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后，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为西学地位的确立、教会大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日本在中国的文化殖民主义扩张也引起欧美列强的恐慌，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传教士一方面利用庚子赔款恢复遭到破坏的原有教会学校，另一方面又新建了一批教会大学试图重新确立西方文化在华的统治地位。1911年前中国重要的教会大学有1902年苏州的东吴大学堂（美）、1903年上海震旦大学（法）1905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美）、1910年杭州之江学堂（美）、1910年成都华西大学（美、英）、1910年武汉文华大学（美、英）。此阶段中国的教会大学在校园形态和社会价值取向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20世纪初开始教会大学在中国拥有广泛的社会需求。一方面是中国由上而下进行的从书院到学堂的高等教育改制和1905年正式废除传统科举制度从根本上解除了民众对西学所抱的犹疑态度，1906年清政府学部咨告各省督抚：“外人在内地开设之学校，均无庸立案。”但更重要的是，教会大学作为由西方人在华直接创办的学校，在此阶段坚定地为其基督化中国的社会价值取向披上儒家文化的外衣，标榜“中西并重”，通过设置与中国新式学堂相当的“中学”课程，从形式上泯灭教会大学与中国新式学堂之间的界限，以迎合那些既以中学为安身立命之根底，又对西学感兴趣的开明士大夫阶层。加之教会大学多在国外注册，学历得以承认，例如：耶鲁大学不要求考试就可接受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攻读研究生；教会学校的早期毕业生在中国的口岸开放城市和工商都市都有很好的就业前景。
自此教会大学嵌入中国主流社会的目标取得巨大成功，并为辛亥革命后教会大学进一步的规模扩大、形制完善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例如，苏州东吴大学筹建之时，为购买土地和盖房架屋，中国人捐款18093.72美元，孙乐文曾说：“迄今为止，所有购买土地砌立围墙的钱全部来自中国人的捐款。”除捐款外，苏州官府和民众还从其他方面给东吴大学堂的开办以大力支持。文乃史说：“中国友人的捐助用于购置和围起与博习书院毗邻的土地，以及迁走几百处墓穴……我们有幸得到了仁慈堂（善助堂）的合作……这种‘堂’用于殡葬服务……通常，取得一块上面有坟墓的土地是很麻烦的。但这个坟墩密布的地方，没有碰到什么困难，就成了东吴大学堂校园的中心地带。”当然，这更得益于驻节苏州的江苏巡抚鹿传麟的支持，监理会才“能够为新校购置七至八英亩的土地，虽然其中包括迁走一处佛寺和大量的坟墓”。
第二，美国对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社会价值取向和校园形态的深远影响。由于清末政府对日本大学的推崇和借鉴，日本对中国的文化殖民主义引起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恐慌。为了争夺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地位，1909年起西方列强运用庚子赔款积极扩大中国教会大学校园的建设规模和数量。例如，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时，伊利诺大学校长给总统的《备忘录》中说：“哪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上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得最大的收获。”西方列强中，美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显着的，1911年前主要的教会大学基本为美国在华创办，如上海的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等；而当时中国的国立大学只有三所（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北洋公学），新建立的私立大学也为数不多。但是在美国将其本国大学的教育、组织管理模式、校园建设引入中国后，由于其受到西方基督教机构的直接控制，因此中国的美国教会大学发展成了与同期美国大学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形式。
