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高校间的竞争
对于地方资源和国家资源的竞争，中国大学校园形态演变上一般表现为两种模式。首先，对于地方资源的竞争是以大学为主体，主要是通过自主调整教学和科研方向及结构以契合所在城市、地区的社会需求。大学校园形态在此过程中出现“小集聚”和“大扩散”的态势。“小集聚”——各个大学已建校园内发生的校园形态向心式生长、多中心化；围绕优势专业和系进行空间的重新划分和建筑设施的改造建设，形成相关系科的学术中心，聚集科研设施形成大学内的科技产业孵化中心，调整校园内景观、休闲娱乐空间，增加消费性空间形成校园内不同层次的交流空间。其中，科技产业孵化中心是90年代新增的校园形态构成元素，亦成为校园空间和城市空间之间的过渡地带。“大扩散”——整合社会力量在城市中或异地需要某项技术和人才支持的区域创建附属学院（分校），形成大学校园形态在地域范围内蛙跳式的空间扩展。同时，这些新建独立学院（分校）在校园形态上有其显着的西方传统“学院型”大学特征：校园小型化，构成学生和教师之间完整的学术、生活联合体，校园中的学术交流中心和社会生活、娱乐中心往往是叠加并置的。其次，在国家性资源的竞争中往往地方政府和高校结成利益综合体以共同争取最大利益，90年代对校园形态而言影响范围最大的应该是对“211工程”的竞争；通过地方政府主导为增强某个优势院校竞争实力进行院校合并，这其中还包括一系列地方财政支持下校园具体设施的现代化新建或改建（诸如图书馆）。其结果是中国大学的等级直接物化体现在校园规模的大小、校园功能的多少以及校园形态构成元素的完备与否上，如90年代校园形态发展最为缓慢的是直接隶属于中央各部门的院校，这个群体由于尴尬的位于国家和地方空间的夹缝中而被忽略。
此外，位于中国大学等级体系上端的院校还拥有更多获得社会其他渠道捐助和资金的机会。因此在这些院校中大学对校园形态的发展拥有较高的自主发展权，能够较完整地延续和发展校园规划结构和历史环境。例如：1995年中国大学校园中的优秀建设集中在一类大学逸夫楼的创作上，而环境、文脉和时代特色则是这些老校园在渐进式建设、演变中所关注的。
（2）高校内院系间的竞争
大学校园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受中央政府保护和控制的城市组成部分，它的建设是国家对各方面平衡考虑之后的有限度发展，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学都处于国家五定政策的规范下；这样的校园形态对于校园内的不同的院系而言所处的地位和所占据的空间都是相对平均的。但是中国大学校园结构和习惯上的阻力抵挡不了社会经济体制从“计划”转向“市场”后，大学拥有自治权为自由事业规划和自由寻觅更多的资金支持提供场所。为了发展，大学一定要破坏以前乌托邦式的院系平等关系转换为竞争或争夺有限资源包括校园空间的关系。如此中国大学中那些专业学院和新兴科技学院因为和企业或社会需求的结合而拥有较高的产生经济效益的能力，并因此在大学事务中处于优势地位，获得个体在校园空间中发展的话语权甚至是决定权。相反，对于那些通识性教育的学科，随着在大学事务中地位的低落，其所占据的校园空间也被不断压缩或沦为优势院系的附属。例如：
华中农业大学的优势专业家畜工程，占据了校园主入口的优越位置建造种猪实验场、混合饲料厂等设施，而完全忽略其自身性质和特点应在校园整体架构中的位置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冲击。同样，新的大学经营思想要求把复杂的、非世俗化、人文性质的大学改造成为与科研产业化、教育新职业技术化联系的教育产业市场，也要求摧毁一切阻碍校园发展的老的建筑物和其包含的旧有功能，铲掉草坪、填平水面，为新的优势学科腾出空间，也为汽车交通所代表的现代城市人流、物流顺畅出入校园而牺牲。有趣的是关于道路系统和停车场的设置在这个阶段也不是校园范围内的全面统筹性改造，而是抛开总体首先围绕与企业、社会横向联系能力较强的院系进行的。此外，行政主楼又开始成为部分校园形态构筑的中心，教职工生活区得到大学主管者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建设量激增，并往往能够取得校园中环境最好的地块。例如：华中农业大学的北苑直接建于南湖边狮子山上，并为此开山、修路，破坏了狮子山和南湖的自然生态系统。
