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创办的新式学堂
1911年前中国新建的新式学堂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为培养某一特定专业人才而设的高水平职业训练学校。例如，专门为清政府培养外语翻译人员的同文馆，附属于江南制造总局的新式学校——上海机器学堂，福建船政学堂，等等。第二类是仿照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现代大学所建造的一些综合大学（学堂）。例如，1895年中国第一所近代大学天津北洋公学（现在的天津大学），1896年由天津海关道盛宣怀资助创办的南洋公学（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1898年由清政府建立的国家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现在的北京大学），1902年由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筹办的三江师范学堂（现在的南京大学）等。
1911年前中国高等专门学校（学堂）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洋务派学习“西文”、“西艺”以图国家自强的目的。总的可以将这类学堂分为三类：外国语学堂、军事（武备）学堂和科技学堂。
洋务派创办的这些洋务学堂在“中体西用”的办学思想支配下仍然将中国封建伦理纲常的教育作为“固本强根”之必要，“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科目，作赞扬孔子之歌，以化末俗浇漓之习”28。但是这些学堂毕竟不再是中国传统书院，所培养的主要是直接服务于“洋务”的专门人才。所以，它们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早期学院的（College）雏形。当然，中国早期的学院与欧洲传统学院有很大区别。欧洲学院型大学起源于古代和中世纪，与“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观念紧密相关；与综合大学相比，其更重视学生除学习外的生活需要，教育方式也不按专业进行分科教育，而是强调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增强了师生之间个性化和高强度的交流。总的来看，欧洲的学院教育从根本上是一种精英主义通识教育，更接近于中国官学化前的传统书院教育模式。而中国近代的“学院”，首先是应政府对西方某项专门科学技术的需求而生，因此在科举制度未被废除之前，它并没有纳入国家的正式高等教育体系内，从其诞生之初就被赋予国家功利主义的职业教育性质。
在西方列强中，德国对于1911年前中国高等专门学校的影响最大。德国不同于英、法、美，其政府似乎对高等教育能否在中国谋得经济利益最感兴趣。与此相对应的是德意志政府将“工程技术大学”这一模式引入中国，这种学校完全致力于高等工程技术教育，而少有近代大学之精神本质——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成分。以武备学堂为例，一律仿效德国陆军学校，教师也多自德国聘请。在学校形态上由于所授西学科目的限定，一般都采用了中西结合的建筑形式，但还没有欧洲校园总体规划的意识和理念。在学堂的空间形态布局上则依然尽可能遵循中国传统的以“间”为单位，中轴线控制的对称院落组织布局方式，例如：位于威海市刘公岛丁公府西北约300m处的水师学堂，建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是北洋海军兴办的第三所水师学堂。原有大小房屋63间，甲午战争中被毁，现存东西辕门、马厅、照壁、堞墙和小戏台等。从以上水师学堂遗址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在建筑布局和建筑形式上大体依照中国传统样式。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洋务学堂所授科目毕竟与以往大不相同，建筑功能的转变促使学堂在客观上需要模仿、借鉴西方国家的建筑形式和空间构成。因此，出现了办公室、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绘图室、印刷室等新的建筑功能、建筑形式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校园空间形态。总的来说，此时洋务学堂的空间形态虽然还保留着中国传统建筑组群原则，但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的转化使以“间”为单位的传统建筑形式发生了变化，同时校园空间形态组成中原有的等级关系也随之被弱化。