美国最初的大学是模仿英国牛津、剑桥这种古老的寄宿制学院，主要由教会来领导和控制。学校的基本格局类似修道院，是包括学生宿舍、礼拜堂、教室、俱乐部、图书馆等设施的四方院建筑模式。19世纪随着美国世俗主义的流行，也影响到了教育。由于失去了宗教热情，许多教区学校找不到赞助而逐渐关门。而美国联邦政府为了满足国内大量技术教育的需求于18世纪末开始了在政府赠与土地上建立新的、大型综合性大学的时期。此外，19世纪后美国所提倡的实用主义认识论与德国关于大学教育、研究“为了探求知识自身而学习的理念”相结合，奠定了美国现代大学所特有的理论知识和实践并举，既重视职业知识又重视学术知识的大学办学模式。与此相对应，美国也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大学校园形态，1817年由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设计的弗吉尼亚大学就代表了反映美国平等、自由思想的崭新教育理念和大学校园规划、运作模式。弗吉尼亚大学选址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杰弗逊认为大学校园是学习和教育的特殊场所，这种场所可以有效增进学习和教育的效果，大学中的各个学院和系关系紧密，“实际上，学校不能成为个体建筑的表现，而应是一个村落”；校园中除了教学功能外，还包括吃、住、社交、娱乐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校园和其周边城市区域有明确的领域界限，成为城市中功能完善、独立的社会实体。在校园规划上，弗吉尼亚大学一改教会学院封闭的模式，采用低密度、开放式布局，校园建筑围绕开放、纪念性绿色空间布局，形成聚合、多条轴线格局。这种源于柏拉图学园的大学校园学术社区模式被美国传教士带入中国，并结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教会大学的社会价值观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本土化的发展。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在本质上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而客观上它们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因此，中国教会大学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使其成为西方期望在华建立的，相对封闭与中国当时大环境的“理想国”，又是与本土大学相比较与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会接触的前沿阵地，是滋生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沃土。中国教会大学的这些特质当然也在其校园形态上得以充分体现。中国教会大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根在外国，权在教会，西人为主，外国方式。例如，美国新教圣公会全国委员会曾议定了《设在中国之教会学校标准》，其中提出了宗教方面的基本原则：“教会学校是作为基督教信仰的客观标志，以传播福音手段而建立起来的。学校当局和作为教会代表的主教必须尽一切努力建立和促进学校的宗教特点。”即外国教会领导、控制的中国教会大学；在这种组织系统中即使是西人校长和主要行政人员也得秉承差会代表和其教区主教的旨意。就此而言，与美国教会力量在高等教育上的全面后退不同，中国的教会大学在一定程度上还延续着19世纪前美、英寄宿制学院教会控制的形态特点。
20世纪初中国的教会大学抓住义和团运动后重建校园的机遇，一般选址在城市边缘地带，这样既与城市联系便利，又为学校的进一步发展留有余地；教会大学的校园多以围墙为界，隔离出与周边现实环境截然不同的“地上天国”（在选址、围墙界定边界这些校园物质环境因素上与弗吉尼亚大学式的校园形态一致，但其所承载的意义却截然不同，更趋向于封闭教会学院的中国殖民地版本）；校园的空间架构与周边区域的空间关系不被建造者所重视，中国早期教会大学的创办者更注意营造校园内的统一和自成体系。这是一种含有强烈政治目的的基督教文化殖民主义乌托邦式建设理想，力图向国人表达诸如先进、真理、同情、正义等理念。当然，像所有的基督教乌托邦计划一样，独裁的统治者，温顺、守纪的臣民，明确的秩序是实现这样理想的保证和目的；而完善、有机、和谐的物质环境是其温情脉脉的表象。由此中国当时的教会大学从美国本土大学那里借鉴了一些校园开放式布局的特征。在校园架构中教会大学局部采用美国开放式布局中建筑围绕开敞绿地的低密度布置，具有清晰的几何形道路系统，建筑彼此之间呈直角布局，中央巨大的体现西方文化礼仪性的绿地空间将校园整合成统一的形象；校园布局中提供充分的学生户外体育活动场地；此外，与现代技术相关的实践场所：实习工厂、医院、实验室等都在校园中占有重要空间。但是，基于教会大学对学生学习、作息实行的修道院式管理，基于宗教课程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校园环境宗教氛围的表达；中国教会大学总体布局中大都以行政办公楼作为全校主要轴线的终点（而不是像美国大学一般以图书馆作为终点），礼拜堂等宗教建筑安排在校园主要轴线上——教会统治的空间定义；校园内设置了大量学生和教职工宿舍，源于传统寄宿制“学院”中师生在“学院”建筑中的共同学习、生活，“居住建筑和教育设施的紧密结合将产生高质量的学习环境，培养出有教养、有知识的公民”。
