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盗墓之风盛行。但可以肯定的是，盗墓的源起，是因为有墓可盗，并且可以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也就是说，盗墓，是因为厚葬的兴起。厚葬之风越浓，盗墓活动越发猖獗。盗墓活动并非简单的掘人祖坟，撬开棺材，它也有相当的规矩与技术要求。比如，如何选择大型墓地，如何确定墓内有丰厚的陪葬品，这些都是需要掌握一定的知识的。
一般情况下，盗墓者盗掘陵墓，主要是为了获得墓葬中的陪葬品，也有一些盗墓者是为了窃取墓葬中的墓材，有些人是为了进行政治打击、压迫等等，不一而足。虽然历朝历代都对盗墓者进行严厉的打击、制裁，但盗墓活动仍然是屡禁不止，其原因何在，也许人们口口相传的这句话比较能回答这个问题：要致富，去盗墓。盗墓能取得巨大的利益，墓葬中的陪葬品引诱着一拨又一拨人前仆后继，奔向墓地……
盗墓的出现是因为有墓：中国墓葬文化
墓葬何时到人间
墓葬俗称山坟，古墓葬是清代以前的墓葬。古代葬俗因时代、地方的不同而有差异，有土葬、火葬、水葬等。常见的多是土葬。
古代文献中对“墓”这个字的解释与“没”字相同，即埋在地下就没有了。远古时代，人死了只是在地下随便挖一个坑掩埋而已，有的甚至不加掩埋，那时没有墓葬这个概念。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之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由此便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而古人认为人的肉体离开了人世，但他们的灵魂仍然活着，是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而且还会回到人间来降临福祸。
“墓”作为放置尸体的固定设施，是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而发生的，并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最初的时候，对尸体的处理非常简单。《周易·系辞下》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即用茅草裹尸，弃置荒野了事，并不挖墓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后人对死者的崇拜和信仰，人们对逝去的人除了存有感情上的怀念之外，还希望他们能到另一个世界去过美好的生活，并对本族、本家的后人加以保护和庇护，死者虽然离开了人间，但他们的灵魂也应该有一个安居之所，他生前使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他喜欢的装饰品也应该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享用，氏族成员、妻子儿女死后也要到另一个世界去同他欢聚。这个死者灵魂的安居之所、亲人死后同他团聚的地方，就发展变化为墓葬或墓葬群。
在旧石器时代，由于人类经常利用天然洞穴作为住所，故也常利用天然的洞穴或岩棚作为墓地以安置尸体，如山顶洞人的墓就与住所处于同一洞穴之中。但这样也只是将死者的墓穴挖的更大一些，随葬的物品更多一些，埋葬死者的方式更隆重一些而已，因为当时还没有产生把死者的墓穴作为永远祭祀的意图，所以，地面上也就没有留下什么特殊标志。
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由于生产力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便开始有意识营造各种形式的墓，墓葬及埋葬习俗更加流行且形式多样，而且明显具有制度化的特点。
这种挖坑掩埋死者的方式，在目前发现的夏、商、周代遗址中已得到证实。如河南安阳的殷墟，商代在这里建都达三百年之久，现已发掘出商王墓十一座，而墓的地面上就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标志。这种埋葬死者的方式，经过了夏代、商代、一直到周代的春秋时期，延续了几千年。
中国所发掘的3000余座母系氏族公社墓葬表明，史前时代的葬俗因时代、地域、文化的不同而在墓形、葬式、葬具等方面显示出不同的特色。尽管如此，史前时代各文化共同体一般都是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因此在埋葬制度方面往往也存在着一些符合氏族制度的共同原则。在新石器时期，人们掘坑埋尸已成为黄河流域最普遍的葬法，出现了氏族公共墓地，有单人葬、多人葬、二次葬等葬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还出现了成人与婴幼儿分葬及等级埋葬制度。到原始社会末期土坑式墓葬从黄河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东南沿海、东北地区，出现了男女合葬，男子仰面直身和女子侧体屈身表明父系氏族的社会结构特征，墓坑也更加规整，通过墓葬规模大小、葬具的有无或质量以及随葬品多寡优劣等来体现身份等级的差异更加明显。如龙山时代，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氏族公共墓地原则普遍存在的同时，因等级差异而存在的不同等级分葬现象更显突出，甚至还因聚落的等级差异出现了不同规格的贵族墓地，其中以良渚文化的情况最为清楚。反山和瑶山遗址都是良渚贵族墓地，但反山墓地的规格明显高于瑶山墓地；另外，还有不少规格低于瑶山的良渚贵族墓地。中原地区陶寺墓地也存在不同等级分葬现象，墓葬规格可分为三类七、八个等级。