这是计划经济下政治控制转换为市场经济下企业式经营的又一种表现吗？那么大学是国家、城市、民族学术、科研容器的意义又该如何表达呢？总而言之，此阶段中国大学校园形态呈现出经济压力下的无序快速生长和局部的创造性破坏。
3）实例分析
（1）清华大学1979年至1994年校园规划发展
文革结束后，清华大学作为一所拥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老校园，其校园形态很好地囊括了上个世纪的清代皇家园林、20世纪初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校园模式以及50年代的苏联大学模式。因此20世纪80、90年代清华大学的三次规划调整中“尊重历史、要有历史观点”一直是首要指导思想。事实上，在建国后的发展中清华大学校园形态构筑中演变为两个风格迥异的片区和两个中心：以大礼堂为中心的“红区”和以苏联式宏伟教学主楼为中心的“白区”。而在50年代后发展的校园“十”字形主干道更强化了这种校园形态上的异质并列性发展。针对校园现状1985年的规划主要是在明确功能分区的前提下调整由于文革破坏而造成的教工、学生、教学三区混乱和交错的局面。同时，通过规划东西两个片区之间的中间地带，搬拆其内的工厂、仓库等设施，结合新建设的教学建筑组织东西两个教学区域间的步行庭院和休息通道，联结分隔的两部分教学区域。因此，尽管在校园建筑风貌上依然保有了“红白”两区之间的差异，但在校园空间上两块区域趋于互相渗透和融合。
1988年后清华大学则在中国大学体制从校系两级到校、学院、系的变革背景中，从学校事业规划的制定就已经决定了要以学院和学科群为单元进行校园生长，多中心化成为必然。相比较而言，西部“红区”的校园形态在演变过程中具有自由性和整体性的特点。因为尽管这片区域实际存有1911年墨菲规划的二校门到大礼堂和30年代杨廷宝规划的近春园、生物馆到化学馆两条平行发展的南北向校园生长轴线，但通过90年代规划、建设的，依然采用三合院或四合院空间形态的理学院、图书馆建筑群对这两条生长轴进行了补充与延伸。
这使整个区域的建筑群都形成面向河流、景观的开放空间和背向景观的封闭院落空间，每组建筑都重复同样的系统，却又拥有各自的特征，并且自然河流、园林、绿地组成的景观构架掩蔽、弱化了两条平行轴线之间空间的相向力场。
而东部“白区”校园形态在90年代的变化则是结构性的，其演变历程可以认为是5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最直观的校园空间版本。在第四章已有详述“白区”之初设是依照宏伟主楼、广场、轴线的完全苏联大学版本，1960年、1978年两次规划则完成了“白区”校园形态从苏联模式向中国传统轴线空间序列型制的转变：教学区从规划的主楼北面转移向南发展，在主楼前形成一条强烈礼仪性的漫长轴线空间序列。而1994年规划中校园形态主要发生了两个方面的演变：a.“白区”校园空间形态的主导——主楼前轴线趋于弱化。
如同中心和轴线统领的空间模式当初是因为强调中央对大学单一中心的统治权而产生的一样，自90年代后中央赋予大学自治权开始，能够诱发和支持轴线布局式政治图形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逐步消散，促使校园形态生长中轴线地位的滑落。b.中国社会转型中，大学同市场、城市相联系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和城市现代化汽车交通都要求校园内道路系统组织要适应这种猝然上升的交流、流通需要，清华大学“白区”在结合学校事业规划中以学院、学科群为单元发展目标很自然形成了围绕学院、学科群组织的校园格网型主要交通系统，促使校园形态向匀质化演变。
更为最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的重要建设，位于主楼南侧的学科群（建筑馆、经管学院、法学院等）构成了主轴线上的“十”字形空间结构，四向空间的均衡使原本已经因为东西向的校园主干道穿越而削弱的主楼前广场校园形态中心地位再次减弱，构成了轴线上势力相对均衡的三“心”，多中心生长的校园形态成为必然。而规划建于“白区”东门西侧的科技园区无论是从功能还是从空间形态而言都成为校园中相对独立的区域，是大学面向城市的“核心”。
