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两汉乐府民歌
一、乐府及乐府诗
“乐府”在汉代及以前是指朝廷设立的音乐管理部门，其设立的最早年代可上溯至古老的夏朝。周朝时已有“大司乐”的明确职位，秦朝出土的甬钟上已发现刻有“乐府”的字样。在近年出土的秦始皇陵秦俑文物中，还发现了许多陶俑“乐手”和一些用银和骨制成的乐器。经考察，中国古代乐器已经有8000年的历史，乐府或其他司乐机构也绝非始于汉代。(参见《北京日报》2004年8月2日《秦俑学又有新发现》)可见，中原文化中对音乐艺术早就给予十分的关注。至西汉时期，朝廷分设了太乐和乐府两个音乐官署。太乐掌管郊庙之乐，用于祭祀、庆典、宴sūn飧等重大场合，乐曲多是前代流传下来的雅颂古乐。乐府则掌管朝廷平时用乐，乐曲多是采自民间以楚声为主的流行曲调。雅乐虽然地位高高在上，演奏时场面雍容华贵，但形式陈旧呆板，“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班固《汉书·礼乐志》)，也就是说，听者闻其声却不解其义，因而不受欢迎。至汉武帝时，对音乐机构加以扩充，并广泛采集俗乐以为曲来谱写文人之词，同时也采集民间歌词加以整理保存，入乐歌唱。此举一为娱乐宫廷，歌功颂德；二为观民风，知习俗，了解下情。这使得乐府机构大大发展，至成帝末年，乐府人员竟达800多人。汉代采集诗歌乐曲的举措实际上起到了保存、记录、流传民歌的作用。这是继《诗经》结集之后又一次大规模搜集诗歌的壮举，打破了秦代文化专制高压政策下诗坛长期冷落的状态，出现了继《诗经》、《楚辞》之后又一个诗歌发展的高峰时期。西汉哀帝登基后，罢乐府官职，裁减乐府人员，此后朝廷不再有乐府建制。但东汉时期音乐管理机关又逐渐恢复，虽然名称有所更改，但采集民歌的制度还一直延续着。
早期入乐诗歌均能歌唱，称为“歌诗”，而不称为“乐府诗”。至公元四世纪左右的东晋末年，才有人将凡属乐府机关所收集编制的歌诗统称为“乐府诗”，简称“乐府”。其中来自民间的作品统称为“乐府民歌”。这样，“乐府”一词就从机构的名称转化为诗歌体裁的名称了。早期的乐府诗歌是先有词然后再配曲歌唱，但某种曲调一旦流传开来，就有人利用其曲调而填入新词。再后来，文人墨客深受乐府诗歌的影响，反过来根据乐府的旧题或旧曲创作诗歌，这时的所谓“乐府诗”已经不再注重是否入乐歌唱，而只是注重其是否具有乐府诗歌的风格而已。
至宋代，郭茂倩将古代传说中的古歌谣词至唐五代所能搜集到的乐府诗歌分类编辑，汇成《乐府诗集》一书，共100卷，分12大类，成为收罗乐府诗歌最完备的一部总集。至此，对乐府诗歌的理解已经相当宽泛，不仅古代歌诗、两汉入乐歌诗，甚至后代文人模拟乐府体裁风格所作的诗歌都被列入乐府诗歌的范围了。本节为准确起见，主要介绍汉代乐府民歌，即仅限于两汉时期的入乐民歌。由于乐府民歌的深远影响，汉代及以后各代文人创作了很多具有乐府风格的诗歌，将在以后各章节介绍。
二、两汉乐府民歌的思想性
乐府民歌来自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是人民大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自然吟唱，因而能深刻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为后人勾画出一幅幅浓墨重彩的历史图卷。
首先，诗歌反映出广大底层劳动人民艰辛穷困的生活和受剥削、遭迫害的苦难。《东门行》中的男主人公，在家中妻儿老小无衣无食、走投无路的困境中被迫走上反抗的道路；《妇病行》一诗描写了一个贫病交加的穷困家庭，在女主人病死、家中无以为继之时悲痛欲绝的情形。此类诗歌很多，不可胜数。正如《悲歌》诗所说“悲歌可以当泣”，乐府民歌正是广大劳动人民用心血唱出的生活的悲歌。
揭露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的无穷苦难也是乐府民歌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战城南》描写了凄惨荒凉的战场，写战士陈尸疆场，无人收葬，任鸟兽啄食，读来触目惊心。其他如《古歌》、《悲歌》、《东光》等篇也都是反对战争的作品。
乐府民歌也有反映豪门权贵荒淫生活和卖官舞弊等政治丑恶作风的诗歌。如《相逢行》极力描摹权贵之家的荣华富贵，其实含有奚落讽刺的意味。又如《长安有狭斜行》中“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就是指买官而得的并无官职只有官服的“衣冠仕”。《京都歌谣》唱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而东汉桓帝、灵帝时的《童谣》唱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些都是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批判。当然，对清正廉洁的官吏，人民也不会忘记，如《雁门太守行》就是歌颂和帝时洛阳令王涣政绩的。诗中歌颂王涣“清身苦体，夙夜劳勤。治有能名，远近所闻”，所以诗作者才要“为君作词”，使后世“莫不称传”。可见，人民的爱憎是泾渭分明的。
