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看，吐蕃为中原唐朝提供了喘息的机会。《旧唐书·大食传》记述道：“贞元中，与吐蕃为劲敌，蕃军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新唐书·南蛮传》则从侧面记载了吐蕃与大食交战之盛，以致唐朝军队俘获的吐蕃士兵中就有不少是“康黑大食士兵”，这些大食士兵应该是大食军队中被吐蕃俘虏后转而被唐朝军队俘获的。正如，史韦湘在《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一文中所撰，“公元786年，黑衣大食国王珂伦率兵东侵，吐蕃军队在河西、安西、北廷各族人民的支援下击退了大食人的入侵，保卫了祖国的领土”。
吐蕃占领西域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当时大食国方兴未艾，正欲乘胜东进；而另一方面唐朝又处于极度混乱的衰败时期，已无力抵御。因此如果没有吐蕃占领西域，以唐王朝当时的国力则毫无还手之力，如此可能对传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造成空前灾难。
因此，从中华文明多元统一的角度来看，此时，吐蕃对西域的占领，以武力阻止了大食的东向扩张，从文化上可以说不仅保护了吐蕃的佛教文化，还保护了西域以东整个中原的璀璨文明，使其不被断裂。着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对此历史功绩不吝笔墨：“尽管如此，它（吐蕃）还是用最大力量去阻止大食势力到葱岭以东来，这个功劳是巨大的。”“吐蕃阻止武力传教的大食东侵，使汉族文化免于大破坏，又为后来的回纥西迁，定居天山南北做了准备，对中国历史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二、萨迦派在元朝统一中国进程中的贡献
（一）萨迦班智达对西藏纳入元朝统一版图的贡献
西藏自吐蕃王朝崩溃后400年间，青藏高原上封建领主群雄割据，教派纷争严重，几乎每一个封建领主后面都有一个与之相结合的佛教教派，西藏同当时处于分裂中的中原地区一样，需要统一安定的环境。
1239年，蒙古西凉王阔端派遣将领多达那波率军攻入西藏，一直打到拉萨地区的北部热振地方，蒙古对西藏的进攻，遭遇到西藏人民的强烈抵抗，这使阔端认识到要把西藏置于蒙古统治之下，必须扶植和利用西藏佛教的领袖人物，由于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学识渊博，精通佛法，声望又高，因而阔端决定迎请他到凉州。萨班出于各方面考虑决定赴行，并带去两个继他之后对统一产生重大影响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
萨班以63岁高龄于1247年抵达凉州，很快与阔端举行会谈，萨班同意西藏地方归顺蒙古，并在会盟后向西藏僧俗发表公开信，这就是着名的《萨迦班智达告蕃人书》。在信中，萨班详细说明了西藏归附蒙古的意义以及归顺办法。萨班的公开信，在西藏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各地僧俗首领权衡利弊之后，表示愿意归顺蒙古，为元朝统一西藏奠定了基础。从此西藏正式成为元朝的一个行政区域，也是萨迦地方政权开始统治西藏的标志。
萨班所处的时代，正是祖国由分裂走向大统一的时期。新兴的蒙古，已经拥有统一中国的实力，而萨迦班智达顺应历史潮流，以63岁的高龄，不顾个人安危，前往凉州，建立了西藏地方与蒙古王室直接的政治联系。由于他的努力，阔端不再把军队开入西藏，西藏地方也没有组织武装反抗，藏族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得以保证，西藏的封建经济也因此得以持续发展，这既符合藏族人民利益，也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为元朝统一所作贡献
1251年萨班在凉州去世后，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兄弟便继承其伯父的遗志担当起蒙藏之间的桥梁。1252年，忽必烈召见留居凉州的八思巴，当时八思巴年仅16岁，却深得忽必烈信任，将他留在身边。1260年忽必烈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授玉印，并由八思巴主持为忽必烈举行“灌顶”（受戒）仪式。在忽必烈的影响下，皇子、皇妃、大臣以至许多蒙古牧民也改信佛教，使藏传佛教成为蒙藏关系的纽带，也进一步促进了元朝对西藏的统一。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同年在中央设总制院，命八思巴以国师兼总制院使，八思巴成为元朝中央管理全国佛教和西藏地方行政事务的高级官员。以后又晋封为“帝师”。至于八思巴之弟恰那多吉，25岁时忽必烈命他返回西藏主持西藏行政事务，即西藏地方首席行政官员。恰那多吉虽然早逝，但在任期内仍然对西藏进一步纳入元朝体制作出了应有贡献。
