喜讯：开滦马家沟胜利出煤、唐山陡河电厂发电、钢厂出钢以及交通、邮电、商店、学校陆续恢复正常等等。失去了24万鲜活的生命、向全国11个省市输送了10万余名伤员的唐山，才半个多月，就从毁灭性的打击中喘过气来，真是不敢想象啊！第二天下午，我们分队举行“赛诗会”，并和营口防疫大队开展联欢活动，我朗诵了头晚趴在地铺上草就的“工人阶级一双手”的激情诗，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大概就在那几天，我们队的妇产科医生周菲秋为一名产妇接生，是对双胞胎儿，大家高兴得不得了，七嘴八舌地给这对双胞胎起名字，最终取名为“震生”和“宁生”，寓意在唐山地震这场大灾难中、由宁夏医疗防疫大队接生的孩子。
这一对震后降生的幸运儿后来不知怎样了？他们与唐山“7.28”灾难纪念日同岁——整30岁——应该是而立之年了。
《黄河文学》2006年第6期
解读ICU
（报告文学）
我打破大地，坚硬的煤层，岩石和海底，我深入到里面去，研究了很久，于是我带来了这样一个消息：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有实质的……
——〔美〕惠特曼
ICU病房里，最显眼的，是生命体征监视仪的黑色荧屏上、那个红色的“心”型标记，它一刻不停、醒目地闪烁着、跳动着。只要生命尚存一息，它就会一直不停地闪烁、闪烁……
“那神圣的笑容引诱我的眼睛。”
这里是一个由精良的仪器装备起来的世界。各种进口仪器24小时不知疲倦地提示着生命体征的信息；病床左侧的呼吸监护仪、那蓝绿黑红四色工作面板上，各种参数显示着肺的作功能力。红色面板区，一道像水浪般高低起伏的黄线，随时报告着氧气的用量和压力；横贯两头的治疗带，是中央供氧和负压吸引系统。正在工作的氧气湿化瓶里，急促地翻腾着大雨点般的气泡，百分之百的纯氧经过湿化后，由呼吸机很卖力地输入到患者那极度缺氧的体内……
这个现代化的病房，大可与国内先进医院的ICU相比拟。它的固定资产已达到350余万元。绝大部分设备远涉重洋，从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购进。全国仅有3台、每台价值60余万元的PB840型呼吸机，就有一台在这里。
这些精密仪器设备，宛如医生护士的大脑、视听功能和双手，将它们延伸和加强到了每一张病床。
在人们的感知中，设备越先进，装备越精良，人的体力和时间的付出就越小。尤其是在一个只有10张床位的病房。
于是，就有话传来：“ICU那么多的高精尖仪器，医生护士成天都是“那神圣的笑容引诱我的眼睛。”摄于2003年1月。
坐着干活呢。”就有被谢绝在病房外的家属们不满地撇着嘴说：“他们成天锁着门，谁知道干啥呢？都在睡大觉吧？”
于是，ICU的奖金是不能与全院那几个最忙的科室攀比的。
当然，那都是往事。
提起往事，曹相原主任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道：“当初筹建ICU时，每走一步，真是太难了……我工作了20年，从没得罪过谁。就为一个ICU，却快把人得罪光了。”
她说完这番话，笑了。面似玉镜，目光如水，静静地看着你。
可就这种爱说爱笑的人，为了ICU，却不知哭过多少回。
拓荒者之一大优点：在艰难困苦中百折不挠20世纪90年代初。
春绿原野。创建ICU的事，开始提到医院发展建设的议事日程上。
“那时，啥叫‘ICU’？啥叫‘危重病医学’？我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医院派我们几人去北京协和医院、北京人民医院学习了几个月，我拍了十几张照片。回来后，立马就干了起来。给我的筹备时间是很紧的……
“ICU病房设置什么样？我见过，却没搞过。施工单位更不知怎么装修才叫合乎标准。”
离计划开科的日子不远了。
一天，曹相原将自己精心构思几天的施工设计草图交给了施工队队长。
队长将图正反颠倒看了半天，抬起头疑惑地问：“你这画的是什么？”
曹相原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这不是写着吗，ICU病房的构造图啊？”队长咧着大嘴乐了：“这也叫图纸？”“我在北京两家医院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问题是……”曹相原打断了队长的话，“说老实话，我也是“蛤蟆跳井——扑通（不懂）。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工程设计、土木建筑、电路安装，就靠脑子里记忆的那点零散印象，拼凑出了这幅草图。这么着吧，我边给你们讲，你们边施工，实在不明白了，我还有北京医院的照片，再对照着干，怎么样？”队长想了想，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点头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