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之外，曾国藩还创办了翻译机构和兵工学校，以培养机械制造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1871年，曾国藩还与李鸿章联名奏请派幼童赴美留学，其中包括詹天佑。这对我国以后派遣留学生产生了积极影响。
虽然曾国藩的洋务活动不是很多，时间也不长，但是他却是创始者与带头人，所以，他在近代中国洋务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抑郁而亡
曾国藩多年以来，视力微弱，常患晕眩之症。剿捻无功而回任两江总督之后诸事棘手，心情沮丧，忧思过度，身体愈衰。1869年又北上出任直隶总督，日理万机，更加劳累过度。1870年，曾国藩右眼失明，更是雪上加霜。可是就在此时又发生了天津教案。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天主教士在天津望海楼修建教堂，还开办了“仁慈堂”，收养弃婴和孤儿。但是该堂在1870年不断发生婴儿失踪、死亡等事件。于是天津百姓与法国天主教发生冲突，打死了法国传教士丰大业等二十多人，并焚毁教堂等外国驻华机构。这就是天津教案。该事件完全是法国传教士借传教之名欺压中国百姓所致。
案发后，列强向清政府抗议，并集结军舰示威。清政府于是派曾国藩处理此案。曾国藩屈从于列强压力，完全满足了法国侵略者的要求，任意逮捕八十余名无辜群众，重刑逼供，还决定由清政府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去法国道歉。一时间，全国舆论哗然，朝野皆指责曾国藩是汉奸、卖国贼。
其实，曾国藩完全是按清政府的指示去处理，而此时却成为替罪羊。这令曾国藩深感难堪，倍加寒心。
1870年冬季，曾国藩在一片咒骂声中离开北京，回到南京，第三次就任两江总督。由于重病缠身，加上长期的精神抑郁，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衙门。
朝廷得知曾国藩病死任上，遂辍朝三日，追赠他为太傅，谥以文正，准入京城昭忠寺、贤良寺，并在湖南原籍、南京等地建立专祠，将其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给予他汉族大臣中最高的礼遇。
李鸿章——权倾一时，生前身后遭世人唾弃
与洋人争辩一生
李鸿章（1823-1901年），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生于清宣宗道光三年。安徽合肥人，清末洋务派首领。道光进士，历任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以“自强求富”为名，大办洋务，陆续开办了江南制造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煤矿和招商局等，并创建北洋舰队。清德宗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因接受沙俄300万卢布的贿赂，被赶出总理衙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和庆亲王奕匡代表清政府与入侵各国使臣签订《辛丑条约》。
李鸿章是晚清权倾一时的人物，他的一生几乎与晚清相始终，晚清中国的命运与李鸿章密切相关。李鸿章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太平军和捻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子；他出洋访问、创办中国近代企业，是洋务运动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影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由他谈判而最后缔结，他的言行一定程度上关涉到晚清政府的命运。诚如梁启超《李鸿章传》中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李鸿章又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他热衷权势，长期掌控着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军事大权，聚集一批军政人才为其所用；有同僚称其可杀，康有为拒绝他加入强学会，孙中山向他上书变法。如此等等，使得李鸿章的一生极富传奇性。
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
1895年4月，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国的李鸿章，发现他成了举国的“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
一位英国人这样描述了他所看到的73岁的李鸿章：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为了抗议美国的排华法案，李鸿章甚至宁愿选择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
结束访美之后，李鸿章搭乘美轮回国。到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李鸿章当年离开马关的时候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现在又有了《中俄密约》，让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气了。换船必须先上码头，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精神和肉体与日本国土发生一丝关系，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上岸。侍从们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就在他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
