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蜀道难》：
“噫吁口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fú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另本此处多一‘过’字)，猿náo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yíng萦岩峦。mén扪shēn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yīng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chán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
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huī豗，砅pēng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shǔn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常zī咨jié嗟！”
《梦游天姥吟留别》(另本为“梦游天姥别东鲁诸公”)：
“海客谈yíng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mǔ姥，云霞(另一版本作‘霓ní’)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shàn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绿(另一版本作‘渌lù’)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jī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dàn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fēi扉(另本作‘扇’)，hōng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忄兄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
五、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
(一)杜甫的生平和思想
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巩县人，另一说为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人，祖父杜审言是初唐宫体诗的着名诗人，父亲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家庭环境铸就了杜甫恪守传统儒学的思想。35岁之前，他好学求进，曾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积极为出仕做准备，希望日后大展宏图、匡扶社稷。24岁时，他前往东都洛阳，但举进士不第。对此小挫，他漫不经意。33岁时，他巧遇从长安放还而出的李白，因仰慕李白反抗权贵、追求自由的豪情和飘然不群、想像绮丽的诗才，遂与李白一起游历山川，结下深厚的友谊。他们同游梁宋，途遇高适，又一起北上齐鲁，同登泰山。这个阶段，唐王朝正值“开元盛世”，杜甫也正是“风华少年”，读书游历、结友论诗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也奠定了他诗歌创作的基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正表现了诗人此时的豪情壮志，也显露了诗人超群的文学风采。
但是，杜甫青少年时代的豪情壮志很快就随着社会腐败的日益加剧而化为泡影。天宝五年(746年)，杜甫到长安参加由李林甫操纵的一次考试。李林甫恐怕士子们在策论中指斥其罪恶，遂不使一人及第，上表皇帝称“野无遗贤”，杜甫成为这场骗局的牺牲品。其后，杜甫不得不滞留长安年逾十载，献赋上书，干谒赠诗，以求晋身。他“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成为贵族官僚的门下客。世人的冷眼和人生的辛酸使他越来越看清官场的腐败，一步步接近和走向人民。他大声疾呼“儒术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对自己尊崇奉行的儒家道义与顶礼膜拜的先圣都视为“尘埃”，可想诗人心中汹涌着何等激烈的大潮，发生着多么巨大的变化。《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等正是这个时期揭露丑恶、同情人民的诗歌作品。经过在长安苦苦10年的等待和求索，杜甫终于在755年，他将近44岁时被授予河西尉的小官。他坚辞不受，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仍然不过是一个看守兵器库房的小官，与杜甫梦寐以求的匡扶社稷的理想相差何其遥远。悲凉和无奈充满杜甫的心中，从此他成为一位忧国忧民的诗人，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对社会动荡的不安、对黑暗政治的不满、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和对自己不幸的哀叹。