最后也是最多的内容是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抗议，是爱情不幸的悲歌和妇女地位卑下的慨叹。《上邪》一诗短小却引人注目，是一个女子为坚贞的爱情对苍天发出的呼喊。
诗中一连用5种天地间不可能出现的情况来表达自己决不动摇的爱情。何以要用如此强烈的语气呢？其间必有强大的压迫，因此这是一首反抗压迫的爱情诗。《有所思》一诗也生动深刻，诗中热恋的少女听到男子负心，立刻将原准备送给男子的珍贵礼物一火烧尽，还要“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不过，乐府民歌中反映女子敢于反抗强暴的最优秀的作品当数《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用喜剧形式述说了一个下层妇女抗击强暴的故事。而《孔雀东南飞》则用哀婉动人的语言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封建家长专制的重压下为真诚的爱情而双双牺牲的悲剧故事。乐府民歌对爱情婚姻的描写较之《诗经》更为沉重，已很少见《诗经》中两情相悦的欢欣，而更多了对婚姻不幸的呼喊。这正是随着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成熟而产生的对自由爱情婚姻的压迫越加苛刻的反映。
《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最杰出的作品，也是我国古代叙事诗歌中最长的一首。它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家长制的罪恶，塑造了在黑暗沉重的封建压迫下，敢于为追求婚姻爱情的自由而斗争的青年男女的感人形象，以满腔热情歌颂赞扬了他们的勇敢精神和优秀品质。故事中的人物是真实的，而且其人生遭遇带有普遍性，更使这一故事具有了深刻的社会意义。作者对被压迫的青年男女满怀深切的同情，对专横的家长和社会的不公正无比憎恶，所以作者笔下的刘兰芝美丽、聪明、勤劳、能干，几乎具有那一时代妇女所有的美德，甚至对欺压她的婆母、兄长也彬彬有礼，但面对无理的指责和要挟，她却毫不软弱屈服。一个弱女子不可能靠个人的力量击败强大的封建势力，她的以死殉情是社会压迫的必然结果。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死令人痛彻心脾。千百年来这首诗不知打动过多少人的心，但诗歌的结尾却不让人感到悲哀和消沉，而是受到激励、看到希望，坚定了人民对美好婚姻的向往和追求，坚定了人民为幸福生活而斗争并争取胜利的信念。
三、两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性
两汉乐府民歌是广大人民群众创作的，因而语言生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艺术手法上或粗或精，不能一概而论，但有不少篇章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其艺术手法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运用典型人物或事件，形象具体地说明主题。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东门行》等都是选取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人物、事件，在作者的叙述中表达歌颂与鞭笞、爱与恨的感情，而不是用直言胸臆的抒情手法。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有棱有角，甚至运用夸张以突出人物的个性，给人以深刻的造型印象和强烈的感情冲击。而这些人物和事件又绝非虚构，是实实在在地根植于社会之中，带有普遍性，所以才能引起无数读者强烈的共鸣与认同。
(2)叙事性的写作手法。《诗经》中已经有叙事性诗歌的作品了，如《氓》、《七月》、《生民》等。但《诗经》中的叙事诗歌还缺乏对人物的细微刻画和对事件的具体交代，只是比较宏观的铺陈，更多夹杂抒情的成分。而乐府民歌则出现了完整动人的故事情节，其中的人物栩栩如生，其动作、体态、对话无不再现当时的场景，令人如临其地、如闻其声。汉乐府民歌标志着我国叙事诗歌发展进入了更加成熟的阶段。
(3)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汉代乐府民歌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其事实、人物和感情都是对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和生动反映，在这一点上与《诗经》一脉相承。因此，汉乐府民歌也同《诗经》一样成为奠定我国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重要基石。但汉乐府诗较之《诗经》多了一些浪漫主义的色彩，如《上邪》中的大胆想像、《战城南》中人的灵魂与乌鸦的对话、《枯鱼过河泣》中死鱼会说话和写信、《孔雀东南飞》中人死后树结连理的艺术处理等等都是浪漫主义手法的巧妙运用，达到了感天动地的效果。
