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面对生死和病痛的医学，更加贴近人性的本来面目，洞悉人性的机会和角度也就有些与众不同。透过医学的三棱镜，我们可以看到在医学场景中显现的人性本色——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时代、来自于不同国度、民族和家庭；虽然他们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亲人、朋友、同事、邻居、医生、护士。
人性是影响和制约人的健康和疾病状态的基本因素，是影响和制约医务人员认知、行为、医德和工作的基本因素，是卫生事业管理、医院管理中深层次问题的根源所在。医学美好的属性如同情、怜悯、仁爱等等都发端于人性，同样，医学丑恶的表征如冷漠、趋利性等，也都根植于人性。现代医学是成为传播仁爱、造福生命事业还是成为向权力和金钱开放的职业？这种选择正是人性的博弈。人性，是医学哲学研究的元问题之一。
（四）推动历史和掌控人生
人性的价值可分为人性的社会价值和人性的人生价值。
1.推动历史的动力
一部世界的历史，是人性推动下发展的历史。关于人性的善恶性质，中外哲学家的论述颇丰。中外哲学家关于“性本善”、“性本恶”和“性不善不恶”的争论千年不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人性善恶的观点具有独特的历史穿透力。黑格尔认为人性“性善论”和“性恶论”各执一端，都具有片面性。
人性的构成元素是复杂的，既有善的成分，又有恶的元素。人性善与恶在一定条件下是相互转化的。黑格尔对于人性善与恶之地位有着深刻的见解。
恩格斯说：“黑格尔指出：‘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
黑格尔的人性观独树一帜地把恶的人性看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令人深思。
2.掌控人生的巨手
一部人的历史，是人性支配人生、人生调适人性、人性与法律伦理等文化规制冲撞的历史。人性的人生价值犹如基因之于人的健康状态：不是绝对的不可改变，但始终发挥着支配作用。舞台大剧跌宕起伏，气象万千的剧情背后，总是剧本的演绎和支配，人生亦如此。不过，这个剧本就是人性。
支配和决定人的思想观念、心理活动、行为方式的底蕴正是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受人性支配的存在；还可以进一步推演：人是自私的存在、人是受性爱支配的存在、人是残忍的存在、人是有爱心的存在、人是能反思的存在……。下面以“人是受性爱支配的存在”为例，分析人性的人生价值。
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说，性爱具有十大功能：生殖功能、结偶功能、固偶功能、满足生理需求功能、探索功能、娱情功能、消烦功能、镇定功能、商业功能和显位功能。叔本华认为，性爱是生存意志的核心、根本、精髓。人们只有理解性爱的本质，才能知悉生命之真谛。性爱之于人类、之于人的意义在于，性爱是人性王国中真正的世袭君主，性欲是生存意志的核心，是一切欲望的焦点，是“欲望中的欲望”。
性爱是两人之间最隐私的事件，更是社会和人类最稳固的链接；性爱不仅在梦境中肆无忌惮地展现本来面目，在人类生活中更是到处施展着自己的影响：性爱的故事，是引发战争的导火索，也是追求和平的驱动力；性爱是两性和家庭幸福的发祥地，更是滋生人生烦恼的大本营。
法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福柯说：“性逐渐成为被重点怀疑的对象，具有渗透在我们的行为与生活的普遍的和令人不安的意义，它成了罪恶的威胁向我们袭来的必经的脆弱之处，成为我们每个人都带在自己身上的恶的断片”。
性爱是一种仅次于生命之爱的强大力量，在人类生命的时间和空间中，它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时段和阶段会展示其存在的力量；在向荣誉、责任、忠诚、道德甚至法律挑战的过程中，性爱往往屡战屡胜；即使在危及生命安全的场景中，也经常可见在性爱支配下奋不顾身的身影。
二、人性的塑造
（一）奥斯卡·斯托尔与杰克·于夫的故事
美国学者理查德·谢弗介绍了这样一个案例：
