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父母的权利，儿女的义务
既然父母把儿女养育成人，那么，儿女理应赡养.、孝敬、服从和尊重父母，这是顺理成章的、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并非所有的儿女都能做到孝敬父母，忤逆父母、辱骂父母的事还是时有发生。伊斯兰教特别强调“孝”，把孝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来看待，这与中国传统的孝道有许多相似之处。不过，伊斯兰教强调的孝具有宗教性，而儒家强调的孝具有政治性。《古兰经》和圣训都谆谆教导人们要孝敬父母。《古兰经》反复强调说：“我曾命人孝敬父母——他母亲弱上加弱地怀着他，他的断乳，是在两年之中——[我说]：‘你应当感谢我和你的父母。”’“我曾命人孝敬父母；他的母亲，辛苦地怀他，辛苦地生他，他受胎和断乳的时期，共计三十个月。当他达到壮年，再达到四十岁的时候，他说：‘我的主啊！求你启示我，使我感谢你所施与我和我的父母的恩惠，并行你所喜悦的善事。求你为我改善我的后裔。”’在这段经文里，阐明了孝敬父母的重要性，特别指出对母亲的孝敬更为重要，因为母亲经历了妊娠、分娩、哺乳和教育、培养等一系列的艰难困苦。阿拉伯有句谚语：“母亲就是学校。”可见，母亲在家庭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联系到“天堂就在母亲的脚下”这句着名的圣训，那就可想而知，伊斯兰教对母亲的功劳和作用是更为重视的因此，当父母年迈力衰时，就更加需要子女对他们的关心和照料。做子女的要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关心父母，物质资料是维持人们生活的必要条件，绝对不允许克扣，精神上的需要是人们的一种高层次的需求，更应加以满足，以便使父母心情舒畅，精神愉快。
《古兰经》昭示道：“你的主曾下令说：你们应当只崇拜他，应当孝敬父母。如果他们中的一人或者两人在你的堂上达到老迈，那么，你不要对他俩说：‘呸！’不要呵斥他俩，你应当对他俩说有礼貌的话。”
圣训中对孝也有诸多论述，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把孝置于圣战之上。据说当年有一位穆斯林自告奋勇，来到穆罕默德面前请求参加圣战，穆罕默德问他有无父母，当他回答说有时，穆罕默德便说：“倘若是这样，你就应该很好地服侍你的双亲。”虽然当时的战争事关穆斯林社会的兴亡，然而在伊斯兰教法看来，孝敬父母更为重要。在伊斯兰教看来，如果一个人不孝敬父母，即使有再大的功德，仍将要受到惩罚。
伊斯兰教强调的孝为“奉亲于无过之地，便不堕于违逆之中，脱离还报之苦。更享无男之福。拜末五次祈求，施济贫难，意归祖者，此归至也”。所谓无过，即敬奉父母在信仰上、思想上无过，在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上无过。伊斯兰教法要求做儿女的孝敬父母，绝不是要求儿女绝对地毫无原则地服从父母，如果父母做了违背宗教律例的事，做儿女的就不能服从他们，而应该提醒他们，劝导他俩进行悔改以免遭到惩罚，但是，切勿因此而对他们粗暴无理，即不准辱骂或遗弃他们。即使父母是多神教徒或者是不信教者，教法也不允许儿女不孝敬他们。不得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歧视他们，这是伊斯兰教法在对待父母的教诲上，最令人敬服之处。甚至父母对偶像崇拜十分虔诚，而且还想设法迷惑信奉伊斯兰教的儿女，妄图改变他们的信仰，对待这样的父母，也不可以虐待。《古兰经》教导道：“如果他俩勒令你以你所不知道的东西配我，那么，你要服从他俩，在今世，你应当依礼义而侍奉他俩，你应当遵守归依我者的道路；惟我是你们的归宿，我要把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这里告诉穆斯林，可以不服从“以物配主”的父母，因为在伊斯兰教看来，任何罪恶都没有以物配主的罪恶大，但《古兰经》仍命令穆斯林依礼同这种多神崇拜的父母相处，奉养他们，只是从信仰上划清界限罢了。在这里，充分体现了伊斯兰教的宽容性和人道主义精神。
三、近现代婚姻、家庭伦理的演变、影响及作用
(一)近现代婚姻、家庭伦理演变的原因
1.西方婚姻、家庭伦理的影响。
20世纪中叶，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婚姻、家庭伦理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在妇女的离婚权、继承权、儿童监护权等方面就有所表现，同时，对一夫多妻也作了限制，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明显得到提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西方婚姻、家庭伦理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16世纪以后，伊斯兰世界各封建帝国趋于衰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一些地区有所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开始出现一些深刻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加深了这些国家封建制度的危机。奥斯曼帝国极端虚弱的军事专制政体和腐败透顶的封建官僚制度，为欧洲列强的人侵打开了方便之门。特别是19世纪以来，由于对外战争的不断失败，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主要部分的西亚、北非、南亚和东南亚，相继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随着欧洲殖民制度的建立和巩固，特别是在伊斯兰国家被迫接受屈辱的治外法权制度以后，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在征服者的庇护下，必然居于统治地位，宪法、民商法、刑法以及法院组织和诉讼程序等领域首先受到了冲击，被迫实行了改革，从而用了不少西方的法律，作为伊斯兰法的核心领域的婚姻、家庭法也不能例外，它同样采取了西方的一些法律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婚姻、家庭法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一些婚姻、家庭伦理的影响，从而促使了近现代伊斯兰婚姻、家庭伦理的演变。很明显，西方婚姻、家庭伦理的影响，是构成近现代伊斯兰婚姻、家庭伦理的演变的外在因素。
