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概说
一、唐诗概况
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朝陈而统一中国。经历了200多年分裂局面后，中国又归于统一。可惜，隋王朝不足30年就在农民起义中灭亡。如此短暂的王朝来不及产生出优秀的诗人，只有卢思道、杨素和薛道衡等人的边塞诗刚健清新，显示出向唐诗过渡的迹象。这些人是北齐、北周的旧臣，是北朝诗风的代表。另有一些南朝诗人由南入北，将南朝诗风带入隋朝。因此，隋朝前期南北诗风并存，至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诗风明显向南朝发展。终隋一朝，南北诗风仍呈合而不同的风格。
唐建国后，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诗歌进入了全面繁荣的新阶段。在唐代历史不足300年的时间里，留传至今的诗作有5万首之多，《全唐诗》列名的诗人就有2300多人。仅此一个朝代内的诗篇就比从西周到南北朝约1700多年间留存诗篇的总和还多两三倍。不但数量如此之巨，质量也空前提高。不仅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享誉世界的诗坛巨子，还涌现出王维、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他们诗作的一般水平都高于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可谓前所未有，后之莫及。论诗体，则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乐府、歌行等一应俱全；论格调，则飘逸、雄浑、深沉、博大、精细、新奇、幽闲、理趣应有尽有；论诗人，则上至帝王将相，中含朝士、游侠、隐士、文人，下及布衣、童子、妇人、商工，几无遗漏，可见诗歌创作成为当时社会上人们的普遍爱好和追求。可以说，唐代是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的辉煌对中国社会文化和人们精神思想影响之巨大，难以用笔墨来描述。时至今日，人们对唐诗的热爱有增无减，孩童的文化启蒙常常自背诵唐诗开始。唐诗名句和其中闪烁的思想精华无处不在地指导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
唐诗是中华文化浓缩的瑰宝，也是中国人民理想和智慧的结晶。
二、唐诗兴盛的原因
唐诗的兴盛绝非偶然，它植根于历史文化发展的沃土之中。究其原因，可归纳为如下方面。
(一)国力强盛、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
唐朝统治者接受各朝各代，特别是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建国后大力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改革，推行了均田制、租庸调制等不少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的政策措施，以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经济，安定人民生活。由此，使唐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社会的繁荣昌盛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顶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使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高昂向上，创造力喷薄欲出，社会生活积极向上。这些社会状况反映到诗歌中，形成唐诗昂扬高亢的情调。唐代兴科举，废除门阀森严的九品中正制，打破了门第高低的界限，使下层文人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下层文人也能凭借自己的学识能力跻身上流社会，成为达官显贵。这些出身寒门的下层文人学士，了解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生活，有着大展宏图的强烈愿望，他们的创作使诗歌走出了狭小的宫廷天地，进入到广阔的社会天地之中。这是唐诗发展的直接原动力。
(二)兼收并蓄、华夷如一的文化氛围