奥斯卡·斯托尔与杰克·于夫是一对双胞胎。他们出生不久后就被分开，各自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抚养。奥斯卡被居住捷克斯洛伐克的外祖母抚养，并接受严厉的天主教教育。身为德国纳粹希特勒青年运动的成员之一，他学会痛恨犹太人。相反的，奥斯卡的兄弟杰克被他们居住在千里达的犹太父亲抚养。成年之后的杰克服役于以色列军队。当他们俩人中年相遇的时候，他们之间仍旧存在着一些令人惊讶的相似点。但是，这对双胞胎也有很多不同点：杰克是个工作狂，奥斯卡则喜爱休闲生活；奥斯卡拥有传统思想，对女性采取跋扈态度，杰克则是一个政治自由派，较能接受政治自由主义；最后，杰克以犹太人为荣，然而，奥斯卡却从未提起他的犹太血统。
查德·谢弗的案例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人和人性无法独立存在，因为人是具有社会特征的存在。人的社会特征源自于社会化。人的自我发展是一个终生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的过程中，人学习一定社会文化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和适当行为，从而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化。人的社会特征往往是在家庭、学校、社区、朋友、职场、传媒、政府这些社会化的不同场所被塑造的，人的生物特征中不符合一定社会文化的元素在这一过程中被压抑、被再造。除了一般人都必须经历的“预先社会化”，还有一些人需要放弃先前的行为模式并在“再社会化”场所中接受新的模式。
（二）社会身份塑造人
人是一定社会结构中的人。人性受到社会结构的重塑或再造；人的不同需要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满足、升华或压抑；人的心理在一定社会结构中形成、张扬或扭曲；人的健康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维护、丧失或毁灭。作为现实的人，在社会结构中是携带着身份、社会角色、群体、社会网络和社会制度五个方面印迹出现在医学视野中的。
不同人的身份可以是不同的，如政府雇员、银行职员、通俗歌手、学龄青年、城市市民、社区住户、残疾人等。同一人同时可以拥有不同的身份，如教师、丈夫、汉族、男性、同事、游泳教练等。身份有先赋的成份如家庭背景、性别、年龄等，这些一般情况下无法改变的先赋地位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意义不尽相同。身份有自致的成份，是需要个人努力取得的社会地位，如医学家、检察长、总经理等。在某些情况下，人的某种身份会由于某种力量的作用被凸现出来，成为某一时段甚至终生的主要身份，从而对其生活甚至生命产生重大影响。例如，“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这一身份的生物学意义和社会学内涵，将对这个人的生活和人生产生重要影响。
人的一生，要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这是社会对拥有某种社会位置或身份的人所持有的期望。人总是同时兼有着不同的身份，同时具有两个以上的社会位置，当这些角色预期互不兼容成为必然状态的时候，角色冲突就难以避免了。例如，当满足医生角色的要求，却影响了称职母亲的角色；当面对过去的同事、现在的下属出现医疗差错必须处置的时候，这位医生就不得不面对角色冲突的挑战。角色冲突往往成为人的工作和生活中的应激源。
人在角色冲突中受到的压力，是心血管、脑血管、高血压和肿瘤等慢性疾病的社会学背景。
团体、社会网络和社会制度是社会结构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团体是一群拥有类似的规范、价值观以及期望并彼此互动的一些人。如医师协会、病友之家、同性恋群体等，发生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群体都可以称之团体。人往往同时属于不同的社会团体，人的大多数的社会互动都是在团体中形成和表达的，并且凭借这些社会团体得以与更多的人建立直接的或间接的社会关系，成为社会网络中的分子。政府、经济体制以及医疗保健体系等单元构成了社会制度的体系，对人的社会生活有着显着而重要的影响。实际上，人的社会特征、人性的再造，正是团体、社会网络和社会制度“赋型”的产物。
现代医学模式中所谓的社会人，是一定身份的人、扮演一定社会角色的人、属于并受制于一定社会团体的人、生活在一定社会网络和社会制度中的人。
三、医者人性的升华
（一）同情病患之心
史怀哲的《敬畏生命》开篇第一句话是：“在小的时候，我就感到有同情动物的必要。”史怀哲记述了他七八岁的时候和同学一起用弹弓射鸟的事件。
