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1933年被盗掘的著名的楚幽王墓。1933年，安徽寿县暴发大饥荒，一时间，人相食，死者相望，饿殍遍地，尸骨成壕。该县朱家集附近的地主、豪绅眼看社会秩序已失，天下大乱，便乘机纠集一批流氓地痞，在光天化日之下盗掘了当地叫做李三孤堆的一座古墓，盗得一大批价值连城的青铜器和上千件珍贵文物。正在盗徒们挥汗如雨地大肆盗掘之时，有恪守社会正义者，瞪着被饿得发绿的眼睛，两腿打晃，一步三摇地来到县衙报案，并通电全国报馆。事发后，报纸竞相披载，全国震动，舆论沸腾，纷纷表示要严查案情，对罪犯处以极刑。国民党地方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立即出动警力进行侦办，所涉罪犯多数被抓获，盗掘文物大部分被缴获，送至省文物部门收藏（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只有一些便于匿藏的小件器物未能追回。由于盗掘者胆大包天，自以为风平浪静，在盗掘中进展缓慢，加上报案及时，警方出动还算迅速，尚未将墓盗空即被迫停止，这为墓葬再次被盗埋下了伏笔。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座古墓也没有得到安宁。1935年，当地一些不法之徒，趁新一轮兵荒马乱之机，于月黑风高之夜，再次对这座劫后残存的墓葬进行盗掘，掘出文物数百件，全部被歹徒瓜分，未久即失散，大多数被外国人弄出境外。
1938年，桂系军阀、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驻守寿县之时，偶闻李三孤堆古墓未被全部盗空，大量珍宝尚在墓穴深处，贼心顿起。经过一番密谋，仿照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率部盗掘清东陵的诡计，以军事演习和剿匪为名，由交际科长邓峙率领三个运输连的兵力，浩浩荡荡地开赴朱家集古墓现场，明火执仗地公开进行盗掘，据说整整挖了3个月，直到把墓内劫余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玉器、石器（磬）等数百件珍贵文物洗劫一空。但是，挖出的器物并没有像盗掘的官兵想象得那么多，他们深感几个月来费力劳神，流血流汗，实在窝火，便在愤懑之下，索性把墓中棺椁一并带走。至此，整座大墓的随葬器物算是被彻底洗劫一空，只留下一个黑糊糊的土洞向世人昭示着世事沧桑。
李品仙所劫得的墓中文物，大部分通过上海码头秘密运往香港销赃，后来这批文物全部失散，下落不明。当时只有一件青铜大鼎（高1.13米，口径0.87米，重400多公斤）在前两次的盗掘中都毫发未损。因其重量超群，当地的盗墓贼无力弄出坑外，因而两次盗掘均未让盗墓贼得手。李品仙部虽凭着人多势众，把这件大鼎弄出了墓坑，用汽车拉到了寿县营区，但总因躯体过于庞大，无法掩人耳目偷运至香港销赃，若锯成一块块废铜又实在可惜（著名的安阳司母戊大鼎在被挖出时就被锯掉一耳），在两难中，李品仙迟迟未能想出处理的办法。随着抗日战争越演越烈，国军步步退却，李品仙部移防他处，这件大鼎被扔在营区成了无主之物。后来安徽省博物馆将其收藏，并陈列展出。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视察安徽省博物馆时，曾专门参观了这件大鼎，并说过“这么大一件鼎，能煮一头牛”的话，专门在大鼎前留影。由此可见此墓和出土文物的重要。然而因多次盗掘，究竟墓中有多少文物，墓坑的具体情况如何，都无法探根溯源，弄清原状和内情了。有研究者仅根据墓中出土的一些器物铭文考证，认为此墓为楚幽王墓，或幽王妃子墓。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发掘的王侯墓不多，其中属春秋阶段的墓主要有安徽寿县的蔡侯墓和吴君夫人墓。蔡侯墓封土虽然有盗洞，但未盗至墓室即停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未能继续盗下去，我们无从得知。发掘得知，棺椁、漆木器等均无腐烂，出土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玉器等重要文物480多件，究竟属于哪一个侯，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统一的说法，无法达成共识。最终，各方学者对墓主为死于公元前491年的蔡昭侯申这一说法做了认可。
