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人文关怀为本。《内经》认为，医学的目的不仅是疗病救伤，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关爱：“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内经·灵枢》）。《内经》认为，医者应关爱病人的生命，对病人满怀同情和仁爱之心，以尊重和珍爱病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内经·灵枢》）
2.医者思维素质
第一，完善的知识结构。《内经》从整体论的观点和医学的复杂性出发，对医者的知识结构有着独特的见解：医者不仅要具有医学知识，而且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内经·素问》），这样的医者，《内经》称之为“上工”。
第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医者的诊断属于主观认识，病人病情属于客观事实。《内经》认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为本”，医者的诊断是第二性的，“工为标”。医者的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而主观背离客观，治疗就将失败。“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内经·素问》）。
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内经》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医者才能掌握医学的规律而不迷惑；对事物的要领了解极其透彻，才是所谓明事达理的人：“黄帝问曰：余闻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如此，则道不惑而要数极，所谓明也”（《内经·素问》）。
3.医生的职业品格
第一，接诊疗病有方。《内经》认为，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需要从业者具有特殊的职业品格。在接诊的时候，医生应该注意起坐有常，举止得体，思维敏捷，头脑清醒：“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内经》要求医者诊病时要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观察，全面分析：“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内经·素问》），《内经》对“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内经·素问》）的不良职业作风予以了严肃的批评。第二，医患交往有礼。《内经》对医患交往的方法和礼节作了首创性的阐述，首先提出“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的医患交往的一般礼节，突出强调了“临病人问所便”的重要性（《内经·灵枢》）。
三、《黄帝内经》的历史局限性的医学哲学分析
《黄帝内经》在医学哲学方面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其系统地研究了医学中的普遍问题和一般规律，而且表现在取法阴阳，转借精气，因承五行，将成熟、深刻的中国古代哲学概念移注至幼年的中医学之中，为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的建构准备了基材，形成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医易同源、医哲一体的格局。中医学的医学和思维方法的成就，直接得益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但是，对《黄帝内经》在医学哲学方面的历史局限也毋庸隐讳。
（一）本体论的替代
中国哲学的博大精深、哲学的普遍意义、中国哲学的早熟和医儒一家，医易同源的文化传统，使《黄帝内经》这部中医学的经典着作哲学本体论色彩过于浓厚。
《内经》将阴阳、五行、精气等哲学本体论范畴直接用作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构件，使医学的本体和哲学的本体发生替代。中医学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局面是：离开了哲学的本体论范畴，中医学就不成其为中医学了。中医学古代的辉煌和中医学当代的彷徨的根源都在于此，中医学现代化步伐沉重的根源也在于此。例如，阴阳概念是一个抽象的、涵盖万物的哲学概念，既不是医学的概念，也不是医学哲学的范畴。用阴阳变化的普遍规律如互根、相制、转化等阐述人体的生理、病理等现象在当时不失为深刻，但用之于替代医学科学，必然失之严谨。有的地方流于思辨，甚至堕于荒谬。如《黄帝内经·素问篇·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中所说：“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等等，与医学所需要的科学性相差万里。
（二）方法学的失当
《内经》中所采用的方法有分析、综合、归纳、演绎、观察、统计等等。这些方法奠定了中医学的方法学基础。但是，《内经》所用的方法中，有不少失当之处，这些方法学上的失当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以《内经》中运用得最多的不完全归纳法和类比法为例。《黄帝内经》中医学理论的形成，一部分是建立在不完全归纳的基础之上的。从有限的经验中归纳出的一般性结论，加上归纳法内在的缺陷，其结论的或然性必然增高。有的从理论上易讲，但在临床实践中难行。如《内经》提出的“反治法”。由于“反治法”的关键是对“甚者”症候真假的识别，而正是对于这一关键问题中医学界争议了一千多年，从张仲景之后一直到今天。甚至有人认为“当现代中医学建立之后，反治法是否还有意义，值得考虑”。类比推理方法是《黄帝内经》中运用得最普遍的方法。通过类比推理方法得出的结论的科学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类比对象之间用以比较的属性是本质属性还是非本质属性；二是类比对象之间用以比较的属性的数量的多少。自然界中的“五行”的属性被广泛与人体的生理心理现象进行类比推理，并形成“五行”范式。火的属性有炎上、温热、红亮、化物。《内经》是这样类比推理的：“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体为脉，在气为息，在脏为心”（《内经·素问》）。这种类比属于非本质属性的表象层次。再如疾病的传变理论是《内经》按照自然界的某种次序、某种节律类比推论出来，用以推论疾病传递变化、演变发展并产生不同的预后。如心病先发心痛，过一日传于肺而咳嗽；再过三日传于肝而肋涨痛；再过五日传于脾而大便闭塞，身体疼痛沉重；再过三日不愈，就会死亡。冬天死于半夜，夏天死于中午（《内经·素问》）。这样的结论可能只是个别病例的经验。