唐朝的大国地位和繁荣发展使唐统治者具有放眼四海、连接宇内的博大胸怀。在思想上打破了闭关自守、惟我独尊的狭隘境界，而代之以兼收并蓄、华夷如一的态度。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当时的国都长安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国的使节和商人，洛阳、扬州、广州等地成为外国移民和商旅往来的重镇，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亦畅行无阻，这些都使世界各国的文化在我国碰撞和交融。正是这样的思想，造成了唐代文化的开放氛围。同时，唐君主还冲破了汉代以来废chù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采取了以儒为主、兼取百家的政策，允许儒、释、道各家自立其说、彼此竞争、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由此，佛教也对唐诗产生了重要影响。唐诗中的空寂、宁静、淡泊、含蓄的风格直接来自佛教的精神；而唐诗中对无数奇妙的神仙境界的描写，如《长恨歌》的末尾，则来自道家。此外，唐朝的绘画、书法、雕塑、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齐头并进的发展，也给诗歌创作增添了新的活力。各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借鉴、促进和融合，是推进诗歌发展的动力之一。总之，唐代文化全面发展是唐诗发展的基础，而唐诗是唐文化发展中最显着的成果。
(三)诗歌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环境是唐诗发展的外部条件，而唐诗的兴盛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诗歌自身发展的内力。中国作为一个诗歌大国，诗歌的发展源远流长，经过先秦的《诗经》、《楚辞》，两汉的乐府、古诗，建安、正始和两晋的诗作，到了南北朝时期，有人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声律之说，使诗歌创作逐渐从自发走向自觉。诗风既有现实主义的深沉也有浪漫主义的潇洒，诗歌的形式也多种多样，诗歌理论也日臻完备，这些都为唐代诗歌的发展做好了准备。正是在诗歌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完善和发展并达到了相当高度的基础上，才迎来了唐代诗歌辉煌的顶峰。没有前代诗歌的基础，再好的社会环境也不能凭空创造出如此惊世骇俗的文学繁荣。终唐一代，看不到文学的沉寂，而唐诗是唐代文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唐诗难以模仿，无法代替，更难以超越。它是中国文化成熟而至辉煌的标志，是中国文学永远的骄傲。
(四)统治者的提倡和文人自身的努力
唐代统治者除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各种改革措施以外，对诗歌的特别喜爱和提倡也是促进诗歌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唐代科举考试中设立了“进士”一科，专以诗赋取仕，这是广大文人进身的绝佳途径。《全唐诗》在序中说：“盖当唐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仕，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艺之学，以为晋身之阶，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
为显示自己的盖世才华和天子威严，许多唐代帝王自己也常常吟诗作赋，与诗人对答唱和。
这些做法极大地刺激了诗歌的发展。
当然，说到底，这一切必须落实到诗人自己的努力之中。尽管外部条件为诗人的成长打开了方便之门，最终成功与否，能否在千千万万才思卓着的文人中显露头角，还要看诗人本身的实力。为此，唐代广大诗作者不可谓不苦。他们不仅从小就苦读诗书，还常常为一篇诗作，甚至其中的一句或一字而绞尽脑汁。晚唐贾岛、姚合等人以其徘徊苦思、殚精竭虑的创作态度被称为“苦吟诗人”。贾岛还自诩：“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422页注18)。“推敲”一词的由来也是一段人们对诗作者于苦吟中对字句精益求精表示赞许的佳话。
为开阔意境，成就好诗，仕子们要游历山川，要读书山林。更有不少耿直之人，不满世道昏聩，直言清白，而遭贬谪。文人遭贬形诸诗歌，自屈原始，历代不断，至唐更光大无比。虽则贬谪的打击对诗人来说则其苦难言，非读诗者所能体会，但李白、王昌龄、刘长卿、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人都曾因此而产生优秀的诗篇。
三、唐诗的分期
唐诗的发展一般认为可分为如下4个时期。
初唐：唐立国(618)-唐玄宗即位之前(712)，约100年。
盛唐：开元、天宝年间(713始)-唐代宗大历(766)之前，约50年。
中唐：大历年间(766始)-唐文宗太和(827)时期，约60年。