李鸿章轶事
李鸿章喜欢骂人，对自己的属下骂得尤其厉害。不过也有喜欢被李鸿章骂的，因为大家觉得李鸿章对于不是自己亲近的人，是不屑于责骂的，因而很有人以得到李鸿章的责骂为荣，李鸿章骂得越厉害，被骂的人越高兴，因为这样会和李鸿章的关系更进一层，离升官的日子就不会太远。
勒敏当年在四川成都府做通判，因为和知府的关系不好，整个官署里的人都当他是透明的，没有一个人搭理他，勒敏郁闷得要死。有天来了一个新任总督，是勒敏的老熟人，勒敏喜出望外，不敢跟同僚说，一大早去郊外迎接拜见，结果人家不见他，勒敏很生气；到城门外又去拜见，人家还是不见他，勒敏更生气；到了官署，大小官员纷纷拜见，新总督一个个接见，就是不见勒敏，勒敏气得要死，想转身回家，可是总督又没有说不见他，只好在门外等候。
当时天热，勒敏穿着行大礼的官袍，官袍很厚，焐得要死，浑身上下汗珠子噼里啪啦，再加上心情极端恶劣，杀人或自杀的心都有，正在这时候，忽然听见下人说：“有请勒三爷。”不称他的官衔而称他在家的排行，可见总督没把他当外人，勒敏这时心中的高兴，就好像被砍头的死囚听到了大赦令。
勒敏马上整理衣冠进门，看见总督光着脑袋，穿着内衣，畅着怀站在屋檐下等他。看到他就骂他：“你这无耻的家伙，穿这么整齐见我？”勒敏要磕头拜见，总督拉他起来说：“不要你磕狗头。”又对左右说：“把勒三爷的狗皮剥了，去后院喝酒去。”此时的勒敏，听到总督的责骂，不啻于听到了仙乐一般，总督骂得越狠，勒敏心中越高兴。
不过这些官员也不全是软骨头，也有骨头硬一点的。有一个人拜见李鸿章，行半跪的礼节，李鸿章仰面朝天，手摸着胡子好像没看见这个人，行完礼坐下后，李鸿章傲慢地问这个人有什么事，这个人说：“听说李中堂得了重病，我特地来看看。”
李鸿章很奇怪：“我身体好好的，没有病，可能是外面的谣传，你听错了。”这人说：“没有，没有，我亲眼所见，中堂可能眼睛不好使。”李鸿章笑了：“错了错了，瞧我这两双眼睛，炯炯有神，哪有眼病？恐怕是你的眼睛有病了。”
这人说：“中堂要不是眼睛不好使，刚才我拜见行礼的时候，你怎么会看不到？肯定眼睛有病，而且病得还不轻，你自己没觉察到罢了。”
李鸿章听了，一句话也没说，不过从此后对他人不再那么傲慢了。
翁同龢——支持变法、主张迎战的帝王之师
翁同龢（1830-1904年），字声甫，号叔平，晚年改号松禅。清朝时期江苏常熟人。历任吏部侍郎、督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光绪皇帝的师傅，文章道德备受后人的景仰。中法战争的时候，主张出兵抗击法军，反对李鸿章的妥协投降政策。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他也主张迎战日军。《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他痛恨李鸿章的割地求和，更倾向于变法图强。曾经以皇帝老师的身份走访过康有为，反复讨论变法的事情。光绪帝二十一年的时候，在康有为的策划下，命令别人起草12道新政诏书，准备通过光绪帝依次颁行，但是被弈忻所阻挠。同年8月份，北京强学会成立，他给了热情的支持。但是他反对新派提倡的民权平等学说和君主立宪的主张。他是帝党的中坚分子，又是光绪帝的智囊，所以慈禧很痛恨他，将他开缺回原籍。戊戌政变后，他出面保释康有为，又被马上革职，并且永不叙用，交给地方官严加管束。光绪帝三十年逝世，终年74岁。宣统三年，皇帝下昭，恢复他的官职，追谥“文恭”。着有《翁文恭公日记》等。
与李鸿章斗智
翁同龢与李鸿章虽同朝为官，然而由于政见不合，故互为仇敌。一日翁同龢巧书一副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意为讽刺李鸿章虽贵为当朝宰相，却治国无方，国家贫瘠却肥了自己口袋。李鸿章知晓翁同龢是在故意给他难看，于是不慌不忙对出下联“司农常熟世间荒”，意为讽刺翁同龢虽主管中国农业，却致使农民多贫穷，自己却富足得很。这副对联巧妙地利用了两人的官职“司农”、“宰相”和出生地“合肥”、“常熟”，一语双关，互相打击，实为清末两大政治风云人物间互相斗法的缩影。
两袖清风翁同龢
翁同龢是晚清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27岁中状元，36岁授读同治帝，47岁授读光绪帝，为两朝帝师，后来又入值军机，参与国家最高决策，倡导变法，一生的显赫可见。翁同龢虽身居高位，为官却十分清廉。
维新变法失败后，翁同龢告老还乡，启程时，身无长物，所带行李十分简陋，至死过着清贫朴素的生活。他一生不曾贪污，这是可以盖棺而论的。当然，他身处腐败的朝廷，与官场不可能不有所周旋，他所收礼赠，都一一记录在日记上，待机回报，决不肯占别人半点好处。1889年，翁同龢仕途辉煌，权势正显，一次回乡修墓，李鸿章讨好地备重礼“赠行”，翁同龢碍于面子，不便推辞，只好违心收下，他特别把此事记于日记之上，于两年后李鸿章60大寿之际，悉数退还。
翁同龢是一位了不起的书法大家，他一生对书画碑帖的痴迷程度和高超杰出的鉴赏能力，是令人惊叹和感动的。他在上海曾见到一部好帖，可囊中羞涩，无力购买。他的侄子用俸钱购得赠他，他就十分高兴，作诗曰：“家书新购千金帖，江上愁怀暂一舒。”翁同龢这样的诗作很多，对艺术品的品题和咏唱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虽然对艺术品的嗜爱几乎达到狂热程度，但他决不妄取。一次，他的老朋友孙燮臣得到一部日本国的唐代写经卷子。这部经卷无论在书法意义上，还是在文物的意义上都是极其珍贵的。孙燮臣要赠给他，并赋诗一首一同送赠。他收到后，“次韵却之”，用孙诗同样的韵脚作诗回赠，并拒绝接受经卷。孙又赋诗送来经卷，他复和诗退之，直至三赠三退。他在诗中写道：“落叶敲窗夜坐深，挑灯展卷重推寻。”他是真的对那部经卷爱不释手的，但“自笑酸寒戒律严，木名交让水称廉。评量书画风流在，爱敬朋侪道义兼”，他是自有对喜欢之物取舍的原则和底线的，即使是好朋友诚挚无私的真心赠与。
翁同龢还在一首诗中写道：“自笑寒酸老居士，摩挲残墨抱余香。”生动传神地表明他见到宝物，不管怎样喜爱，也要恪守清廉的高贵品格。他经常为别人赠一枝桂花或一根竹杖而欣然赋诗写字，格调之高，在贪污受贿成风的晚清官场的确卓尔不群，难能可贵。
张之洞——中体西用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