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康定输入康区、西藏、青海的商品有茶叶、土布、绸缎、金丝猴、幔帐、哈达、铁器、纸张、烟叶、大米等。
2.滇藏“房东”
云南藏区的商业贸易，在唐朝就开始了。元、明以后，有较大的发展。贸易地点以德钦的升平镇，中甸的中心镇、白蜡谷（汉语名小街子）最为集中，金汉区、三坝区的各银厂也都逐渐形成商业贸易点。从这里把鹿茸、麝香、熊胆等珍贵药材，以及藏靴、藏刀、木碗、毛袜等手工业产品转销至各地，把云南的茶叶、铜器、红糖、粉丝等转售给进藏商人。行商主要是利用骡帮、马帮通过盐井、昌都或巴塘运往藏区各地。西藏商人到云南德钦、中甸经商的，一般要住在当地的土司家族的后人开的称之为“房东”的货栈。
这种“房东”制贸易是滇藏贸易历史上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经商形式。来自卫藏、康巴的藏族商人运货到丽江、中甸等地后，就住在比较固定的“房东”家里，房东帮助藏商进行贸易。旅店房东居中介绍、当商务经纪人的这一房东制贸易历史已久，是专门用来与藏族商人进行贸易而产生的一种经纪业务。这种房东与内地的一般客店不一样，还兼起着“牙人”的作用。旅店不收住宿费用，而是根据房东替客商出外交涉买卖，然后根据成交额来收一定的“牙钱”，一般称之为“牙用”或“牙佣”。
外地商人到这里落脚经商，要遵守当地章程，还需要“房东”作保。西藏商人同当地商号谈判，也都是通过“房东”进行。客商成交的货额多，“房东”的“牙钱”也就多。“房东”对客商是尽力照顾的，有时还要为客商垫款或出保，一些客商和“房东”还结为固定的关系，来时要欢迎，走时要欢送，客商再来时，也给“房东”带来一些礼品。这种“房东”与牙佣制度大约是清朝以来逐步形成的。但据藏文资料反映，这种滇藏贸易的“房东制”在明代就已经流行于木氏土司统治的领域内。
据王恒杰先生的调查，牙用钱的抽取，通常是以物品的单位、价值及货物的包装单位来计算的，如衣服是以件计，糖以盒计，虫草、贝母等以斤计算，麝香以个计，皮以张计，布以件计，黄金以两计，牲畜以头计，茶以驮计，如相同的货质量是好的，价钱高，牙钱可以收一倍，有时物品珍贵，可以加吃，如果生意顺利，还可加吃十分之一。这样，客商会给房东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这笔收入主要是在入秋、冬月和腊月取得，即土产上市或朝山季节，其他时节为生意淡季，也是靠它来添补。所以，房东对远来的藏商也尽力保护，使他们免受敲诈勒索。
第三节族际文化往来
一、远古到吐蕃时期的文化交流
西藏考古发现说明，早在远古时期青藏高原与中原地区就有频繁的文化交往。就旧石器的选材、加工技术、器形来看，与黄河流域发现的旧石器较为相近，而不同于印度的聂瓦斯早晚期文化。大多数新石器属于以华北为中心的非几何形传统。卡若文化遗址发掘出的粟米，更说明卡若文化与世界公认的粟米故乡黄河流域文化的关系。
在林芝、墨脱等地发现的11处石棺墓葬，属同一文化遗存，与川西、滇北的石棺葬有很多共同之处。西藏东部出土的双大耳陶罐、单大耳陶罐，就与川西、滇北石棺葬出土的陶罐大体相同。而西藏杜布类型的石棺葬（土穴竖穴石棺为石板筑，有盖板，无棺底，葬身为仰身直肢等），也与川西滇北的石棺葬大体相同。
苯教是藏区古老的宗教。苯教有关宇宙构成的三度性观念，受到波斯祆教的影响。而苯教的关于创世和人类起源的故事，与境内外的一些民族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如苯教关于龙母变成世界的神话，与《山海经》记载的烛龙神话有相似之处，但龙母神话更细腻、生动。藏族有人类源于猕猴的传说。据《通考四裔考》载：古羌人中“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苯教关于世界和人类由巨卵形成的神话，不仅汉族、朝鲜族等有相似的传说，印度、波斯也有类似神话。几例神话的相近说明几种文化彼此间有所联系。
二、汉藏交往
（一）唐蕃往来
汉藏间的友好往来，历史悠久，而唐蕃时期是汉藏关系的新篇章，文化交流相当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宗教、工艺等各个领域。双方通过官方和民间、上层和庶众、宗教和世俗等不同渠道，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交流。也为后来双方全面而持久的交往奠定了基础。
1.开辟交通要道
