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朝觐者进入麦加之前必须履行受戒仪式，即在指定的地点沐浴净身，着戒衣（两块无接缝白布，一块围腰，一块披肩）。在朝觐期间戒修饰，戒房事，戒争吵，戒流血，戒狩猎和损伤树木等，然后以受戒者的身份进入圣地麦加；在麦加，朝觐者须以反时针方向绕‘克尔白’走七圈，边走边诵读《古兰经》，或默诵祷词。每绕过‘黑石’必吻拜或抚摸黑石，无法靠近者，则面对黑石举双手致意。之后，走向离天房东面不远处易卜拉欣的‘驻足地’礼拜两次；接着是奔走仪式。朝觐者来到麦加城外萨法和麦尔卧两山之间往返奔走7次。据说，易卜拉欣之妻哈哲尔和儿子易司玛仪抵达麦加，水尽粮绝。为了寻找泉水，哈哲尔曾在萨法和麦尔卧两山坡之间奔走了7次，一无所获，返回麦加同儿子继续寻找，无意间，易司玛仪用脚踢一沙堆，发现了泉水，即为今日渗渗泉。为纪念此事，朝觐者要往返两山之间奔走7次。
在正朝期间，除做完以上仪式外，朝觐者要在伊斯兰历的12月8日那天，成群结队奔向麦加以东约7公里的米那，驻扎过夜。朝觐者在帐篷时诵念《古兰经》、赞词，并在此过夜，12月9日清晨，朝觐者离开米那，到达距麦加城约25公里的阿拉法特山，并在这里驻扎至黄昏。朝觐者在阿拉法特山或礼拜，或赞念，均独自进行。但五时礼拜要集体进行，同时，当天的晌礼和晡礼结合起来。黄昏时分，不礼昏礼，就离开阿拉法特山向米那方向，并在阿拉法特山与米那之间的穆兹代里过夜，并礼昏礼和宵礼，拾小石子以备次日射石打鬼。12月10日清晨，朝觐者去米那山谷投石子打鬼。相传易卜拉欣曾在此投石驱魔。为纪念此事，朝觐者以小石子投击象征魔鬼的三根柱子。投石后朝觐者剃头或剪头，以示开戒，然后宰牲，过古尔邦节(宰牲节)，这是为了纪念易卜拉欣遵从主命准备牺牲自己的儿子易司玛仪，后安拉以羔羊代替易司玛仪作为牺牲这件事情。朝觐者完成上述仪式离开麦加之前，还须再一次去天房绕行，以示朝觐仪式履行完毕，辞行而归。
朝觐麦加之后，许多人还要前往麦加北面约450公里处的伊斯兰教第二圣城麦地那，拜谒先知清真寺，瞻仰先知陵墓。在条件允许的时候，有人也前往耶路撒冷朝拜，那里有阿克萨清真寺和穆罕默德‘升霄’的遗迹。”
朝觐仪式虽艰辛，但穆斯林将其当作获取真主喜悦和报偿的良机，所以每年朝觐者人数很多。特别是近年来，全世界每年去麦加朝觐的穆斯林达数百万之多。在我国，穆斯林到麦加的朝觐记述可追溯到明初。着名航海家郑和曾率船队七下西洋，1430年最后一次出海，船队的一部分人到过麦加，并绘制了“天房图”。据载，郑和的先辈就曾朝觐麦加。清代初期前往麦加朝觐者更多，其中有一些是着名的阿訇或伊斯兰教学者。但由于交通及生活条件的限制，能够去朝觐者有限。新中国成立以后，从1955年到1964年先后派出过10批朝觐团。“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停止，1979年后又恢复了朝觐活动。这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要求前往麦加朝觐的穆斯林越来越多。中国穆斯林的朝觐活动，不仅圆满地完成了宗教功课，而且还加深了与世界穆斯林的友好联系和相互了解。新中国成立前，保安族几乎没有一人去麦加朝觐，这是因为除交通原因外，最主要的是经济上困难造成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保安族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活富裕的人越来越多，朝觐的人数每年在10人以上，累计有上百人。
保安族的基本信仰、宗教制度、宗教节日和宗教禁忌基本上与回族、东乡族、撒拉族是一致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即使有些差别也是不同教派或门宦之间的差异，没有明显的民族差异。因此，可以说保安族的宗教信仰是我国内地伊斯兰文化的一部分，并且经过多年的继承和发展，已经融入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所以说，中国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是水乳相融、不可分割的关系，任何人为地将两者对立起来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也无利于民族间的团结，对两者任何一方的割舍都会引起另一方的不完整。
如前所述，伊斯兰宗教文化对保安族的民族心理、生活方式、社会行为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保安族穆斯林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无不渗透着伊斯兰教对该民族的影响。伊斯兰教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机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保安族穆斯林对伊斯兰宗教文化的认识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但保安族群众严格遵守教规教律，从内心对伊斯兰教有一种独特的情感，内心的深刻信仰没有发生丝毫的动摇。中国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协调的内容还有许多，只要抱着扬弃的态度看待伊斯兰教，引导和依靠广大穆斯林发挥其积极性，中国伊斯兰教对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适应性就会更强，促进作用就会发挥得更好。
第四节哲学思想