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协助元朝中央在西藏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第一，设置管理西藏军政事务的地方政权机构“乌斯藏纳里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都元帅府”和“十三万户府”。第二，清查户口，根据户口的多少规定每年向元政府交纳的赋税与贡物数量。元代在西藏进行过三次户口清查，前两次都是在八思巴兄弟主持下进行的。第三，设立甲姆（驿站）。共计27个大站，朵思麻地区7个骚站，朵甘思地区9个释站，卫藏地区11个驿站。第四，驻屯军队。元朝在西藏常驻一部分蒙古军队，由“乌斯藏蒙古军都元帅”和“纳里速古鲁孙元帅”统帅指挥。由此可见，从凉州会盟发布《萨迦班智达告蕃人书》开始到此时，元朝中央政府已然在萨迦派的协助下完成了对西藏事实上的统治。西藏从元代起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
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两次抗英斗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清朝统治末年。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统治下国力衰竭、政权摇摇欲坠。帝国主义加剧其在中国的掠夺，而清廷已经毫无还手之力，一味妥协退让，甚至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以延续统治。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而此时英帝国主义攫取西藏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它企图以种种手段控制西藏，打开中国的西南大门，将其在印度与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连成一片，进而把中国的中部和南部也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藏族人民因此和祖国人民一道肩负起反抗帝国主义入侵的历史重任，特别是1888年和1904年掀起的两次抗英斗争的高潮，用鲜血和生命扞卫了祖国西南边陲的安全，在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保卫祖国的伟大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第一次抗英斗争——隆吐山保卫战
1888年隆吐山之战，是西藏人民为了抵抗侵略、扞卫国土而进行的一次正义战争，也是19世纪末中国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入侵重要组成部分。
鸦片战争不仅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而且帝国主义列强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了从中国内地进入西藏的特权。英、法、俄等国纷纷借游历、通商、探险为名，展开对西藏地区的侵略，英国还通过占据印度、尼泊尔边境的便利条件从西面进入西藏加紧掠夺。这种行为遭到西藏各族人民的反对。噶厦政府召开前后藏僧俗头人会议，并由十三世达赖喇嘛和八世班禅领衔，率领呼克图，三大寺堪布、僧俗官员军民等向驻藏大臣呈递公禀，表明“纵有男尽女绝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
1880～1888年，在川藏孔道巴塘、三岩地区的藏族人民掀起了反对外人进藏的运动，英帝国主义感到派人入藏并不能如愿以偿，于是提出了更具侵略性的“通商”问题。1888年3月20日，英军头目纳哈姆亲率英军由隆吐山下扎鲁隘口突然向藏防地进攻，点燃了第一次武装侵略西藏的战火。藏族官兵以落后原始的土枪、刀、矛、飞蝗石等武器，利用有利地形坚守阵地，誓死抵抗，击毙英军头目1名，藏兵无一损伤，顽强地阻击敌人的进犯，给敌人以重创。21日清晨，英军又一次从原路发动进攻，藏军“誓死抵御，鏖战许久”。24日，英军再次进攻，隆吐山被英军侵占，藏军遂在提娥可那高地继续构筑防御工事，后被英军发现，开炮轰击，纳汤失守，藏军撤至春丕（今亚东）。隆吐山、纳汤相继失守，噶厦和僧俗民众决心抵抗到底，从工布、山南等地征调民兵、僧兵2800多人，增设后勤机构，选拔下级士官，前后派民兵约万余人增援前线。十三世达赖还接见全体官兵，赐予护身符、标帜、衣物等，并要求他们把凶残的敌人驱逐出去。时任清朝驻藏大臣文硕则亲临前线，制定作战计划，坚决反对撤卡退兵。正当西藏军民英勇抗敌之时，清政府却于1888年8月，将支持抗英斗争的驻藏大臣文硕革去职务，以升泰为驻藏帮办大臣，执行撤兵命令。升泰到藏后，完全执行了清政府的妥协让步政策，力促西藏地方政府与英人妥协，强令藏军撤回帕里一线待命。清政府的懦弱和升泰的可耻行为，最终导致了西藏人民第一次抗英战争的失败。值得庆幸的是，失败并未使噶厦和三大寺及僧俗民众屈服，他们收集散军，征召新兵，又聚得万人，积极准备反攻。在升泰的退让下，英军又多次用大炮进攻藏军阵地，机将哲孟雄（今尼泊尔）全被占领，并一举攻占了则利拉、亚东、朗热等地。藏军虽然屡遭战败，但西藏地方政府和广大僧俗民众并未屈服。1890年3月17日，清政府正式派升泰去加尔各答与英印总督兰斯顿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西藏军民第一次抗英战争结束。
