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1977-1992年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发展(4)

第四，格网型大学形态组织模式“把规划形式从特殊建筑物的功能中抽象出来，制定适合各种需要的标准空间规划单元，通过这些重复的单元按网格进行灵活组合，满足不同的使用要求，并保证将来发展的连续和统一性”特点，与80、90年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期望达到的机械化施工、工业化生产、降低造价和加快建设速度的要求相吻合，也和传统建筑组群以“间”为原型组织空间的建筑文化不谋而合；最重要的是形态中表现出来的标准化和统一化能够更好地迎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中上级行政机关管理、运营大学模式下校园的计划性有序发展。此阶段这种模式典型的校园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长春市吉林大学文科新校园规划和广东汕头大学规划等。还有一个问题，格网型校园形态和建国初期棋盘式道路规划的大学校园有什么异同呢？一种是以建筑物连成格网，而校园中的道路系统可以遵从格网系统也可以在格网之上形成叠加的独立系统，校园空间相对灵活、多样，同时体现了校园形态的匀质生长和发展性；一种是以正交的道路系统划分校园土地、固定空间结构的方法，以反映一种不可更改的校园等级：将行政办公、图书馆和各专业教学建筑、学生生活区等分别纳入独立的校园封套中，居中为正。当然，以上四种类型是对大学校园形态主要模式的人为划分，在实践中并不能简单、绝对地涵盖一切，大多数校园形态是融会了几种模式特点的。

还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之后，中国经历了一番意识形态的挣扎，开始接受现代主义建筑的挑战；尽管同时期传入中国的后现代建筑理论与固有的民族自尊心使迈向现代主义的脚步有些犹疑，但在新建大学校园中无不例外地采用了现代主义建筑语汇来表达国家科教现代化的时代精神。技术和意识上的突破，使校园建筑形态迅速走向现代主义多样化，例如：

山东财政学院采用六角形建筑母题的处理手法，配合非对称的总体布局，使校园空间自由活泼、亲切宜人。深圳大学中心教学区以阶梯形建筑群体依附山势来体现现代、人文、环保理念，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谐。

3）社会主义效率下的“统一”形态

社会主义建设效率成为此阶段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构筑的影响因素之一。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后，为了满足日益高涨的高等教育要求，国家需要迅速恢复和新建一批高等院校。

与城市规划建设的其他方面一样集中国家资金、力量在短时期内的快速建设被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集中体现的社会主义效率而强调，自50年代初期后中国再次出现了由国家或地方政府一次性投资建成大学校园的趋势，最典型的例子要数1983年成立的深圳大学，其当年建校，当年招生，被邓小平称为“深圳速度”。当然，历史的螺旋式发展使此阶段新建的大学校园与中国1950年代第一次集中投资建设时期不同，是从毛泽东时期全面学习苏联口号下单一形式和风格向邓小平时期“双百”方针下所提倡的不同形式和风格的多元化方向探讨的演化。那么何谓“统一”形态？这里所指的“统一”是针对多方主导、多渠道投资、逐步建设发展的校园而言，这种校园规划被看作是一个过程，需要依据不同事件、不同时间、不同要求进行修编，形成丰富的、有机生长的校园形态。

而中国大学校园尽管突破了建国初期全面学习苏联中的千篇一律，文革时期的杂乱无序，开始塑造不同大学校园特色；但80年代中期前校园建设资金来源依然是一元化的政府财政，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为大学建设制定了具体的建设指标和目标（校园的具体使用者却没有话语权），规划偏重解决现实、实际需要，具体大学事业发展规划不被重视亦没有和物质形态规划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和Dober建构的校园规划理论一样，设计师仅仅提供技术视角；同时与西方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集中在小型学院建设中大胆探索现代主义规划和建筑相仿，中国这一时期新建大学规模大多为1000~3000人的小型院校，其规划建设中一项重要的革新就是运用强烈建筑意象获得坚固的制度、秩序，重视特定校园空间的整合性和合理性，突出特点是浓厚的“设计”色彩。而在快速建设、一次性单元化投资的社会背景催化下这种刚性校园规划的“终极方案”意味更加明显，在形式上多表现为均质排列的单纯几何形功能性建筑。可以被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统一”，精英主义规划观与自上而下强制民主结合下制度化、标准化、静止性校园生活的物质映射；这种“统一”形态在80年代中期后逐渐受到来自大学经济创收上的压力。