(4)寓言诗的写作手法。汉代以前的诸子散文中寓言故事很多，但寓言诗却极为罕见。
而汉乐府却有多首寓言诗，成为乐府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乌生》、《婕蝶行》、《枯鱼过河泣》等。诗歌假托动植物之口，或自述或与人对话，起到劝诫世人的目的，想像奇特、出人意外、生动有趣，效果极佳。
(5)杂言与五言诗体的形成。两汉乐府诗对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诗体由四言向杂言和五言的过渡。诗体句式从古至今基本上遵循着由少向多的方向发展。在《诗经》四言句之后，为更好地表达意向，民歌中出现了不少五言歌谣。西汉乐府机关广泛征集民歌，搜集到的五言诗占到相当比重，其表情达意比四言灵活生动。《陌上桑》、《孔雀东南飞》都是优美的五言诗。至东汉，五言诗蓬勃发展起来，文人争相模仿。
班固、张衡、秦嘉、赵壹、辛延年等都是文人创作五言诗的代表人物。辛延年的《羽林郎》已经是文人自觉创作的优美纯熟的五言诗了。从此以后，五言诗成为我国诗歌最重要的诗体之一。除五言诗外，汉乐府诗还有大量杂言诗，《上邪》一诗只有9句，竟包括了二、三、四、五、六字句5种句式。杂言诗是民歌的特点，无拘无束，随心所欲，有如天马行空，感情跌宕起伏。在乐府杂言诗影响下，逐步形成一种自由流畅、语句随意长短的歌行体诗。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岑参、高适等都用歌行体写出了诗歌的杰作。
(6)不能不专门说到的是，《孔雀东南飞》作为汉乐府民歌最优秀的作品，其艺术特色还有更突出的地方，那就是成功地塑造了众多正反面人物的鲜明形象群，刻画出了人物各自独有的性格，又用具体反映一般，在当时社会中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诗中对人物细节的描写和人物对话的运用，以及情节的巧妙构思、必要的夸张手法、浪漫主义的结尾、精美流畅的语言、倾向鲜明又饱含感情的笔墨，都使它成为我国古代叙事诗歌的发展进入了成熟阶段的标志，同时也为我国深厚的悲剧美学艺术奠定了基础。
四、两汉乐府民歌对后世的影响
两汉乐府民歌是我国诗歌发展的第三个高峰，对后世诗歌创作和文学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首先，它打破了在秦朝暴政的摧残下自秦末至汉初六七十年间诗坛的冷寂局面，使得诗歌这一反映社会和人生最得力、最响亮的文学形式又打出了一面新的旗帜。在文人诗歌几尽荒芜的土地上，正是永不畏惧、永不停歇的民歌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乐府民歌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巨大成就无疑对后代文人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莫大的影响。从此，乐府民歌的形式和精神就像一根红线将汉代至唐代的诗歌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一脉相承的关系清晰可见，可以简单地概括如下：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借古题写时事”的建安古题乐府→以爱情为主的南朝乐府和质朴开阔的北朝乐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杜甫新题乐府→“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元白诗派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这一红线的基本特征是：第一，现实主义精神；第二，叙事、对话、说理的浅近通俗而又具深义的表现技巧；第三，五言与杂言诗体。总之，汉乐府诗歌对后代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积极的，影响广泛而深刻。
两汉乐府民歌作品补充阅读
《妇病行》：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dá笪chī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乱曰：抱时无衣，rú襦复无里。
闭门塞yǒu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买饵。对交涕泣，泪不可止。
‘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无复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