晚唐：太和年间(827始)-唐灭亡(904)，约80年。
这种划分绝不严格，也不唯一，因为不少诗人都跨越不同阶段。划分的目的是便于分析诗歌发展的脉络和特点。总体来说，初唐是准备阶段，诗作走出宫廷，南北诗风融合而一。
在永明体的基础上，既创作出了新体诗——律诗，又克服了永明体的重重束缚，开唐诗清新健朗的风气之先。盛唐是唐诗的全盛时期，出现了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把山水田园的明秀与边塞将士的豪情呈现在世人面前。此外还有其他优秀的诗人创作了大量蕴涵深厚、意味无穷的优秀诗篇。伟大的诗人李白更以其绝世才华把唐诗的成就推向顶峰。然而，其间发生了“安史之乱”，以此为分水岭，唐诗豪迈高昂的气概开始消退。诗圣杜甫，直面社会的动乱和人世的悲苦，以感天动地的歌吟描绘和抒发了时代的苦难，使唐诗再现高潮。到了中唐时期，诗人因社会的衰败而心绪彷徨，加上李白、杜甫曲高难继，不得不另辟新途，出现了韩孟诗派和李贺等人雄奇怪异的诗风，其后又出现平易通俗兼具讽喻的元白诗派。晚唐在社会下坡与诗人失意之中，诗歌更多地反映诗人内心的世界。杜牧诗歌中那悼古伤今的历史感慨、李商隐诗歌那意境朦胧的美妙和心灵深处的哀歌，使唐诗迸发出最后的辉煌。
第二节初唐诗歌
一、初唐宫廷诗人
唐立国之初，诗坛仍深受原南朝齐梁诗风的影响，唐太宗本人就带头写格调低下的宫体诗，这样的环境使优秀的诗人诗作难以出现。御用文人之中，上官仪名噪一时，但其诗歌多为应诏奉和、歌功颂德或艳情咏物之作，为后代诗人所不屑。但上官仪把文字对仗技巧加以程式化，提出了“六对”、“八对”之说。如正名对，天对地、日对月等；同类对，花叶对草芽等。严格对仗的诗句情寓于内、秀发于外，给人一种语言精妙的艺术之美。例如“落叶飘蝉影，平流写雁行”(《奉和秋日即目应制》)、“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入朝洛堤步月》)等诗句都使状物写景达到传神而又工巧的地步，成为当时宫廷诗人效法的范式。这些规律和范式为后人写作律诗提出了可供参考的规范，也是上官仪对诗歌发展的贡献。
比之稍后的着名宫廷诗人有“文章四友”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其中杜审言成就最高，在五律、七律的诗歌形式创作上下了不少功夫。他的孙子就是后来的大诗人杜甫。
与四友同时或稍后，在武则天后宫中又出现了沈佺期和宋之问等宫廷诗人。他们虽媚主求荣，被世人不齿，但他们在总结六朝以来诗律成就的基础上促成了五七言律诗的成熟。至沈宋时，律诗和绝句的诗体才算完全成立，此二位宫廷诗人也才能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在唐初宫廷之外的下层诗人中，王绩是诗风独特的一位。他因仕途失意而退隐归田，生活的不幸和田园风光使其诗歌清新自然，开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先声。而“初唐四杰”的出现，才是唐诗勃兴的真正标志。
二、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4人。此4人“皆以文章齐名”。他们4人的共同特点是少有才华，文诗惊世，但社会地位低下，一生坎坷不平。王勃曾犯死罪而入狱，29岁时渡海探亲，溺水而亡；杨炯因嘲讽当朝人士的虚伪作风遭人嫉恨，死于任上；卢照邻重病缠身十几年之久，终因不堪病痛折磨投水自尽；骆宾王上疏言事得罪武则天而被下狱，后投奔徐敬业起兵反武，兵败后不知去向，或亡命或被杀，其说不一。
他们卑微的社会地位和不幸的经历使他们接触了广阔的社会现实，又由于从小研习诗文，都有较高的艺术才华，经历与才华相结合产生了具有真情实感、刚劲清新而又文辞绰约的优秀诗篇，一扫齐梁宫体诗浮艳虚华、格调低下的诗风。他们使诗歌走出宫廷转移到市井和边塞，开拓了诗歌题材的新领域。五律、五绝经他们的创作更趋成熟和定型，他们于七言歌行体诗的探索也对盛唐歌行体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用心血和生命写下的优秀诗篇如一座座不朽的丰碑受到后人永远的凭吊。尽管当时许多人瞧不起他们，甚至贬低他们，但比他们稍后的大诗人杜甫却独具慧眼，判定他们是新诗风的开拓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为其作诗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之二)。
“四杰”之中卢照邻最年长，一生的不平和幽怨加上晚年的重病，都使他痛苦不堪。重病中所写的《释疾文》和《五悲》两篇骚体文大有屈原遗风，沉痛感人。而他的着名诗作首推《长安古意》。此诗借对汉代古都长安的描写反映了唐代长安的盛况，从王公贵族的豪奢到市井社会的喧嚣，从朝代的兴衰到人事的沧桑，以壮观的气势和细致的描绘为后人展现出一幅唐代长安的风情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