4）自然景观元素主导下的校园形态

纵观中国近现代以来几次外国文化大量涌入的时期，国人总要为其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找到传统文化上的立足点，大学校园规划也不例外。80年代，当两种社会意识形态依然处于对峙状态，当中国国内正处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期，当西方大学校园规划理论蜂拥而入时，怎样在吸收、运用西方先进理念、技术的基础上体现国家、民族特色是整个规划、建筑界一直探讨的问题。可以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南京十年”时期和建国初全面学习苏联时期，与国家政治事务中的集权化相对应，大学校园规划是中国传统官式建筑组群模式（尤其是宫殿庙宇建筑群）或传统延平直中轴线发展空间序列的空间形态与西方26校园规划的结合；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使借鉴西方大学校园规划的文化立足点回到传统书院式的山林文化和寄情于山水的环境观上，例如，1984年梁作范等着的《对我国高等院校总平面规划的探讨》一文中指出“在建筑群中体现传统的轴线和园林特色相结合的布局，设计思想上要力求创新，规划应体现新时代的面貌；在校内较集中的绿化区，应更多地吸取我国传统的小空间的庭院绿化及造园特点，丰富校园的艺术造型”。

因此，建国初期象征权力，并服务于权力要求的校园正交道路系统不再像一张无所不能的大网覆盖平坦、起伏、河流、山体等一切自然地形，校园基地的自然环境、地方特色开始作为形态构筑中的核心要素被考虑，并且有从尊重、依附自然景致到创造、修饰景观的趋向。而且由于80年代新建的院校多以中小型为主，基于体制学校需要配备的生活后勤设施日益庞大，校园用地日益紧张；“校园道路由主干型转向经络网状结构，校园空间组织从过去的大空间手法向小空间灵活穿插转化”，对中国传统造园手法的借鉴则从宏大、壮丽的皇家园林转而倾向更加灵活、多变、以小见大的私家园林。当然，其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心理：回归传统书院环境营造中道家“圣人抱一而为天下式”的思想，以模仿自然理水、堆山、植花木等来达到天人结合的境界。以下将比较民国、建国初期和80年代中国大学校园形态中自然景观因素作用的发展。以武汉地区不同时期建于城郊风景区的武汉大学、武汉华中理工大学、中南民族学院（今中南民族大学）为例：

武昌东湖之滨的武汉大学是20年代末由外国建筑师设计（美国建筑师开尔斯）的中国传统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相互衬托的校园整体形态典范；其校址内珞珈山以北有十个小山丘，开尔斯选择了狮子山、笔架山和火石山三山夹峙的开阔谷地作为校园中心，发展平直的东西向主轴线，将大礼堂、运动场、绿化庭院等布置在主轴线上并以笔架山顶上的校舍建筑作为对景和校园天际线的制高点和控制点；而南北两边的狮子山和火石山上则延山势分别布置了三组对称围合的校舍建筑，校园道路沿等高线设置，“形成环状向心式校园布局结构”。在武汉大学校园形态上可以明显看到中国皇家园林的造园手法和西方传统学院式校园组织的有机结合：以学院为单位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建筑布局由于政治和生活上的要求依然追求轴线对称，严整院落空间，但在校园整体布局上则巧于利用地形，因地制宜，自然引入远处东湖和磨山群峰，“借景”不仅在校园内布局于三山之上的建筑群之间还存在于校内外景观间；校园空间形成直与曲、藏与露、严整和灵活的对比，构成别具一格的校园环境气氛。而位于武昌东郊关山地区东湖边喻家山脚下的华中理工大学则是中国五六十年代苏联规划模式的典范，由于是两个校园合并而成的，只有毫无差别的方格网道路能够最大可能地体现合并中的平等主义，校园被切割为几十个近乎匀质的方块街区，各类建筑和道路平行排列，体现了严谨、朴实和绝对理性的校园形态。