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结晶，是人们对事物认识的高度概括与总结，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社会的有力工具和武器，是人们生活中的精神武器。历史上的保安先民从西域、中亚带来的文化传统，以及伊斯兰教的影响，使得保安族的哲学思想呈现出伊斯兰哲学的特色，并吸纳了周边族群的哲学的多元复合特征。由于保安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他们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形成典籍，而是散布于民间文化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和民间文学作品里有着集中的反映。
保安族的生存哲学通过恋爱婚娶、丧葬礼仪、民间礼节、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社会活动体现出来，尤其是保安族的伦理道德规范是构成各种民俗事象和仪式的基石。保安族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中，为了维护本民族的生存、保证社会生活的稳定，形成了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守的基本的和起码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同时运用这些行为准则和规范来指导具体的道德实践活动。保安族人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个人必须遵守的社会基本义务以及个人的最高道德追求和终极目标，都是在对传统优秀道德因素继承的基础上，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保安族人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道德规范，不仅对一般穆斯林的伦理生活起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作用，而且为一些穆斯林群众所严格奉行。作为一个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伊斯兰教伦理道德标准在保安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均有着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它在保安族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民俗活动及传统的民族文化中均有广泛的体现，千百年来在保安族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起着规范与准则的作用，是维系社会稳定和谐、民族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的基石，是中华民族传统伦理思想宝库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保安族人来说，他们所信奉的伊斯兰教早已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思维方式、起居饮食中，在某些方面甚至融为一体，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伊斯兰教认为，在所有的善里，最高的善就是对真主的尊崇和敬畏。穆斯林通过念、礼、斋、课、朝等五功来体现对真主的崇信，并以此坚定和完善信仰，使人摆脱恶劣习气，使个体道德的修养达到高的层次和境界。对真主的信奉和敬畏，使保安族人把自己对真主的顺从和追求，作为判断一个人行为好坏或善恶的标准，自觉自愿地实现着五功所规定的一切。这种对五功自觉遵守的宗教行为本身就可以被看做是道德行为，具有道德行为所具有的自觉自愿、以善恶评价和道德意识为导向的全部特点。
保安族人认为，人生在世，应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要多行善事，今世的善与恶都将会受到真主的判决，行善者将进入天园，作恶者会坠入火狱，今世的一切都会得到报应。这对虔诚教徒的心性修养和道德风尚有很大影响，同时也为维护穆斯林之间以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和睦相处，调节彼此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