古代墓葬有各种形式，分别代表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是权利和地位的象征。“亚”字型墓是最高级别的，是古代天子和皇帝的墓葬；“甲”字型墓是大臣级的墓葬。
在原始社会早期，墓穴形式很简单，只在地下挖一土坑，墓坑一般较小，只能容纳尸体，无棺椁，尸体也无特殊东西包裹。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大汶口文化后期，少数墓坑面积很大，坑内沿四壁用天然木材垒筑，上部用天然木材铺盖。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墓室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木椁地宫。进入阶级社会后，墓葬制度中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和等级的差别，统治阶级陵墓有着十分宏大的规模。河南安阳侯家庄的一座商代亚字形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1800平方米。王和各级贵族的墓，都用木材筑成椁室。椁是盛放棺木的“宫室”，即棺外的套棺，将砍伐整齐的大木枋子或厚板用榫卯构成一个扁平的大套箱，下有底盘，上有大盖，在椁内分成数格，正中放棺，两旁和上下围绕着几个方格，称之为厢，分别安放随葬品，如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发现的西汉墓棺椁形式墓葬——轪侯利苍妻墓即属此类。棺中女尸完好如初，厢内随葬品有漆器、帛书、绵绣、乐器、竹简、木俑、农畜产品、中草药、印件等1000余件。
到了西汉时期，棺椁的用料及规格发挥到了极致。这就是黄肠题凑的出现。
所谓“黄肠”指堆垒在棺椁外的黄心柏木枋，“题凑”指木枋的头一律向内排列。“黄肠题凑”指西汉帝王陵寝椁室四周用柏木枋堆垒成的框形结构。“黄肠题凑”一名最初见于《汉书·霍光传》，根据汉代礼制，黄肠题凑与玉衣、梓宫、便房、外藏椁同属帝王陵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经朝廷特赐，个别勋臣贵戚也可使用。
“黄肠题凑”是木椁玄宫的发展，其规模、复杂程度为木椁地宫高峰。黄肠是指柏木黄芯即榫头用柏木芯；题凑是指椁室的构筑形式，榫（sǔn）铆结构前身，方木交叉构筑，榫头后无现实建筑意义，成为礼仪象征，即为“题”，“凑”为构筑形式。至汉时，榫头已脱离椁木，在椁室周围堆放，成为“题凑”，若从内侧看，四壁都只见枋木的端头。根据文献记载，这种葬制至迟在战国时已经出现，目前所知发现年代最早的黄肠题凑是凤翔秦雍城秦景公1号大墓出土，此外还发现西汉早期、中期、晚期的黄肠题凑。其中西汉中期的北京大葆台汉墓1号墓，是用15880根黄芯柏木椽叠垒成的宏大题凑，高达3米，直抵墓室顶部，其内设有回廊及前后室，为黄肠题凑的成熟形式。
第二种砖石地宫：从汉代开始，普遍采用砖石筑墓室，木椁墓室逐渐被取代。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的一次划时代的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从西汉中期才开始的，然后普及到各地。西汉中期，中原一代流行空心砖墓；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石室墓，墓室中雕刻着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室的结构和布局，也是仿照现实生活中的住宅。从汉到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砖石砌筑的墓室和地宫一直在不断发展。
第三种土洞地宫：在北方黄土富集地区，利用土层厚，粘性强，质地均一和降水少的特点，开凿成土洞土宫，壁面有精美雕刻和壁画。如西安乾陵的陪葬墓，永秦公主、章怀太子和懿德太子墓，唐僖宗靖陵地宫。
我们知道，在古代的墓葬中，随着墓主人一起下葬的，不仅仅是主人的尸体，还有一些随葬品。