（三）逻辑学的偏差
《内经》的历史局限还表现在其逻辑学方面，如概念混淆、推理违反规则等。如用哲学概念替代中医学概念，哲学概念与中医学相互混淆，对中医学日后在科学性方面有着严重影响。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世界的一般规律，其概念抽象程度高，内涵限定概括，外延适应面具有非特异性的特征；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及其健康、疾病问题，其概念实证性强，内涵限定丰富，外延适应面具有特异性的特征。两者的概念不是一个层面，不能相互替换，不能相互混用，否则必然造成逻辑混乱。《黄帝内经》将哲学概念用于专门化很强的医学时，经常出现的逻辑学偏差就是任意改变概念内涵限定和外延适应面。如：“故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腹为阴，阴中之阳，肝也；腹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也”（《内经·素问》）。背和腹可以分为阴阳两个方面，但同为腹中脏器，心肺属于背，肝脾肾属于腹；但心为阳中之阳，肺为阳中之阴，脾为阴中至阴，其内涵和外延变动不定，逻辑混乱。
第三节 《希波克拉底文集》和《黄帝内经》的比较
《黄帝内经》与《希波克拉底文集》是代表医学两大体系的奠基性着作，对这两部着作从方法论上作比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黄帝内经》与《希波克拉底文集》的共同特征
《内经》与《希波克拉底文集》出现的年代大致相近。《内经》成书于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前221年）；《希波克拉底文集》出现于公元前46O前355年。这两部书都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它们具有古代科学理论的某些共同特征。
（1）朴素的辩证观。《内经》以阴阳学说来说明自然和人体的矛盾对立统一过程，认为宇宙间及人体的生命过程无不遵循阴阳法则。希波克拉底认为人体内存在着水（物质）和火（能量）这两种物质元素，两者处于动态平衡过程中，平衡失调可导致疾病乃至死亡。
（2）自发的唯物论。《内经》谓：“拘于鬼神者，不可言至德”，疾病都有客观原因。希波克拉底认为癫痫、癔病与鬼神无关，癫痫的原因在脑。
（3）整体观。《内经》认为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部分（脏腑）在生理病理上（通过经络、气血）都有联系。希波克拉底也主张人体各部分是不可分割、密切相关的。
（4）人与自然的关系。《内经》谓：“人与天地相应”，疾病的发生发展与季节、气候、地域以及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异法方宜论》等篇论述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主张医生治病应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治疗。希波克拉底在《论风、水和地方》一文中也提到医生治病必须考虑季节、气候、城市坐落方向、风的性质、水的质量以及居民的生活方式等。
（5）类比归纳法。《内经》以五行为基础，将自然界和人体的脏腑器官按其不同属性归纳于五行，并以生克制约来说明脏腑之间的关系。希波克拉底将人体的脏器、体液、气质归纳于四元素，即：火（血、热、心、多血质）、水（痰、冷、脑、黏液质）、土（黄胆、干、肝、急躁性）、气（黑胆、湿、脾、忧郁性）。两者互有差异，但他们均试图把事物按其性质归纳于相同的框架或逻辑体系内，两者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
（6）诊断方法。由于古代生产力及科学实验与仪器的限制，《内经》与希波克拉底均借助于医生的感官来检查病人的症状，总结其临床经验。
（7）防治原则。《内经》强调“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善治者治皮毛”。治疗原则主张调整阴阳，扶正祛邪，重视机体的正气及自然痊愈力。方法上采取相反疗法，热者寒之，寒者热之；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希波克拉底也主张早期治疗，认为医生的任务是和自然合作，方法上提出“除其多余，补其不足”。
（8）天人观。《内经》吸取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观作为指导思想。哲学家惠施提出：“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认为大小宇宙都是不可穷尽的，两者息息相应，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内经》认为人体处在身体内环境与自然的外环境息息相关的制约平衡状态中。人体的脏腑不仅与宇宙相通，而且局部与整体相通，机体的情况都可以反映到局部或体表来。希波克拉底的天人观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如果有人即使在身体很小部分引起损害，全身共感到苦痛。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身体的最大部分中所存在的，也同样存在于最小部分中。……这个最小部分本身具有一切部分，而这些部分是相互关联着的，能把一切变化传播给所有部分”。
二、《黄帝内经》与《希波克拉底文集》的差异
（1）病理观。《内经》将不同的病理症状按性质归属于五脏、六腑，按五行生克关系来说明脏腑之间的关系和证候变化。后世中医以病机分析来说明病理，以证候分类来归纳症状，据此进行辨证施治。这种方法虽未揭开人体内部的细节变化，但从临床实际出发，总结出许多治疗方法。希波克拉底的病理观建筑在液体病理学的基础上，将疾病原因归结为体液的失调或多少。这种病理观虽属抽象但有形质，因此，欧洲医学在一千多年来按液体病理学指导临床，导致滥用放血、吐泻疗法。
（2）经络学说与针灸疗法。欧亚大陆的古人类都经历过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唯独我国发现了针灸疗法与经络学说，《内经》中对经络学说与针灸治疗有详细记载，而西方医学不仅没有这种治疗方法，连经络的任何痕迹也未发现，这是值得令人探讨的。
（3）血液循环思想。《内经》根据大小宇宙息息相通的观点，谓“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已具血液循环思想萌芽。希波克拉底虽知地上的水经太阳蒸发上升为云，通过雨雪下降于地，但希氏未想到血液是循环的，至盖伦仍认为血流似潮水仅是涨退起落。
（4）其他。《内经》根据健康人的呼吸测定脉搏，这是希波克拉底所没有的。
《内经》重针灸疗法，希氏则记述外科为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