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我就发现许多纠纷都是由于语言不当而引起的，同样一件事情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就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我当时就想，语言有力吗？用手打别人，使别人受到肉体和心理的双重伤害；用语言咒骂了一个人，使对方受到了心理上的伤害，同样由于心理的伤害也有可能会波及人们的肉体。这就看出，物理力作用于人们的肉体并且波及人们的心灵，而语言力作用于人们的心灵并且可能波及人们的肉体。但是一般人们只注意到身体上的伤害，对心灵上的伤害比较忽视。其实，在古人留下来的成语里就有许多关于语言力的说明，如“甜言蜜语”就说明语言具有诱惑力；“唇枪舌剑”表明了语言的战斗能力；“恶语伤人”说明暴力语言有伤人的力量；“士可杀不可辱”就表现出语言的可恶可恨。可是在几千年来的法律史中对心灵伤害比较忽视。所以我就有了这个念头，思考是否存在着语言力学。
1954年我刚进入浙江大学（当时浙江大学一分为四，这里所说的浙江大学指刚刚分出来的浙江师范学院）读书。当时教逻辑学的老师是严群教授。他是严复的侄孙，是我国着名的希腊哲学专家和古希腊拉丁语专家。我经常到他家中去，他不仅给我讲了许多西方哲学的知识，而且教我拉丁文。到了1956年，虽然我还是学生，学院党委已经批准我做严先生的助手。还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张供我办公的桌子。在课余时我要帮助处理他的一切信件，他也常常要我陪他的客人。
有一次北京大学的高名凯教授来杭州讲学，就住在严先生家里。严先生叫我到他家里去陪高名凯先生。高先生喜欢通宵达旦地和我畅谈，他鼓励我学语言学，因为我学了一些希腊文和拉丁文，而且我还在自修德、意、西班牙等语言，我也想探讨语言学，特别想探讨我所想的语言力学。我曾经问过当时教我们的语言学教授可不可以把语言和力学联系起来，他们都认为我胡说；我又问过教自然科学的老师，他们也认为语言不是物质，不可能有力，说语言有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可是我一向严先生和高先生提出，就得到他们的支持。严先生是哲学家，他一再对我说过：“读书不在于多，而在于会思考。语言力学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他说尽管现在还没有人研究语言力学，但是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高先生是语言学家，他一再鼓励我探讨这个问题，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选题，即使别人不承认也没有关系，只要是科学，都可以自由研究。现在不被承认，将来是会得到承认的。”
接下去国家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我对语言力学的思考也就停顿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几年里，我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我的任务是和农民一起放牛。我发现牛群里总有一条领头牛。而且领头牛发出不同的声音，整个牛群就有不同的举动。
这才又使我想起语言力学。我也写过有关文章，寄给许多刊物，大都没有回信，有的回信也说我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1979年后全国拨乱反正，也为我进行了平反，我开始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翻译方面的工作，任务很多，也就没有时间顾及这个问题。直到1995年我偶然寄了一篇有关莎士比亚语言力学的短文给香港大公报，居然发表了，而且新加坡的报纸也作了转载。那篇文章主要讨论由于李尔王和他的小女儿都很固执，从一个小小的Nothing而形成的悲剧起因。从此，我又开始考虑语言力的问题。1998年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的主编张后尘先生来信，要我为他们学报的《名家论要》写一篇文章，我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写了一篇《谈语言力学》，虽然只有两千多字，结果全文发表了。发表后有好几位博士生和硕士生来信问一些有关的问题，我就感觉到探讨这个问题仍然是有意义的。我又向几位物理学教授请教，都得到了他们的肯定答复。但是国内的某些语言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对语言力学这个概念采取否定的态度，因为他们在研究国外语言学时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
现在我已经退休多年，有了比较充沛的时间，我决定把这个问题探讨下去。我记住高名凯先生的话，真理是越讨论越明的。
2006年江南大学学报发表了我的一篇《语言力学论》，我的学生沈濂也根据我的观点在江南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语言力及其心理调节功能》。我以为这个题目还是有研究的价值，于是下定决心写一本小册子，其目的是献给年轻一代。这本小册子里的论述也只是粗糙的初始研究，仅仅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构想，大量的后期工作都要等待年轻人去完成。我相信，经过年轻一代的批评和创造性的工作，语言力学对人类将会做出一定的贡献。
这个小册子由10篇论文组成，主题讨论有关语言力的问题。
第一篇是绪论，简单地谈一谈我个人对语言这个概念和普遍语法的认识，其中有一些看法和当前学术界的观点不同。语言力学原理探讨了如何把物理力学原理移植到语言力学。语言力学原则主要介绍几个基本的原则，即：互换性原则、平等性原则和合适性原则。接下去的几篇论文分别研究了如何运用语言力学的问题，同时对语用学里的某些原则也进行了一些评析。
这本小册子篇幅虽然不长，却是作者经过多年的思考，数易其稿而完成的。最初写了30万字，经多次修改后，只留下了10多万字。我对语言力学的研究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还谈不到是一门建成的学科。根据目前的知识水平，我也只能作尝试性的研究，许多具体的研究还得由年轻一代去完成。我也希望年轻人对我的观点提出毫不留情的批评，只有这样最终才会踏上真理之路。另外，我虽然尽量使语言通俗化，但是有些理论问题仍然是比较枯燥的。
如果读者在阅读时略微带一些思考，就会使一些枯燥的东西变得有趣了。
与时俱进，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学术性的着作已不容易出版。因为读者面很窄，但是东南大学出版社的顾金亮先生却愿意出版我这本小书，并且对全文进行审校，修改若干错误，提出进一步修改建议。我在这里向他为坚持党的出版方针、支持作者的学术着作出版表示诚挚的谢意。江南大学的李道国先生为了出版我这本书进行了多次的谈判和奔波，我对他表示深深的感谢。江南大学的谢光前先生是我二十多年前的学生，当时我在给研究生讲授美国哲学时，他曾经帮助我整理讲稿，这一次他又是本书的第一位读者，不仅提出一些宝贵的建议，而且还努力促成本书的出版，我对他表示真诚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