与蔡侯墓齐名的吴君夫人墓，即固始侯古堆1号墓，墓上有7米高的封土，发掘后有大型墓道，棺椁俱全，墓主是一个女性，死时约30岁左右，椁内外有17具陪葬入棺。墓内被盗墓贼几次光顾，从留下的痕迹判断，多数珍贵器物被盗走，令人遗憾。在其中一个器物坑内出土有礼器、乐器、漆木器、车马器及肩舆等大量文物，考古人员通过对一件器物铭文的释读，知是宋景公为其妹（勾敔夫人）所作的媵（yìng）器（陪嫁品），于是有学者认为此墓为吴君夫人墓。但亦有学者认为仅凭这件铭文不能断其为吴君夫人，也不是吴墓，应是一座楚墓，墓主为一个楚国的贵族夫人。到底谁是谁非，未见分晓。
属于战国阶段的大型墓葬主要有三处：一处是魏君墓。它位于河南辉县固围村，有三座大墓在固围村，一字排开，旁边还有两座陪葬墓，1929年时，墓地被盗墓贼侵扰。1937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进行过发掘，因抗战爆发未能完成。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再度进入墓区进行勘察，发现墓葬封土之上有建筑遗迹，台基、柱础、散水及筒瓦、板瓦、瓦当等皆可辨识。经发掘得知，每座墓均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室遭盗墓贼劫掠，棺椁已腐，人骨尚存，只残存一点零星的铜器和陶器。研究者根据9件一组的陶鼎，推断墓主为诸侯一级的人物，应是魏王的陵墓。但这一论断似乎是太过牵强。此种论断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认为此地距魏国都城大梁较远，魏王不会远离都城葬到这里。此墓墓主何许人也，成了历史悬案。
第二处是中山王墓。该墓位于河北平山，从已发掘的两座墓葬看，亦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上的建筑和固围村大墓相仿，墓室全部被盗墓贼洗劫，只留下一块名为“兆域图”的陵墓设计图，可能是盗掘时认为无用吧。另外，墓中发现盗墓贼使用的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其中铁（jué）7件，铁锄2件，均出自盗洞中。在墓主人的棺椁旁则发现了铁斧5件。考古人员发现，凡出于盗洞中的盗墓工具大都完好，有的因击砸建筑壁柱石而遭毁坏，遂被遗弃于柱石之下。从遗弃的工具推断，当时盗掘该墓的应为一个较大盗墓团伙所为，或许是兵匪所盗也未可知。所幸的是，还有一间椁室旁侧的两个单独的器物坑没有被盗，从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随葬器物。
中山国的前身是北方狄族鲜虞部落，为姬姓白狄，最早时在陕北绥德一带，逐渐转移到太行山区。姬姓是周王族的姓，白狄的来历，有说是周文王后裔毕万公的后裔，也有说是来自周文王封给弟弟虢（guó）叔的西虢国。西虢国历代国君世袭兼任周王朝卿士一职，同时有是三公之一，担负为周王朝南征北战、东讨西杀以惩罚不臣的任务，可能是周宣王时期虢国国君虢季子白北御猃狁﹐在内蒙古萨拉乌素河﹑榆溪河朔方城之后，其部分后裔就留在陕北了。鲜虞之得名出自鲜虞水，鲜虞水即今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于滹沱河的清水河，这一带是鲜虞最早的发祥地。鲜虞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国语》一书中。该书记载，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太史伯答郑桓公问话时谈到，成周雒（luò）阳四周有16个姬姓封国，6个异性诸侯国，还有“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的南蛮、东夷及西北的戎、狄国家或部落集团，其中就有鲜虞。