要讨论1911年前中国建立的综合大学校园形态，我们必须将其与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相联系。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使朝野上下惊觉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现代化历程上的巨大成就，日本在中国的影响逐渐加强。而事实上，整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体制都是由当时朝廷中崇尚日本现代化的大臣们一手设计的。他们在设计近代大学时，既要考虑引进外国的现代技术，又要考虑保留儒家文化的忠信和社会和谐，而这些也正是为什么同处于儒家文化圈影响的日本学校改革方式比欧美学校体制更容易被当时的中国政府所采纳。如蔡元培曾说：“至现在我等教育规程，取法日本甚多。此举非我等苟且，我等知日本学制取法欧洲各国。惟欧洲各国学制，多从历史上渐演而成，不甚求整齐划一，而又含有西洋人特别之习惯；日本则变法所创设，取西洋各国之制而折中之，取法于彼，尤为相宜。”
中日两国的传统高等教育模式都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而且中国的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制度在江户时代随着朱子学、阳明学一起传入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并在日本得到了本土化的发展，但明治维新后书院作为学校退出了日本高等教育的历史舞台。日本的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深受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德国大学的影响，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尽管如此，其思想根基还是儒家的国家观和知识特权观，这些意识形态一千多年来一直是亚洲大学社会价值观中的主流部分。其中，儒家的权威与法国的集权式学术管理模式结合所体现出的约束力和排他性在日本东京大学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而这所大学正是1911年前中国大部分综合大学的建造蓝本。
众所周知，1798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拿破仑实行教育改革，颁布“帝国大学”法，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以“帝国大学”对法国所有大学教育机构作出中央集权式的管辖。
而中国及其他一些儒家文化圈中的亚洲国家在传统教育价值观上都存在官府学校对学术的垄断，这种学术垄断是以对皇帝的效忠和严格恪守儒家经典为前提的。因此，在高等教育价值观上日本所吸收、改良的法国拿破仑式“帝国大学”模式比其他欧洲大学模式更能够切合中国当时的政府体系和社会实际；并且这种中央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在此后因为符合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价值观，在中国的现代大学进程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从东京大学的校园形态来看，其类型摆脱了传统书院模式，仿效欧洲中世纪学院式大学形态，类似19世纪初英国剑桥大学出现的一种新的学院模式——草陌式（Mall）：中心为一块巨大的长方形草坪，一条短边敞开，其余三边的建筑中短边为体量较大的建筑；但与以往学院形态不同的是这些建筑是独立不相连的。而在校园规划思想和方式上当时的日本东京大学乃至整个欧美大陆均是采用“学院派”（Beaux-art）理念方法。这种规划设计思想反映在当时大学规划领域则是：规划师运用多轴线布局，通过对建筑高度、形体的仔细推敲，设立中央公共空间以及用美化校园景观等手法体现整个校园形象。但是，中国又是如何学习、借鉴东京大学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校园形态呢？是全盘照搬还是选择性仿效？又是基于哪些社会政治、文化因素而采取这种形式呢？以下将以1902年由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筹办的三江师范学堂为例，说明1911年前中国综合大学（学堂）的校园形态和与之对应的社会价值取向。
三江师范学堂的建立，是晚清中国大力倡导新式教育的产物。由于传统书院的普遍改制和众多新式学堂的设立，作为培养中小学师资的师范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1903年下半年，张之洞选定南京北极阁前明代国子监旧址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后改称两江师范学堂），其不仅是当时江苏省的最高学府，而且规模可以与京师大学堂相媲美，日本东亚同文会称它们为“清国之两所大学校”。