2.穆斯林改革主义思想家的倡导
阿富汗尼是伊斯兰改革主义先驱，他主张汲取西方文明中先进的东西，纯洁伊斯兰教。他的学生穆罕默德·阿布杜提倡妇女解放，主张恢复《古兰经》所赋予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权利 并谴责了多妻制及其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他认为《古兰经》的真精神是主张一夫一妻制。当阿布杜在原则上主张法律改革时，他的弟子卡西姆·阿门扩展了改革运动的社会范围，认为男女不平等、妇女问题是社会衰落的症结所在，主张通过提高社会教育的普及程度来加以解决。他抨击了包办婚姻、妇女无离婚权而丈夫有不受限制的离婚权等等现象，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对妇女的约束，提倡妇女应该享有与男人平等的离婚权利。
同以上埃及的改革主义者一样，印度改革主义者赛义德·阿赫迈德·汗也强调宗教和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在家庭领域，他和阿布杜一样，认为《古兰经》的主要目的是提倡一夫一妻制，因为没有一个男人能够做到平等地对待所有妻子。他批评了童婚和包办婚姻，主张自由恋爱和自由选择。他还谴责了印度穆斯林婚姻大多数是无爱情基础的，妇女因缺乏教育而地位低下，她们不得不服从当时急需从根本上进行改革的婚姻法和习惯。他认为只有实行婚姻、家庭法的改革，才能满足社会变化的需要。不难看出，现代伊斯兰教改革主义者对妇女地位的重新认识和评价，揭开了对婚姻、家庭等沙里亚法改革的序幕，这必将导致婚姻、家庭伦理的演变。
3.穆斯林妇女在权利上的争取
进入20世纪，穆斯林妇女开始觉醒。她们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并在其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她们同男人并肩战斗，要求民族独立，另一方面要求妇女自身的解放0埃及女权主义者在1922年成立了“埃及男女平等联盟”，该联盟由沙利维夫人领导。1923年，她在乘船前往罗马出席国际妇女联盟大会途中首先揭下面纱，扔进了碧波滚滚的地中海。“一个又一个妇女追随她的脚步，渐渐地埃及妇女拉下丝织的帷幕，这面纱把她们与自由世界——男人的世界——隔离。埃及妇女自愿弃面纱标志着解放的开始。”埃及妇女联盟为争取男女平等做了大量工作，她们要求：第一，保证妇女享受各级教育的平等权利；第二，为妇女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第三，禁止娼妓；第四，提高结婚年龄，提出女子的最低婚龄为16岁，男子为18岁；第五，为妇女争取更多家庭权利，如限制休妻、监护儿童、向弃妻者讨赡养费。
穆斯林妇女除了争取自身解放之外，还积极投身于争取民族独立的社会斗争洪流中。1919年华夫脱党领导人扎格鲁尔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并被流放，穆斯林妇女就曾上街游行抗议，遭到英国殖民当局的镇压，一名妇女被打死。1935年年已七旬的扎格鲁尔夫人在集会上宣称：“埃及妇女准备以全力赞助独立运动。”印度北方穆斯林妇女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她们在穆斯林联盟中起了很大作用。
1942年真纳在一次讲演中说：“我很高兴地看到不仅穆斯林男人，而且穆斯林妇女和小孩也理解巴基斯坦计划。如果穆斯林妇女支持男人……我们就能很快达到目标。”阿尔及利亚妇女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表现得更加勇敢，她们把炸弹或手枪藏在面纱里，并进入法国殖民军驻地，然后把炸弹扔进法军欢聚的咖啡馆。正是穆斯林妇女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使各国独立运动领导人都认识到妇女解放的重要性。土耳其国父凯末尔说：“土耳其妇女为了民族独立已经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今天她们应当获得自由，应当享受教育，应当有同男子平等的社会地位，她们有权得到这些。”真纳认为：“妇女若不能和男人完全平等，一个国家就不能达到光辉的顶峰。”由此可见，正是由于穆斯林妇女的争取和斗争，因而才使她们在国家独立后为争取男女平等奠定了基础，从而为近现代的伊斯兰婚姻、家庭伦理的演变创造了条件。
4.近现代伊斯兰婚姻、家庭法改革的影响
如果说西方婚姻、家庭伦理的影响是外在因素的话，那么，近现代婚姻、家庭法的改革，则是近现代伊斯兰婚姻、家庭伦理演变的根本原因。随着伊斯兰国家的纷纷独立，伊斯兰教法的改革便提到了日程，一些新独立的国家积极推行对伊斯兰法的改革，颁布了《个人地位法》、《家庭保护法》等法令，这些法令试图对婚姻、离婚、继承和子女监护等涉及妇女权益的问题进行改革，从而使穆斯林妇女在家庭、婚姻中的地位得到改善。从1917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伊斯兰教法的改革主要是规定了最低婚龄，要求承认妇女提出离婚的权利，这都是在伊斯兰教法的结构内稍作调整的改革，对提高穆斯林妇女的地位不能从根本上作出指导。对伊斯兰教法进行彻底的改革，是在伊斯兰各国取得独立之后，这时所作出的婚姻、家庭法的改革，导致了近现代伊斯兰婚姻、家庭伦理的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