我们走到一棵缺枝少叶的树附近，树上的鸟儿正在晨曦中动听地歌唱，毫不畏惧我们。我的同学像狩猎的印第安人一样弯弓着腰，给弹弓装上小石块并拉紧了它。顺从着他命令式的目光，我也照着他的样子做了；但由于受到极度的良心的谴责，我发誓把小石头射向旁边。
正在这一瞬间，教堂的钟响了，并回荡在朝霞和鸟儿的歌唱中。这是教堂大钟召唤信徒的“主鸣”之前半小时的“初鸣”。
对我来说，这是来自天国的声音。我扔下弹弓，惊走了鸟儿。鸟儿们因此免受我同学的弹弓之击，飞回了自己的窝巢。
医者的人性本色与常人无异。但医者的身份和社会角色需要他们扬善去恶，张扬人性的优点，抑制人性的缺点，走向人性升华之路。在医者的人性表征中，最重要的是将司空见惯导致的冷漠之心替换和升华为医者应有的同情病患之心和敬畏生命之心。
医者的同情心是基于对患者的负性情绪状态或情境的理解而产生的一种情绪反应，其实质是对患者痛苦的感同身受，对患者的不幸遭遇产生共鸣，能设身处地理解他人此时的思想、感情和需求，并给予及时的关心、安慰、支持等情感援助。
孟子认为同情心的发生是根植于人性的，是一种人皆有之的普世情感：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亚当·斯密研究了同情心发生的制约条件，认为人们自私的本性是与同情心相伴随的，然而，人在本能上又是自私的，从而妨碍同情心的充分发挥。同情心是一种复杂的人性表征，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对家人、族人、同志仁爱温情，对外人、外邦、异己冷漠、冷酷甚至冷血者有之；极度自爱，对他人包括亲人一概冷漠、冷酷甚至冷血者也有之。同情心是一种脆弱的人性表征。在遭遇宗教信仰的控制、政治立场的对立、军事冲突的场合甚至经济利益争端的时候，同情心往往土崩瓦解。
医者同情心是医者之爱的基础，是医者敬畏生命之心的前提。医学同情心的天敌不仅有贪欲，还有技术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司空见惯的冷漠的职业态度。在患者感受中，医者更多的是冷峻的科学家而不是心怀同情的善者。人们忧虑：医者的同情心是否还能不能“保鲜”？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医者的同情心也会因政治、军事、意识形态或宗教的力量而泯灭。希特勒的纳粹医生和日本731部队的医者丧尽天良的行径使人们思考：具有深沉的同情心是身为良医、敬畏生命的必要前提，甚至是天使和恶魔的试金石。
希波克拉底认为“许多人被称做医生，却很少人名副其实”。名副其实的医生应该具有超越世俗的爱人之心。目睹诊治病人之前“先讨论报酬”，甚至“向病人暗示，若达不成协议将怠慢病人，或不予开处方做应急处理”的现象，希波克拉底对“人之将死，尚遭勒索”的事情深恶痛绝：“医生切不可斤斤计较报酬”，“如果一个经济拮据的陌生人需要诊治，要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们。爱人之心正是爱艺术之心。”
（二）敬畏生命之心
《黄帝内经》阐述了医者应该具有的敬畏生命之心。《内经》庄严宣告：“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内经·素问》），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家当以病人的生命为本。因此，在为病人诊治的时候，如同面临万丈深渊，极其谨慎；同时要像手擒猛虎一般坚定有力，全神贯注，决无分心：“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内经·素问》）。
《内经》认为，医学的目的不仅是疗病救伤，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关爱：“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内经·灵枢》）。《内经》认为，医者应关爱病人的生命，对病人满怀同情和仁爱之心，以尊重和珍爱病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
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内经·灵枢》）
医者人性的升华不是形而上的构想。在我们身边，在医者的队伍里不乏闪烁着医学人文精神光辉的事迹。史怀哲放弃优越的物质生活，在非洲丛林兰巴瑞传递医学人文关怀的温度，彰显敬畏生命的医学人文信念；大疫大灾当前，中国的医务工作者用自己生命谱写着人性升华的乐章。医者人性的升华不仅是个人精神的涅盘，也是社会良知的苏醒、医学灵魂的净化和患者的极大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