就在他准备上任之前回家探亲之际，“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就连一个好不容易争来的卑微小官也做不成了。他在投奔肃宗途中被叛军俘虏，押解长安。在陷落的长安城中，在被困囚的日子里，他写下了《春望》、《哀江头》等忠君恋阕的千古名作。他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后并未回家，而是直奔凤翔，谒见刚即位的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左拾遗是谏官，职位不高仅为从八品，但却能亲见皇帝，直言上疏。杜甫以为他大展宏图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乃不遗余力，忠于职守，上任仅1个月就因房琯罢相而上疏营救，不想触怒肃宗，几遭刑戮，最后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三吏”、“三别”正是这一时期的作品。759年秋，他终于弃官而走，携家入蜀，开始了晚年漂泊的生活，从此与宫廷告别。
在成都，杜甫度过了一段相对稳定的生活时期。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修建了一座草堂，自己种药栽芋，虽不富裕，却还平静。可惜，平静的生活不过三年，762年，由于成都少尹兼御使徐知道的叛乱，杜甫又不得不避乱他乡，再次流亡。764年，他的好友严武再度任成都尹，杜甫遂再回成都，被严武上表推荐后任命为“节度参侍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称杜甫为“杜工部”即缘于此。765年，严武病死，杜甫失去依靠，全家离蜀，乘舟东下。在夔州落脚近两年，后又往来漂泊于江陵(今湖北江陵)、公安(今湖北公安县)、岳州(今湖南岳阳县)、衡州(今湖南衡阳县)之间。长期的漂泊、疾病的折磨、通彻心脾的忧郁和无衣无食的穷困，终于使杜甫不堪重负，于59岁时(770年)病死于从长沙前往岳阳的一条破船上。诗人一生怀爱国爱民之心，晚景却如此破败凄凉，令后世文人无限感伤。
杜甫终其一生恪守儒家“忠君爱民”的信条，虽遭受无数打击仍矢志不渝。他难以突破儒家伦理纲常的束缚，因而“忠君”成为贯穿他一生的主导思想。但是，社会的动乱和官场的腐败将他打入社会的低层，使他能与人民一起经历饥饿、贫困、流亡之苦，迫使他站在人民的角度去观察社会、体验生活，更加上他的正直勤奋和视社会安危为己任的高远志向，才使他能秉笔直书，写出了大量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反映人民疾苦生活的优秀诗篇。他生活在困苦的现实之中，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因时代的蓬勃向上而激发出的盛唐诗歌理想的光焰正逐步消退，让位给后来中唐诗歌中对艰辛生活的咏叹和对社会矛盾的深层思考。社会的变化是如此迅速，以至多数诗人在社会的大动荡刚开始之际惊魂未定，来不及做出反映，而杜甫却是在盛唐的动乱中透过表面的繁荣和虚华，以准确的目光、深入的思考及时捕捉和记录了社会由盛而衰的短镜头和长过程，并用诗歌的艺术形式将其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下来的第一人。
杜甫不朽的功绩使其荣膺“诗圣”的美名，其作品被誉为“诗史”。他颠沛流离、穷困艰苦而又密切关注国家兴衰和人民冷暖的一生，使其兼具了封建社会正统的忠君与爱民的双重美德，因而得到后世文人无比的推崇和高度的评价，与李白一起，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发展顶峰上两棵永远苍翠挺拔的青松。
(二)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思想内容
李白和杜甫同是伟大的诗人，又都生活在十分相近的时代，但两人的性格不同，诗风也截然两样。李白我行我素，狂傲不羁，诗风多主观浪漫的想像，不对事物做客观细致的描述；杜甫则恪守儒家信条，谦恭俭让，关心国计民生，诗作更是写实的典范。他很少如李白那样恣意夸张或超乎寻常地突发奇想，而是对事物和形势进行入微的观察、思考，予以真实、客观、细致的记录和描述。正因为如此，李白才成为浪漫主义的“诗仙”，而杜甫则无愧现实主义的“诗圣”。鲁迅先生曾不无风趣地说过：“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见《文艺报》1956年20号)。可见，世界是多样的，诗人和诗作的风格特色也异彩纷呈，各具千秋。
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以诗歌写史
人们称杜甫的诗歌为“诗史”，说明它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杜甫生活的年代中发生的主要历史事件许多都能在他的诗歌中找到相应的印证材料。如天宝年间，玄宗对外发动掠夺性战争，人民负担沉重，杜甫写了《兵车行》；杨国忠任右丞相，杜甫写了《丽人行》；“安史之乱”中唐军陈陶斜大败，继又败于青坂，杜甫有《悲陈陶》、《悲青坂》；收复两京，杜甫有《收京三首》；九节度兵围邺城，似乎胜利在即，杜甫有《洗兵马》；后来九节度兵败，沿途征兵，杜甫有“三吏”、“三别”；潼关失守、相州溃退、吐蕃陷长安、关中大旱、蜀中徐知道叛乱、官军收河南河北、湖南兵马使臧阶叛乱等，都一一被杜甫用诗歌记录下来。杜甫《三绝句》中记录了渝州、开州杀刺史的事，史书中未见记载，杜甫诗起到了补史不足的作用。杜甫《忆昔》诗中描述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常被史学家所引用，而他更多的诗里则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混乱破败的情景。更可贵的是，“诗史”不仅提供史实，还提供了更为具体生动的生活画面，以及生活其间的人们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无家别》)，“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兵车行》)。诗中所表达的生动画面和真挚感情是史书的文字难以表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