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他虽然也接触过一些环境工作，但完全出于偶然。对于整个中国，环境保护也是个全新的课题。
70年代初，曲格平是国务院十六人计划起草小组成员之一。某日，余秋里对他说：“曲格平，你搞过化工，你去查一查‘公害’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在一份关于食品污染的材料上批示：“关系到人民健康的大事，你们要查一查，査出来坚决制止。”
国务院接到卫生部报告：市场上出售的胖头鱼味道不对，群众呼声很高。周恩来马上指示追查。
大连湾污染严重，致使海带、海参、海贝大面积减产，七处养殖场已有六处不能用了。李先念指示：“不得了，这样下去没鱼吃了，要去看看。”
燕山脚下的东方红炼油厂存在着污染北京的威胁，周恩来指示，要调整产品建设方案。
日本已故著名政治家浅沼稻次郎的夫人和女儿、女婿来华访问，周恩来得知浅沼稻的女婿是富士电视台的公害记者，特地和他谈了一个通宵，并指示让党、政、军各部门的一、二把手都来听听这位记者对公害的介绍。
这些事情，都是由曲格平出面去办的。为什么点“将”点到他头上？大概原因就是余秋里说的那句话：“你搞过化工。”的确，曲格平在大学里学的是化工，又曾在长春感光材料研究所工作过。1958年，在前苏联专家帮助下筹建的当时中国最大的电影胶片厂——保定电影胶片厂，曲格平便是第一任厂长。就是因为这些吧，他认为是这个小小计划班子中在化工方面的内行，在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蹒跚学步时期，他首当其冲，成了第一位“专家”。
从斯德哥尔摩回来。这位“专家”开了眼界，并且立志在这个岗位上干一辈子，要成为真正的专家了。
正当其时，一件出乎意料的事降临到他的头上。“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为了拍摄“样板戏”，正在狠抓电影胶片的质量。国家计委有人力荐曲格平管这件事，认为像他这样的内行，一定会不辱使命！
消息传来，曲格平不但没有“受宠若惊”，反而毛骨悚然！他知道江青的为人，并曾亲眼看到江青在人民大会堂训斥胶片生产协作组组长：“你过来，站在我面前！好大的胆子，专门与老娘作对！”那个被训斥的部级老干部连大气也不敢出，吓得瑟瑟发抖。他还曾亲眼看到江青当众起草逮捕令，电影洗印厂的军代表当晚从大连被押送北京。
曲格平不愿意去伺候“第一夫人”。曲格平做官没有任何“背景”，他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事君如伴虎”，稍有不慎，将死无葬身之地！
他在寻找脱身之途。
当时，以周恩来为首的几位老革命家正在酝酿成立我国第一个环保领导机构。李先念说：“建议秋里、谷牧同志担任组长和副组长……要吸收科学工作者参加。”周恩来批示：“同意先念同志意见，办公室人数不要太多，要老中青三结合。”
余秋里在物色人选之际得知了曲格平的艰难处境。
“我想做环保工作。”他对余秋里说，“我接触了一段环保工作，感到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周总理一直很重视。”
“好，”余秋里一言为定，当即拍板，“就让你去做这件工作。要努力学习，要成为内行！”
不久，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宣告成立，曲格平出任办公室副主任。
刚刚起步的中国环保事业，曲格平在不惑之年选择了她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而她也在危急关头解救了曲格平。中国环保，曲格平的生死之交！
就在曲格平上任前后，他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组织翻译出版一套《国外公害丛书》，其中之一就是他从斯德哥尔摩带回来的《只有一个地球》。在当时，“崇洋媚外”、“里通外国”都是十恶不赦的恶名，又是极其容易被扣上的帽子，出版这样的书要冒极大的风险。这本书里的许多观点，在当时的中国都被看做是“反动”的。书中谴责人口的急剧增长，直接与“人多力量大，热气高”唱对台戏；书中透露美国、日本如何富裕，简直是在为资本主义唱赞歌；书中说这也是“污染”，那也是“公害”，如果这种观点在中国传播，岂不是要给社会主义抹黑吗？
然而，任凭乌云压顶，曲格平也决心要让真理的声音在中国传开。他捧着书稿四处呐喊，要唤醒沉睡的人们：睁开眼睛看看世界、看看我们的国土吧！我们不但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同时还要热爱人类共同的家园，毁掉了它，我们就失去了一切！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1974年的中国是什么政治气候，“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狂风吹起，周恩来的处境已经十分艰难。在那种时候，哪家出版社敢出这种书呢？
曲格平和他的同道们显示了智慧。斗争需要策略，在某些时候，为了取得胜利，退让和妥协也是必要的。他们狡黠地写了一篇言不由衷的序言，把《只有一个地球》称为“反面教材”，以求“蒙混过关”。
《只有一个地球》早在斯德哥尔摩会议召开之际就已经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了十多种版本，而在两年之后即1974年，它的中文版才得以出版。但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不是指我国的图书出版周期过长，而是说它的“出笼”之难！读者们在捧读这本“反面教材”时，可以感受到它的编译者为了促进中国的环保事业、为了造福于子孙后代的良苦用心！
七年之后，漫漫长夜已经过去，《只有一个地球》得以重版。曲格平悲喜交集，为之作序。他回顾了此书初版时的艰辛，宣布为它“平反”，摘掉“反面教材”的帽子。曙光临窗，春色满园，他感到无限欣慰，这篇序言便以《欣慰的纪念》为题。今天的曲格平微笑着解释说：“这个题目是从鲁迅那儿借来的。”而我听到这里却评然心动：这难道仅仅是为了行文的省事而“借用”吗？中国环保工作者也曾像鲁迅那样“惯于长夜过春时”，“吟罢低眉无写处”！
走自己的路，把中国的事办好