（二）第二次抗英斗争——江孜保卫战
江孜保卫战是西藏近代史上抗击外国侵略者规模最大、最为惨烈悲壮的战斗之一，反映了藏族人民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的尊严、保卫领土完整、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03年7月，英军派出由荣赫鹏率领的一支千人大军，由麦克唐纳少将指挥，开始了第二次对西藏的武装侵略。12月12日，英军偷越了则里拉山口，14日进驻仁青岗，21日占领帕里。1904年1月，英军又相继占领了堆拉、嘎吾等地，矛头直指江孜。一场以江孜人民为主的西藏人民反抗英帝国主义武装入侵的第二次抗英战争爆发了。西藏人民同仇敌忾，坚决遵奉抗击英国侵略军的神圣誓言：“全藏僧俗人民，不惜重大牺牲，誓与佛教之大敌英国侵略军决以死战！”在骨鲁等地进行了英勇的狙击。藏军中无论军官还是士兵，都没有受过近代的军事训练，他们用土枪、大刀、“吾多”做武器，一时阻挡了英国侵略军的推进。然而，荣赫鹏欺骗藏军进行和谈，却在谈判之时命令500多名英军偷偷包围队形密集的藏军，英军的枪炮向藏军猛烈开火，数分钟内藏军即被英军射杀500多人，受伤200多人，仅逃出380余人，曲米新谷失守，屠杀使藏军主力受到重创。英军开始向江孜迈进。藏军积极备战，一面收容组织溃散部队，一面招募新兵，号召“凡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无病男子，都应为国效劳”，得到民众积极响应。
1904年4月11日，英军抵达江孜。江孜是从亚东到拉萨的必经之地，向东越过卡若拉山通往拉萨，在当时是仅次于拉萨和日喀则的西藏第三大城市。英军一旦攻占了江孜，便可直驱拉萨。这种形势无论对拉萨还是对整个西藏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西藏人民因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江孜保卫战。江孜宗政府位于江孜平原靠西的一个突出的山上，是江孜平原的制高点。宗山上碉堡式的建筑，极为坚固，藏军以宗山城堡为凭借阻挡英军的进攻。7月5日，英军以则城寺、帕拉村和江洛林卡为基地，三面包围了江孜宗政府及江孜街的藏军，英军在炮火支援下发起进攻。
5000名藏军和民兵与英军顽强对抗，整个战斗过程激烈残酷。宗山守军弹尽粮绝，藏族军民就用石块阻击；没有一个藏族士兵被俘，也没有一个藏族士兵投降，英军断了总府饮水，藏族守军就乘夜间用绳子将人放下山，取水塘里的污水喝，甚至以尿解渴。最后，英军用炮火引爆了山上的火药，趁机突入藏军阵地，守军仍以刀、矛、棍棒等与英军展开白刃搏斗。经过三昼夜鏖战，英军攻上了宗山，来不及突围的藏军全部跳崖殉国。英军想不到，攻打江孜竟花了3个多月时间，这是前所未有的代价。随着江孜失守，拉萨也在不久后沦陷，被迫签订了《拉萨条约》。但是，在整个抗英斗争中，藏族人民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宁死不屈的精神是值得铭记的。
西藏人民为了赶走敌人，不分昼夜帮助自己的军队运粮、运草、挖战壕、修工事，不卖给敌人粮食、饲草，不给敌人办事、带路。到处都可以听到喇嘛们念经诅咒敌人，群众自动组织起来站岗、放哨、监视敌人，从各方面封锁敌人。曲米新谷大屠杀以后，国外的藏人也极力配合，以“达杰”为首的群众在大吉岭组织在印度的西藏工人实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并破坏英军的后防建设和交通要道，以实际行动声援祖国人民的斗争。
西藏人民通过两次抗英斗争，与祖国共同经历了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苦难命运。虽然以弱对强，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西藏军民的反侵略斗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而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更加融入祖国怀抱，为今天的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政治局面，铺垫下坚实的历史基础。里昂节夫在《英国对西藏的武装干涉》中指出：“西藏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正义战争是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的总斗争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