在原始社会早期，墓中随葬品主要是死者生前喜欢和使用过的物品，包括陶器皿、石制和骨制的工具、装饰品等。在同一墓地中，各墓随葬品的多寡、厚薄往往差别不大。墓葬到了原始社会晚期，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如在汶口文化晚期10号墓中，有结构复杂的葬具，死者佩戴精致的玉石饰物，随葬玉铲、象牙器和近百件精美的陶器。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贫富分化更加悬殊，王和贵族墓的随葬品极其丰富、精美，包括青铜器、玉石器、漆木器、骨角器鲁等。商代还流行人殉制度；人殉是用活人来为死去的氏族首领、家长、奴隶主或封建主殉葬。商王和大贵族的陵墓，殉葬者少则数十，多则一二百人，包括墓主人的侍从、婢妾、卫兵和各种勤杂人员。人殉在西周前期仍很普遍，中期以后稍减少。从战国开始，用木俑和陶俑随葬的风俗已盛，这可以看作是人殉的替代。
从西汉中期以后，随葬品中增添了各种专为随葬而作的陶质明器，包括仓、灶、井、磨、楼阁等模型和猪、狗、鸡等模型。到了东汉，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在随葬品方面的一次大变革。魏晋南北朝时期，随葬品主要是陶瓷、器皿、陶制模型、陶俑和镇墓兽。隋唐五代时期，随葬品以大量的陶俑为主。陶俑分为出行时的仪卫行列和家居时的家臣侍者两大类。宋至明代，随葬品以实用物品和珍宝为主，包括陶瓷器、金银器和玉器等。
坟墓雏形为封土
大约从殷末周初，在墓上开始出现了封土坟头。春秋战国以后，坟头封土越来越大，形状好似山丘。特别是帝王陵墓的封土，工程大，发展变化明显。
封土，既俗称的坟头《礼记·檀弓》上说：“土之高者曰坟，葬而无坟谓之墓。”在墓穴的上面培土垒坟、种树，大约是从周代的春秋前后开始的，据《史记》、《汉书》、《水经注》等文献记载，东周以前的墓葬是没有封土的。
古人自从迷信灵魂以后，凡事都要先向祖先祈祷，在庙堂祷告总不如直接到墓前祷告好，为了更方便的辨认出祖先墓穴的位置，他们就在墓穴的上面垒坟或种树为标志。《礼记》上有一段孔子寻找父母之墓的故事，说明了垒坟和种树的作用。孔子是春秋时人，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孔子成人后，想去祭祀父亲时，却找不到墓地，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费尽工夫才找到了。孔子是一个很“重礼”的人，他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为了经常方便的前来祭祀、悼念祖先，于是他就在父亲的墓上培土垒坟作为标志。孔子说：“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在墓穴的上面垒坟可能在孔子以前就有了，但引用这段故事作为封土的起源，还是比较合理的。
在墓穴的表面垒坟种树，开始是为了辩识墓穴的位置，方便祭祀，但后来就变成了显示墓主人身份地位的标志。《周礼》记载：“以爵为封丘之度，与其树数。”就是说，按照官位的等级来定坟头的大小高度和种植树木的种类、数量。《白虎通·崩薨（hōng）》明白地说明了封土的高度和植树的种类：“天子坟高三仞（周代一仞为八尺；西汉为七尺；东汉为五尺六寸），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一种落叶乔木，又叫灯笼树）；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扬柳。”虽然如此，敢于奢侈逾制者也大有人在，如东汉明帝时，桑民枞阳侯因坟冢“过制”就被处以“髡（kūn）削”（剃光头）之刑。
随着墓葬封土的普及与发展，封土堆逐渐变的高大起来，形状好似山丘，因此墓葬的名称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前，各类墓葬统称为“墓”，到了战国时出现了“陵”、“冢”、“坟”、“丘”等多种名称。“陵”的原意是高大的土山，这时用作了帝王墓葬的专用词，“冢”和“丘”也都指高起如山的土堆，《方言》说：“冢，秦晋之间谓之坟。”《周记·冢宰》说：“山顶曰冢。”用“丘”来作墓葬名称的有如春秋时吴国国君阖闾的虎丘，战国时赵武灵王的灵丘，楚昭王的昭丘。历史上最早将坟墓称“陵”的是战国时七雄之一的赵国国君赵绁（xiè）（公元前349—326年）。《史记·赵世家》记载：“肃侯（赵绁）十五年（公元前339年）起寿陵。”
帝王陵的封土，主要有三种形式：
垒土为陵。是早期帝王陵墓封土的一种，叫做方上，就是在帝王的墓穴之上用层夯筑，使它成为一个上小下大的方锥体，就像倒扣着的一个斗，因为它的上部是方形平顶，没有尖部，所以叫“方上”，也称“覆斗”。如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就是迄今为止封土最大的一座垒土陵墓，它高115米，南北长350米，东西宽345米，顶部东西长24米，南北长10米，看上去像一座小山，它的形式就是方上。汉代帝王陵墓的封土也都是方上形式，现在在陕西西安附近还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方上帝王坟头。汉代封土的等级不仅表现在封土的高低大小上，同时还表现在封土的形状上。皇帝的陵墓封土为正方形或长方形覆斗式。高级贵族和大官僚的封土多呈正方形。封土以方形为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