周恩来这一颗巨星陨落了，中国的政治局势急剧恶化，“四人帮”加紧了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革命干部的迫害。不幸中之万幸，曲格平当时被派往国外担任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不在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他惦念着风云变幻的祖国，“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哪里有心思去欣赏非洲那旖旎的热带风光？碧蓝的海水和细软的沙滩对这个酷爱游泳的人也失去了魅力。内罗毕是世界环境保护研究机构的中心，藏书丰富，人才济济。他此时惟一可做而且应该做的，就是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条件，钻研学问。“四人帮”刮起的妖风不会长久，而祖国永存，人民永存，为了炎黄子孙的千秋万代，他要做大学问！就在那段难得的时间，他深入地研究了西方发达国家环境污染和治理的历史。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西方发达国家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注意到“污染”问题。工业化对空气和江河的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而且还在酝酿着更大的危险。美国在1974年用于治理环境污染的总投资为216亿美元，本世纪七八十年代还要不断增加，这就是工业发展付出的代价。煤是工业最重要的燃料之一，它排放的二氧化硫、氧化氮、微粒、飘尘和黑烟，把蓝天涂脏了。据统计，在40年代初期，全世界由于工业发展和燃料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硫每年达7700万吨，其中三分之二是由燃煤造成的。而为了行动的便利和享受的需要，现代人已经成了半人半汽车的动物。在美国，70年代以来，绝大部分来自汽车和电力站的空气污染物，每年大约达二亿吨，人均一吨。现代农业大量使用的杀虫剂、除莠剂和化肥，污染了土壤，破坏了生物链，毒化了地下水。现代工业的全部废水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废水的排除，几乎全部都由河流承担，已经远远超出了河流的自净能力，生命之源——水，被严重污染了。人类逐渐地城市化，摩天大楼的林立，使人类变成囚禁在钢筋水泥和污染、噪声中的怪物，“都市综合征”在迅速蔓延……
曲格平得出了结论：工业发达国家是在吃够了苦头之后才觉醒的，他们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路。这是一条弯路。中国不应该走这条弯路。我们不具备工业化国家那样对治理环境髙技术、高投人的经济条件，等到污染了以后再治理，上哪儿去找这笔天文数字的钱？中国也不必走人家的老路。与其事后“亡羊补牢”，何不事先“未雨绸缪”？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
“控制工业污染，综合利用是一条重要途径，应大力推广。但是光靠这一条还不够，要走综合防治的路。还要靠加强企业环境管理；靠技术改造，尽可能把污染物消除在生产工艺中；靠工业的合理布局；靠适当的处理装置。”这就是曲格平的思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之路。
“四害”覆灭，拨乱反正，百业待兴。
1978年，“环境保护”的字样第一次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1982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成立，下设环境保护局，曲格平出任第一任局长。
1983年，第二届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国务院宣布：“环境保护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战略任务，是一项基本国策。”确立了环境保护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
1984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成立，曲格平任委员兼办公室主任，同时继续担任国家环保局局长。
中国环境，问题多，而且严重，但又拿不出很多钱来治理。怎么办？要靠管理，靠管理控制环境污染的发展，靠管理改善环境状况。中国的环保事业，已经走上了“以强化管理为中心”的道路——一条中国式的路，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托尔巴博士评价说：“中国把强化环境管理作为环境保护的中心环节，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在中国这条方针已经收到了极大的成效，最近几年环境保护事业的蓬勃发展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的经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在世界上树了一个榜样。”
1983年春天，广东顺德。
曲格平在去珠海途中经过这里。职业的习惯使他每一分钟都在不停地观察和思考，车窗外的景色深深地吸引了他。中国农村的乡镇企业正在飞速起步，这正是“未雨绸缪”的最佳时机，如果等到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污染都成了气候再回头治理污染，那就悔之晚矣！然而奇怪的是，顺德星罗棋布的乡镇企业并没有破坏这南国田园的格局和风韵，桑林青青，鱼塘清清，农民在改革开放以后富裕了，环境也更优美了。顺德人用的是什么法宝呢？
从珠海回来，曲格平留连于顺德，一个乡一个乡，一个镇一个镇地跑，挖出了顺德人的宝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