中山国包括今河北石家庄地区，是嵌在燕赵之内的一个小蛮夷之国，经历了戎狄、鲜虞和中山三个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都被中原诸国视为华夏的心腹大患，同样经历了邢侯搏戎，晋侯抗鲜虞，魏灭中山和赵灭中山的阶段。
公元前314年，中山国曾乘燕国之危，对其讨伐，夺地“方数百里，城邑数十”，战利品无数。公元前296年，赵国、齐国、燕国联合灭掉了中山国。在欢庆胜利的同时，三国军队按照惯例对失败国“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盗掘了中山国的王陵。
第三处是楚顷襄王墓。该墓位于河南淮阳，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占领楚都，楚顷襄王率残兵败将逃往安徽寿县。这一番血与火交织的惊心动魄的周折，成为著名的历史事件。顷襄王死后，葬于今河南淮阳。经发掘得知，墓为“中”字形，北去40多米还有一座一边有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其墓规模更加宏大，据推测可能是顷襄王之母怀王夫人墓。两座墓葬皆为夯土板筑的台阶一级一级内收，两墓的两边均有大型车马坑。发掘时考古人员发现有不止一个盗洞从封土深入地下，直至穿透墓室。待发掘到底部时，方知墓内铜礼器等珍贵物器被盗一空，只出土一些陶器等残物。好在顷襄王墓的车马坑尚未被盗掘，发掘所得随葬车23辆，泥马20多匹。而怀王夫人墓的车马坑，则出土了随葬车8辆，泥马24匹，狗2只，另外还有一些精制的车马饰。
秦汉时期，中原大地逐渐实行大一统，国家实力不断强盛，陵墓的规模空前庞大，厚葬之风再度刮起。虽然墓主人极力奢华，大加装饰，但自古以来，凡是大型墓葬，皆难逃被盗的厄运。秦始皇陵面积之大令人咋舌，而据文献记载，其先后几次遭到盗掘，并留下了众多传说。西汉诸皇陵在赤眉军攻入长安后，悉数被掘，无一幸免，而其后，汉文帝的霸陵，汉武帝的茂陵，以及汉宣帝的杜陵也曾多次被盗掘。东汉皇帝的陵墓，在东汉末曾被董卓及吕布指挥的军队大规模盗掘，破坏殆尽。除皇陵外，众诸侯王及一些名人冢墓也多被盗掘，如长沙王吴芮冢、梁孝王墓、刘表墓等，甚至汉代大儒董仲舒之母的衣冠墓也未能幸免。
曾因出土了因高超的防腐术而保存完好的女尸的马王堆汉墓让世人感到惊叹，众人皆为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再一次击节叫好之时，但谁会想到，这座墓葬也曾遭到过盗掘。
马王堆汉墓在长沙市区东郊四千米处的浏阳河旁的马王堆乡，汉墓陈列馆现设在湖南省博物馆院内。1972年至1974年先后在长沙市区东郊浏阳河旁的马王堆乡挖掘出土。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时逾2100多年，形体完整，全身润泽，部分关节可以活动，软结蒂组织尚有弹性，几乎与新鲜尸体相似。它既不同于木乃伊，又不同于尸腊和泥炭鞣尸。是一具特殊类型的尸体，是防腐学上的奇迹，震惊世界，吸引不少学者、游人观光。女尸经解剖后，躯体和内脏器官均陈列在一间特殊设计的地下室内。
1972年，当考古人员在发掘马王堆一号墓，即出土女尸之墓时，曾连续发现了三个盗洞。这三个盗洞，两个呈方形，一个呈圆形。三个盗洞的发现，令当时的发掘人员心灰意冷，凭以往的经验，只要盗墓贼“光顾”过，此墓几乎空空如也，就连考古大师夏鼐（nài）也萌生了退却的念头。