对保安族人来说，宗教对他们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伊斯兰教哲学所强调的最核心、最基本的思想便是从善避恶，它所涉及的善恶范围很大很宽，几乎与人相关的一切都被涵盖其中。保安族人对伊斯兰教道德的遵守，一是通过“五功”，二是把这种宗教教义对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贯穿、渗透到世俗生活中去。可见，对保安族人来说，宗教道德对世俗道德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作用，浓厚的民族宗教哲学特色也就成为保安族伦理道德哲学最突出的特征。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保安族，在追求本民族发展、繁荣的过程中，与其他民族一起共同推动着整个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在当今不断面临新的实践环境的挑战和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时候，对每一个公民的社会公德意识和水准提出更高要求的情况下，无论是一个公民，还是一个民族，其道德水平的提高是与整个社会的教育方式、舆论引导、法律监督是分不开的。保安族的道德意识、道德行为以及道德关系都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社会实践活动领域的不断拓展，新兴的道德关系逐步形成，打破了以往地域的界限，使保安族人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建立起广泛的道德关系。传统的民间风俗也被赋予了积极的含义，使其朝着更加健康、充满情趣的方向发展。
保安族的哲学思想，一方面来自社会生活实践，一方面来自他们所信奉的宗教。这两方面的作用，使得保安族人的生存哲学具有作为普通社会成员所应有的基本道德规范的特征，又具有浓厚的民族宗教特色。
第五节预测与占卜
预测和占卜术是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对于大多数少数民族来讲，在他们的生活中总是有着预测与占卜的活动，这些活动与该族群的心理意识和民俗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征兆和占卜是少数民族一种预测未来休咎的古老方法，在长期生活、生产劳动的实践中，人们逐渐积累了认识客观事物的知识，但由于人们受到当时知识水平的局限，还有许多现象被视为是神秘莫测、难以捉摸的。于是他们便把希望寄托到“神灵能给以启示”上以指导其行动，求得“善则进行、恶则回避”“转危为安、免灾趋福”。这就是学术界称之为“征兆迷信”（“前兆迷信”）产生的原因。“用占卜手段来预知事物的前因后果的萨满是一种预言者型萨满。各民族萨满所用占卜方式不尽相同。有的民族的萨满善于用骨卜，有的则善于用动物征兆卜，还有的民族的萨满善于用梦卜。”
由于征兆和占卜术已成为少数民族人民行为的准则和指南，于是人们在各种生产劳动、生活安排、人生礼仪、婚丧嫁娶、迁徙、运行等各个方面，多取决于征兆和占卜，在很多方面依赖神灵来预测未来的吉凶祸福。信伊斯兰教的民族都相信梦兆，其实在《古兰经》中也提到八次真实的梦兆（大家认同的没有分歧的有六大梦兆。在“圣训”中有许多着名的解梦论断，例如穆圣说“梦境有三种，来自真主的好梦、出得魔鬼的恶梦和生理梦”）。保安族讲究梦兆，几乎家家户户都相信梦所预测的事情，早晨起床说梦，由家长解梦。例如，梦见白马大富大贵，他们认为白马象征地位与权贵；梦见驴、骡子是“依比利斯”（魔鬼）作怪，是不好的征兆；梦见鱼跃为大吉；梦见蛇兆生子女；梦见狗咬人是仇人在恨自己；梦见狗被打死，预示着战胜仇人；梦见鸡为有口角；梦见粪便要发财；梦见孩亡是长寿；梦见牛羊会得病；梦见担水或者流水入屋为大吉，是家庭发达的征兆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保安族的这些梦析除受伊斯兰教文化影响外，同时也受到了周公解梦的一些影响，说明保安族梦兆深受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所谓占卜，是指占卜者用自然的、机械的或人为的工具和方法，向神灵询问过去和将来的人、事和其他事物的结果，并根据在占卜工具上所显示出来的兆文、信号等判断吉凶祸福，认为上述信号，就是鬼神的意思，人们根据这些得来的信息，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
“占卜的起源要比巫术出现迟。占卜是在鬼神观念和萨满教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产生的。在萨满教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被各种各样的鬼神包围着、操纵着，人间崇拜各种神灵，又为各种神灵所制约。凡是人间的得失、成败，统统归咎于鬼神的意志，因此，人们每做一项事情的时候，都期望得到好的结果。然而在史前人看来，这不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取决于鬼神的赐予，为此人们急需了解鬼神的态度，对鬼神进行预测，这是产生征兆和占卜的社会需要。人间与鬼神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期望得到鬼神的恩赐又不能直接对话，往往借助于第三者，这占卜者就是萨满。他为人间沟通和联络了祖灵、神灵、精灵、鬼灵诸界，以期借助超人的形式说明并解脱人间的痛苦和灾难。”
保安人也相信占卜，家中病人久病不愈时，请人占卜病因，家人将病人所穿衣服带到“眼见鬼”（一般是妇女或者瞎子）那里问病因，往往病因被认为与亡人的灵魂不安有关系或者是被亡灵缠身等。这种习俗至今仍然存在。居住在大河家的保安人有时请来黄河彼岸的土族村庄里的“苯苯子”（俗称黑教，苯教崇拜神灵）来确诊病因捉鬼治病。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保安族村庄就有请土族“苯苯子”捉鬼治病的事情发生。
这种习俗的存在应该与保安族早期在青海同仁与土族杂居以及目前大河家黄河两岸保安族、土族仍有生活、生产、文化上的交流往来有关系。因而，占卜在保安人的生活中成为诊治病人的民间医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