第三，1900-1911年中国教会大学中的建筑基本趋向于借鉴、采用西方建筑形式。“教育本身是无形的，而建筑赋予其物质形态。”校园建筑在大学向学生、教师和外界传递的信息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学建筑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清朝末期中国高等教育从传统书院到新式学堂的改制后国人逐渐对西学从抵制、犹疑到接受和推崇，教会大学逐渐成为独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在物质形态上不再是教堂的附庸，也不再需要委曲求全借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以混淆民众视听，因此体现其西方现代大学功能和张扬其本土文化的建筑造型就顺理成章；而且就像多数学者所经常指出的那样，教会大学的发展是与西方在华商业贸易利益的扩张同步进行的；英语和西方技能在当时中国的沿海通商口岸已逐渐成为一种商业和获得机会的工具；在中国最早被迫向西方国家开放的通商口岸，如：上海、广州等城市的教会大学，一般建设在城市中的外国租界内，校园建筑采用教会所属国形式而游离于中国社会之外，亦迁就迎合了这些城市中商业和其他功利主义的社会要求，构成一个文化飞地——“一校之中，俨如一国”。
以下将就苏州东吴大学堂的校园形态和社会价值取向作具体分析，从其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教会大学如何随中国社会进程的演进而调整其社会价值取向、教学方针和校园形态。
a.从西式书院到教会大学的历史进程
东吴大学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60年由美国卫斯理宗教会（The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南方监理会委派蓝柏J.W.Lambuth夫妇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义学。1871年蓝柏向苏州扩展教务，偕同曹子实租借中国殷姓教徒在苏州葑门十全街的房屋，设立布道所和学校。1878年监理会在天赐庄购地，兴建住宅和存养书院（后改名为博习书院）。1881年林乐知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桥购置土地，建立了“中西学堂第一分院”，四五年后由大买办徐润支持，在昆山路廉价购地三十五亩，正式命名为中西书院。1895年孙乐文在苏州宫巷创办乐宫巷书院。1900年博习书院、宫巷书院、上海中西书院合并，共同创立了东吴大学堂（或称东吴书院，大辛亥革命后改名为东吴大学），成为中国近代建立的第一所完全意义上的教会大学。
该校办学模式取法美国，分设有文、理、法、医四个学院和附中数所（国学则自作安排）。
b.东吴大学校园形态
东吴大学校址设在天赐庄的毗邻土地上，教会首先用来自中国教徒的捐款砌了围墙与周边社会相隔绝。校园占地面积约6万m2，校门北向，总平面略呈纵长方形，主要是沿由校门到操场末端食堂的南北向轴线对称发展，建筑分布在草坪操场的北、西、东三面其中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秋开工，二十九年春落成的钟楼“林堂”位于全校中心，其与校门、草坪操场一起确立了校园的主要发展轴线。宣统元年（1909）秋开工，三年后落成的图书馆“孙堂”则位于“林堂”南面，主轴线上操场的西面；厨房、食堂等附属后勤设施规划在校园的最南面，主轴线的末端；学生和教职工宿舍规划在校门入口处主轴线两端围绕“林堂”前的大草坪。可以看到，东吴大学的校园形态是当时典型的美国教会在局部借鉴其本土弗吉尼亚大学开放式校园规划后结合中国社会实际而形成的——校园用围墙隔绝周边环境，低密度，建筑围绕开敞绿地彼此直角布置，清晰完善的几何形道路系统，主要轴线的中心是行政楼而不是图书馆，住宿制，教职工和学生联系密切，宿舍建筑在整个校园规划和结构中占有重要的空间地位（与书院形态相反，位于整个空间序列的前端）。
东吴大学的校园建筑也不再像其毗邻的博习书院那样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和群体空间组合方式模糊事实上外国教会学校的身份，这些建筑各具风格，或作欧洲古典式，或仿中世纪城堡式，或效仿美国教堂式，多样统一。此外北部有一排六座与校门平行的高级教职员住宅，造型美观，多为美国西部住宅式样。孙乐文就曾经这样骄傲地评价由英国建筑师设计的东吴大学主楼——折衷风格建筑“林堂”：“我怀疑在整个中国是否还有另一幢这样漂亮的大学建筑……我们现在有了通风、明亮、宽敞的教室。还有图书馆、实验室、会议室和必须的办公室。我们有了现代化的水电系统……”事实上，一旦有机会，教会和教会大学即寻求其本土文化象征在中国的完全体现并希望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的书院式形态进行颠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