这种布局方式似乎可以叠加到任何基地环境上，环境特性被减至最小的同时人工秩序的光辉被无限扩展。如果不特别注明，你能想象武汉大学和华中理工是处于武汉同一城郊风景区的范围内吗？文革结束后重建的中南民族学院则位于武昌南湖景区边，针对基地呈东西向狭长条状、地形起伏、西面湖岸蜿蜒的特点，其采用了以公共教学设施为中心向两翼自由生长的校园形态；校园中心规划了一条由校门指向南湖的南北向中轴线，但两边建筑并不严格遵守对称原则，而是在保持一定轴线关系的基础上错落有致布局，形成图书馆、文理科教学楼、大礼堂等公共教学设施从地形特点出发自由围合的校园中心空间，充分地表达了环境特征；在这里，蜿蜒曲折不仅是环境特点也成为校园建筑布局、道路组织和空间生长的原则，其中布置在小山上的一、二号教学楼又成为校园形态东西向生长的控制点和对景。

5）新的校园综合体

无论是新建高校还是对原有高校的改、扩建而言，教学区的建设都是学校的中心和重点，中国建国后机械的延边大院式布局或“一系一楼”造成的简单行列式分散、割据的教学空间在这一阶段由于解放思想、学术自由所带动的大学课程改革而产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针对1949年后中国单纯强调工具主义教育哲学所形成的校园形态统一、机械和简单化特征——综合不仅成为课程改革的口号也是大学教学区形态发展的潜在目标；当然，尽快利用现有资源提高中国高等教育受众数也是校园形态趋向集中、综合化的重要动力；据统计数据显示西方国家当时高等教育的受众数已经基本达到学龄人数的30%以上，每生平均用地面积约为58m2，而中国当时高等教育受众仅占适龄人口的1%，每生平均用地面积约为86m2。因而，即便现代主义严格的功能分区依然是这一阶段中国大学校园规划的必守原则，然而校园中教学、科研功能多学科复合化发展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建筑、规划理念和技术上的进步很好地配合了此阶段大学校园所期颐的改变：首先在教学建筑设计中大量运用了“原型”，根据功能和不同教学、科研要求划分为普通小教室、大讲堂、通用实验室、办公室、资料室等典型化建筑空间“原型”，为教学区学科、专业布局综合化、通用化和高效利用奠定了基础。其次，校园规划中考虑到学科之间、教学和科研之间的交叉，需要创造校园中信息流、物质流和人流的复合网络，即教学、科研组织单元空间上的联系成为设计重点。

因此，有些高校整合能够为全校服务的公共性教学、活动功能（图书馆、公共教学楼、行政办公、体育馆等），集中设置形成校园中的核心空间，其他教学设施围绕其布置。例如，东南大学浦口分校校园由图书馆、教工俱乐部、体育馆、行政楼和教学楼自由围合入口广场，并依靠走廊更紧密了其中一些功能建筑的联系；而体育活动区域、实验室建筑群以及其他教学楼则分别从“核心”相应的功能区域向外生长，从一定程度上这样的校园布局消减了绝对功能分区所带的区域功能和活动的单一化。此外，不仅是教学功能还包括校园中其他功能在此形成了空间和形态上的交集；其中，实验室建筑群、教学楼等教学建筑采用了相同的建筑单元“原型”，为校园未来的功能转换和功能衔接做好建筑上的准备，也在建筑形态和校园空间上赋予强烈认知度和场所感。还有一些大学将所有的教学、科研功能整合在一起，形成现代整体式教学建筑群，这种方式表现为两种模式：一是模数制，教学设施和服务空间均依照统一模数设置“原型”，然后再依据校园具体需要连接、组织；形态特征为有规则的变化；例如，汕头大学规划的标准公用单元，以其联系各种教学设施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二是，依据校园地形和环境而构筑较为灵活的建筑形态，常表现为围绕校园景观的线型综合建筑群。例如：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的教学楼围绕中心人工湖发展、生长。深圳大学则将科研办公、教学、实验、图书馆等多种功能联系在一起构筑整体式建筑群，并以图书馆作为校园空间的组织中心，整个建筑群以自由、曲折的形态依偎在南山脚下向东西伸展，构成内外两个广场，与环境融为一体，并且将休闲、商业以及绿化景观融合在建筑群架空的底层空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