初建时三江师范学堂堂址面积约数十亩，校园、建筑规划设计由湖北师范学堂堂长胡钧拟定，胡氏的设计蓝图乃是模仿日本帝国大学（今日本东京大学），据1904年《东方杂志》报导，“校舍俱系洋式，壮丽宽广，不亚日本帝国大学”；而在1911年两江师范学堂时期，据当时学校监督李瑞清和《教育杂志》的报告，此时学校的基地面积已扩充到200亩，全校校舍约200间，规模闳敞。将三江师范学堂与日本帝国大学校园规划相比较，设计者胡钧只是仿照了帝国大学个别的建筑形式而已，并非一成不变地按照帝国大学的规划模式。根据《东京大学の百年（1877-1977）》一书，日本帝国大学是国家级的大学，分为法、医、工、文、理五科，校园甚广，建筑物亦多。而三江师范大学在1906年改名为两江师范大学前，仅是为了解决国内书院改制学堂后存在的师资不足，以设“完全科”为主，开设包括修身、读经讲经、算学、商学等在内的12种课程；1919年才拥有地理历史部、国文外国语部、理化数学部和博物农学部，共四部，真正成为优级师范学堂。因此三江师范学堂规划之初与日本帝国大学的出发点不同，不存在帝国大学依据不同学科的要求而进行校园空间划分的需要，其形态基本构成元素为：教学楼、学生宿舍、行政用房、教职工宿舍、后勤用房、体育设施、校园道路系统。从三江师范学堂时期的校园形态看，胡钧的规划与当时日本帝国大学校园规划中采用的重整体空间效果、公共空间营造和校园环境美化的法国巴黎大学式“学院派”的规划理念基本没有联系。
三江师范学堂时期教学楼、行政办公楼基本成一条轴线构成校园的主轴线，建筑直接面向城市空间，与城市之间的过渡和联系与此后中国近现代大学效仿西方现代大学依靠校前区或广场空间不同，建筑而且是主要的教学、行政校舍成为校园内、外的联系。但是如果要追溯这种布局方式真正的缘由，应该还是脱胎于中国传统书院以“间”为单位的建筑组织方式，以及对西式建筑单体及其群体规划布局的陌生。三江师范学堂校园中的教职工宿舍和学生宿舍以及后勤用房则分列主轴线两边，自成一体；操场布置在行政楼左侧，形成宿舍楼前的开阔地带；整个校园的交通道路系统并没有经过精心设计，而是根据实际需要开设，与帝国大学具有巴洛克风格几何对称、向心形布置的道路体系截然不同。此外，在两江师范学堂时期学校基地扩至200亩，分四个学部且设有附中、附小的情况下，其新建师范教学建筑依旧没有建立按学部分划空间的理念，通过在原操场左边新建教学建筑和运动场地构成校园的另一条主要轴线，并在这条轴线左侧新建教习房和后勤用房；同时，在原基地的南面另辟小学和中学，布局亦类似，同样是教学、行政建筑南北纵向轴线排列，宿舍及附属建筑置于轴线一侧。
从以上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三江师范学堂的校园空间形态构筑依然是以中国传统书院式布局为主要原则，首先其将主要教学、办公空间按照书院讲堂、祭祀的布局模式以纵轴对称发展的方式组合，坐南朝北排列主要建筑；其次，和书院建筑布局一样，三江师范学堂的教师、学生宿舍及其他附属空间安置在主轴线两侧，空间构成上依稀可见“尊卑有序”的传统思想。不过就单体建筑而言，三江师范学堂模仿了日本帝国大学的模式。如三江师范的行政大楼“口字房”仿照日本帝国大学前身“开成学校”建筑，采用垫高地基的二层楼房，屋顶设有小天窗，楼房四边连接，对称布置，中间为广场，相当宏伟；至“两江师范的教学楼”，则最为显着的是主立面呈阶梯形的教学楼，平面为一字形，基地也被垫高，中间竖有塔式长方形钟楼，中间立面门窗采用拱券形式，两翼设连续拱廊，这些明显是法国文艺复兴晚期建筑和哥特式建筑形式的折衷体现。
那么为什么三江师范学堂在单体建筑基本仿照日本帝国大学的情况下，而在其校园规划设计中却没有体现呢？又为什么两江师范学堂期间校园的扩建更加回复传统书院建筑布局方式了呢？三江师范学堂设立的政治、社会意图对其校园形态有哪些影响？三江师范的学生管理机制、科目设置以及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意图在校园形态上又起了哪些作用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清楚三江师范学堂创立的动机和想要达到的目标。因为校园形态是人的动机造就的。这些动机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条线索，它可以帮助我们找出环境形态与价值标准之间的关联。而“目标”是人类活动的动机和意志，是人们在计划和行动中所争取的将来状况；校园规划的目标反映了大学创办人、资助者或委托人和设计师的价值理想和利益要求，他们分别从自身的知识结构、集团利益等来考虑大学规划的各种问题，有时可能取得一致，有时则会产生矛盾和冲突。
具体到三江师范学堂，其是清政府投资最多、设计规模最大的一所师范学堂，成立之初的背景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利，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有识之士认为西学重于西语，人才重于一技一艺；1905年停科举、兴学堂后，师资力量缺乏已成为各地办学中的最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