然而，在1994年清华大学校园规划中存在的问题现在看来也是一目了然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人们对大学的普遍认识以及社会体制转型中尚未涉及的问题。a.故步自封，对连成一片、统一校园的盲目追求而反对引入城市道路，不但造成过大校园成为城市形态演进中的隔离地带，与面对城市日渐开放化的校园形态发展方向背道而驰，而且也造成校园内交通日趋拥挤、混乱。b.校园严格遵照现代主义功能分区的模式建设，强调功能单一化后的校园区域管理，却忽略了校园有效步行距离，功能分区所造成的校园峰值时段交通拥堵和时段性校园区域空心化等问题。实际上，随着中国“房改”的推进和大学招收学生层次多样化、学生生活多元化，与计划经济相伴随的机械化、单一模式校园形态和校园秩序都将发生质的转变。c.校园东西两区形态之间存在联系松散、片段化的问题，这里美国波士顿国际设计公司（Boston International Design Group）为清华大学所作的概念性规划也许对此提出了一种解决思路：通过增加一条东西向轴线尝试形成校园中“多向、彼此关联的轴线网络和空间网络，使空间在多个方向上连续、有序展开”，并延东西向轴线设置草坪、水系等与原有景观一起构筑校园内一体化的景观系统，进一步强化东西两区空间上的联系。
（2）暨南大学深圳中旅学院
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中旅学院），是暨南大学在高教改革中通过高校与企业（华侨城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欢乐谷等主题公园、威尼斯等一批星级酒店和其他旅游、电子信息企业）紧密结合、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形成的大学校园区域空间内的蛙跳式生长。其建于1996年，就选址在深圳华侨城中。中旅学院规划中依功能分为三大区域：
体育活动区和教学楼前的广场共同构成开阔的校前区（与80年代将体育活动区置于校园中部不同，90年代更注重校园和社会互动共享的问题）；教学区和其后的宿舍、后勤服务区。中旅学院的教学设施、学生生活设施和学生宿舍紧密联系，并共同包绕围合了学院内的主要交流空间，构成典型的学习社区和居住社区相叠加的“学院”式形态。
6.2.2 1999年至当前特大校园的发展1999年，中国大学开始走向大众化教育阶段，与之相应大学格局和校园形态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1）促进大学校园四散蔓延的力量
（1）取消限制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深化改革、市场环境的转换以及经济周期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在这种经济背景下，1999年国务院“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政策出台。相应，1997年后中国大学全面实行的学费改革、毕业生自主择业政策是去掉了大学扩张上最后的链锁，并使教育成为国家投资、消费热点。对于受中央集权管辖的中国大学而言，国家取消规模限制并给予政策上的扶持甚至要求，成为其迅速扩张的最强动力。据国家计委社会发展司测算：“1999年高校扩招48万人，相应带动国民经济总支出为130亿元，而扩招需要教学行政用房、宿舍、食堂、仪器设备、图书馆等固定资产的基本建设投入，相应拉动了有关部门的总产出，48万学生大约相应可带动515.6亿元的社会总产出。”事实上，1999年至2001年间中国新增高校200余所，2002年各地规划建设的大学城达50多座，涉及21个省、市，容纳高校134所。当大学校园成为社会权威、经济发展和政治力量的三位一体时，通过这些力量大学不仅扩大了其在城市中的物质空间，而且统治着它边界范围以外的广大外围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