在彼此交往中，开辟了逻些（拉萨）和长安间的唐蕃大道，还有通甘州、茂州和通南诏的要道。这些道路首先是友邦交流之路，正如《全唐文》卷384所记载：“金玉绮秀，问遣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同时，它又是贸易交通之路，驮着茶叶、丝绸、皮毛、麝香的马帮来往于群山之间。
2.通婚联姻
在唐蕃交往中，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金城公主与赤松德赞的两次联姻，在藏汉关系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两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关系日趋紧密。《拉达克王统记》等藏文史籍记载：文成公主进藏带有关于服饰制作等技巧的书60部，她还曾亲自传授用织机织布等技术，使松赞干布惊叹而渐现华风。他曾向唐请得蚕种，但因气候太冷种桑养蚕的试验未获成功。自此以后，藏族很喜欢汉地出产的绸缎，汉地也常有大批输入。到赤德祖赞时，不仅贵人，就连其奴仆都穿绸着缎。唐朝的制瓷技术也于赤德祖赞时传入吐蕃。
3.使者往来
唐蕃间各种使节往来不绝，唐使入蕃很多。通过往来，唐朝对吐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情、人心等，都有了较细致深入的了解，表明唐朝对吐蕃力量的重视。自松赞干布于贞观八年（634年）派使臣到唐朝至吐蕃崩溃（842年）的20８年间，双方往来的使团近200次（个），多时千余人，少时数十人，担负着迎亲、祝贺、通和、禀告册立和丧葬、请盟、会盟等任务。使臣往返的频繁，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正是由于这种友好往来的长期发展，加之经济文化关系的加强，汉藏两族自然地形成“和同为一家”的亲密关系。
4.宗教交流
松赞干布时传入西藏的佛教，就是从唐朝和尼婆罗两个方向传入的。吐蕃曾从长安取得汉译佛经。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的佛教器物，一尊释迦牟尼佛像（至今仍供奉在大昭寺里）和360部佛经以及寺院建造法。后来赤德祖赞又派桑希等人向唐皇求佛经1000部之多。藏文译经也是由藏族和汉族译师及天竺僧人共同翻译的。第一批译出的700多部经典中，从汉文转译的有32部。同时，藏文佛经也有些译成了汉文，敦煌藏经里就有大量的汉译藏佛经。在藏汉佛教文化交流中，吐蕃名僧桂·却楚将汉传佛典译成藏文，使一些丢失的汉传佛典在藏文中得以保存。
吐蕃中期，赤松德赞在敦请天竺僧人莲花生进藏的同时，也邀请了汉地禅宗摩诃衍那和尚入藏。遂发生了吐蕃佛教史上着名的“顿渐之争”。尽管禅宗在这场辩论中以失败告终，但其在藏地的影响并未中断，在敦煌文献中禅宗经典达20余部，可见其在河陇地区仍有不小影响。
此外，唐开元年间，松赞干布为答谢文成公主入藏所带的释迦宝像，赠与唐朝的一尊金铜度母像，至今仍供奉在西安开元寺“卓玛拉康”佛堂内。
吐蕃把大量佛经从梵文译成藏文后，又从藏文译成汉文，有的被保存在汉文《大藏经》里，有的留在敦煌石窟。
5.求学长安
吐蕃派出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唐朝的诗书礼仪。吐蕃的大臣里有不少人有着较高的汉文化造诣。如迎娶金城公主的敏悉猎能参与梁柏体诗联句，“当时朝廷皆称其才辩”。吐蕃大将钦陵曾到长安求学，遍观唐朝的礼仪武备。
6.收揽文学之士和工艺匠师
两位公主的进藏，开通和扩展了唐蕃大道，带来了一批文儒之士、传教布道的僧人以及造酒、碾、纸、墨的工匠，也带来了许多农牧、手工生产的工艺和技术。而吐蕃送给唐朝的大帐篷、金鹅等工艺品，曾使唐朝皇帝和大臣们钦佩赞叹。吐蕃的铠甲精良，剑锐弓强，也深为唐人称赞，对唐朝有着吸引力和影响。
吐蕃对因政治原因逃入吐蕃的或从战争中俘获的文学之士，都用为掌握文牍一类的书吏，吐蕃和唐朝书信往来都出于这类人之手。同时，吐蕃对流入或从战争中俘获的手工业匠人，往往要集中送到逻些。有时吐蕃也向唐朝要求派一些工匠，制瓷、水磨等工匠就是唐朝派到吐蕃的。
7.会盟立誓
唐、蕃间的会盟，不仅是重大礼仪，而且要立石刻碑为证，这是当时唐、蕃友好的象征。盟誓先后举行了10余次。最后一次即着名的长庆会盟，作为历史见证的会盟碑，至今仍屹立在拉萨大昭寺前。长庆会盟后，双方就基本上停息了干戈。
8.民间文化交流