1951年，夏鼐大师曾率湖南考古调查发掘团，在长沙调查、发掘了几百座墓葬，但结果证明，多数古墓均遭盗掘，完整者实在是凤毛麟角。为此，夏鼐大师曾在其发表的《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一文中，以抑郁的调子和淡淡的感伤写道：“我们所发掘的最大的一墓，长5米，宽4.2米，大多是木椁墓，椁木保存的程度不一样，有些只剩下放置棺木的漕沟的痕迹，木质已完全腐朽不见，有些椁木保存得非常完整，盗掘者须用锯或斧把椁盖的木板切一缺口才能进去。”又说：“这次我们所发掘的西汉墓葬，仅有两座大墓内木椁保存比较良好，但也只有平铺墓底的地板及其下的枕木保存较佳……墓道向北，墓穴深度距地面8.8米，……后半是主室，室中是一个长10.8米、宽6.8米的木椁，放置木棺和重要的殉葬品。前半分为两室，贮藏陶器等，可惜这墓已被盗过好几次了。……另一木椁大墓是在伍家岭，这墓的主室也曾被盗过了……”当年夏鼐大师曾亲自到马王堆勘察过，并有发掘的念头，但鉴于已被盗掘的事实，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直到20年后，由于挖防空洞才又迎来了发掘的机缘。
因为墓葬遭到破坏，马王堆一号墓属于抢救性发掘性质，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必须发掘到墓底，并弄清墓内的一切情况。所以，盗洞出现后，考古人员在大骂了一通盗墓贼后，又挥动工具发掘下去。当他们挖到一米多深时，在一个方形的盗洞中，发现了一只胶鞋底，显然这是盗墓贼的遗留之物。为了弄清盗洞出现的年代，考古人员将这只鞋底拿到一家科研单位做了鉴定。结果被认定为1948年左右上海的产品。由此可见，盗墓的年代不远，但盗墓者究竟是谁，至今也未搞清楚。
后来的发掘证实，一号墓虽遭盗掘，但值得庆幸的是，盗墓贼并没有成功。否则，马王堆女尸——这个举世皆惊的考古发现，特别是那具神秘的女尸都将会成为泡影。这是墓主人的幸运，更是当今人类和后世子孙的大幸。
继秦汉之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战乱不断，不少名人陵墓在当时即被盗掘，还有一些在后世遭到不测。由于史料的缺乏，许多情况未能尽知，刘备墓、孙策墓、东吴大将吕蒙墓、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墓、东晋大臣桓温墓、南朝陈武帝陈霸先墓等名人墓都被盗掘过，这是有记载的被盗掘的，没有记载的我们便不得而知了。
唐朝的皇陵集中于关中。十八陵除唐高宗的乾陵之外，其余的如高祖献陵、太宗昭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玄宗泰陵、肃宗建陵、代宗元陵、德宗崇陵、顺宗丰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敬宗庄陵、文宗章陵、武宗端陵、宣宗贞陵、懿宗简陵、僖宗靖陵等全部被五代后梁的静胜军节度使温韬盗发。
五代时期的帝王陵墓被人盗掘的也为数不少，后人有记载的就有晋王李克用墓、南汉王刘（yǎn）墓等。
宋朝，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国所掳，囚死于漠北，其余宋太祖永昌陵、宋太宗永熙陵、宋真宗永定陵、宋仁宗永昭陵、宋英宗永厚陵、宋神宗永裕陵、宋哲宗永泰陵七座皇陵都集中于河南巩县（现河南省巩义市）。巩县东依虎牢关，南屏嵩岳少室山、太室山，北靠九曲黄河，伊洛河横贯全境，“山水风脉”俱佳。但这并不能使皇陵摆脱厄运。北宋灭亡后，诸皇陵先是被伪齐皇帝刘豫派兵大肆盗掘。金朝末年，宋太祖赵匡胤的山陵又遭盗贼发掘，从中盗走玉带、宝器等物。金朝灭亡后，蒙古人的铁蹄又踏进了巩县宋陵，将陵园“尽犁为墟”，只留下几尊巨石雕刻。比之北宋，南宋六陵（宋高宗永思陵、宋孝宗永阜陵、宋光宗永崇陵、宋宁宗永茂陵、宋理宗永穆陵、宋度宗永绍陵）的情形更为悲惨。
盗墓贼的盗墓活动，对逝者来说，是极大的侮辱，对生者来说，是赤裸裸的挑衅，对于中国文明来说，是一场巨大的浩劫。在明清两代的王陵中，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盗掘与毁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