敦煌、新疆等地挖掘出的藏文契约等则反映了民间的交往。同时，唐诗对唐、蕃交融也有所反映。吐蕃占领河陇地区后，把当地汉人编为部落，仍进行农业生产。那时汉、蕃和其他各族人民杂处，在文化、种族上密切交融，唐史里就反映了彼此融会的情况。那时陇西的吐蕃人“自从公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而在蕃汉人则“去年中国养子孙，今着毡裘学胡语”，这些诗句都形象生动地反映出汉、蕃人民彼此交融的情景。
吐蕃的风俗对唐朝也有影响。松赞干布因文成公主不喜欢藏族妇女赭面而下令禁止。可是赭面的风俗却在唐朝宫廷流行起来，成了名噪一时的“时世妆”。白居易有《时世妆》诗云：“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事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无膏注唇唇似泥，双面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
此外，吐蕃吸收过唐朝的医学又转而为唐人服务，老宇妥·云丹贡布就到过五台山等地为汉人治病。治骨折伤痛的良药续股胶（片质）也从藏族地区传入汉地。在音乐歌舞方面，唐朝的八部乐里有一部叫“唐风”的，就是康区的音乐。
9.唐、蕃交往的文化宝库
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吐蕃、唐朝文化的发展，而且共同融会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宝库。从781年吐蕃占据敦煌到848年撤出，在60多年中，不仅完整地保护了敦煌宝库，而且还新建了45个石窟。其中有规模宏大、画塑精美、今已列为特级洞的第159窟、第322窟。其供养人题记上出现吐蕃官阶名称者有第144窟的“大虫皮康公”、第159窟的“大蕃官内”等。在第220窟甬道龛内，有身着吐蕃衣饰的信女像。有的洞窟的《维摩经变》绘制着吐蕃赞普以及部众的形象，有的洞窟塑像和西藏寺院内的塑像相似。吐蕃参与敦煌文化创造，也不限于吐蕃时期，宋、元时仍在继续。如宋朝第61窟《五欲乐》中的舞人，其舞姿与回纥舞接近，并与藏族弦子舞相似；元朝开凿的洞窟内，不仅有藏、汉文的六字箴言，在密宗曼陀罗图里，还画有不少变形的菩萨、力士，如千手千眼观音、千手千钵文殊、十一面菩萨、怖畏金刚等，其图案装饰即由藏文咒语和金刚、忤之类符号组成。敦煌出土的珍贵文物中，还有一批即为珍贵的藏文文献。
（二）明朝与西藏地方的往来
1.刻印第一部藏文《甘珠尔》，雕刻印刷技术传入乌思藏
明朝封赐的众多法王、佛子中，最着名的有三大法王。永乐帝即先后封噶玛巴为大宝法王，封萨迦传人贡噶扎西为大乘法王，封宗喀巴的弟子释迦智为大慈法王。这三位法王对祖国统一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噶玛巴到达明都，把当时最有名的《甘珠尔》写本推荐给永乐帝，永乐帝即委任噶玛巴为永乐版《甘珠尔》总编。至今，色拉寺仍保存着永乐帝送给大慈法王释迦智的《甘珠尔》。永乐版《甘珠尔》不仅是第一部雕刻版印刷的藏文大藏经，而且也是现存最早的藏文印刷品。尤为重要的是，雕刻印刷的技术从此由汉地传入藏地，对藏族典籍的出版、积累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藏文碑刻，在内地也有一些珍品保存下来，比如明成化时修建的北京五塔寺，就有藏文碑刻。
2.促进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发展
明朝与藏区各地方势力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双方人员来往络绎不绝。贸易、朝贡、请封的次数、规模日益壮大，最多时年往来人员有4000人次。
藏传佛教的各宗派传人纷纷到中原、蒙古、西南、西北各地建寺弘教，除早期的宁玛、噶举、萨迦外，到明末，格鲁派也在祖国内地建立了第一批寺院。各宗派还利用明朝赏赐的巨大资财，在藏区修建了一批寺庙，如色拉寺、楚布寺等。
藏传佛教的经典除《甘珠尔》外，《般若》、《中道》、《律论》、《比量论》等也在祖国内地刻印。
在文学艺术方面，汉族的一些文学作品被译成藏文，如《西游记》被简译成《唐僧喇嘛传》。藏族的一些文学作品，也被译成汉文。如18世纪北京已出现了由蒙文转译的《格萨尔传》节译本。其他民间文艺形式，汉、藏等族间也进行了交流，比如在藏族中也涌现了专门讲汉族故事的“仲萨”艺人，藏族的民歌、故事等也传入汉族地区。
在汉、藏杂居的地区，一般群众都使用藏、汉两种语言，从经济生活到风俗习惯都彼此影响，既各保持其民族特性，又彼此交流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