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豫：你会事先跟人家见面的？蔡康永：不会，我的制作人会去讲。我的制作人一般会说，如果不能谈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录这个影了。所以来宾如果愿意来，就表示他认同这个标准。我讲这个是指《真情指数》，我觉得他既然敢来，那么他一定是有原因的，也是准备好了要应付这个问题的答案了，所以比较好玩的事情恐怕是在他把他那个准备好的“标准答案”丢出来之后，你是要停止呢？还是要锲而不舍地继续钻下去？我自己问问题的方法有的时候是靠死缠烂打，比如要是我现在问一下，而来宾显得很为难，并讲了一个前不搭村、后不着店的答案想要把它避过去，我就会在心里面记下来他这个问题没有答，然后过了五分钟我就会再提出来问。有的时候因为他也觉得被你问了好几遍不好意思，借口也用光了，有的时候其实是因为被问昏头了就讲出来了。我在做《真情指数》的时候，是一直看着我的来宾的。我自己有问过朋友们，一个人若是一直被人家用眼睛直视着、盯着，大概四十五分钟之后就会头昏了，就开始精神涣散了，所以我就习惯一直盯着人家。
鲁豫：作为一个传媒人，你是一直特别保护自己生活的吗？蔡康永：你可以看到《康熙来了》是一个转变，《康熙来了》之前，大家比较把我当另类的人，比如《两代电力公司》和《真情指数》，在台湾都绝对不是收视率很高的节目，它只是很有话题而已。但那个时候的蔡康永就被媒体当成一个异类，似乎你就是文化圈的人，而你不小心到电视圈来做了两个节目而已，所以那时没有什么人会窥探你的生活，也对你的八卦没有兴趣。可是《康熙来了》之后，记者们完全不愿意把我再当成原来那个自由自在的人，似乎是“你已经踩到战场里来了，那你就得接受炮火”。他们就开始以同样的规矩对待我，我开始时候很不习惯，因为原来我真的爱干吗就干吗，我在节目里面做很多好玩儿的事情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妥。可是《康熙来了》之后，就会被检查得比较厉害，而且就会开始被跟拍。
鲁豫：开始挖你的故事？有狗仔队跟着你？蔡康永：都会有。
鲁豫：他们一般都怎么跟你？蔡康永：我不太能发现，我常常第二天看到报纸都没有料到那个时刻被拍到，真的。因为我生活很无聊所以也无所谓，拍到的都是无聊的画面，就没有那种醉倒在街头或者正在马路上上厕所这种事情。
在演艺圈炙手可热的蔡康永，他的性取向也一直受到大家的关注。而他第一次承认自己的性取向是在参加李敖主持的一个节目中。蔡康永的男朋友叫刘坤龙，现在在一所大学担任英文老师，在一次蔡康永的书展中，男友的照片公开发布在展览的海报上。为了避免被人认出，还用了曲家瑞这个名字，没想到还是被媒体的朋友发现了。这个男友的故事也同样被蔡康永写进了散文集《那些男孩教我的事》中。
鲁豫：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活得挺真实、挺透明的。我觉得在台湾那样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环境里面，能那样做是挺勇敢的。
蔡康永：如果要欺骗自己，不能面对自己的话我觉得会活得很累。所以不管是不是有名的人，我都觉得不想骗自己，结果不巧就变有名了。所以不是我故意要逞勇敢，我只是不想对自己说谎而已。
鲁豫：刚才我翻了一下《那些男孩教我的事》，觉得特别可爱。第一，里面画了很多很卡通的画；第二，我觉得写得很感动，把这些年认识的很多男性的朋友，用非常诗意的手法写下来，我觉得特别感动，也是非常干净的一本书。
蔡康永：对，我那时候写《那些男孩教我的事》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一生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一定是因为每一个年纪遇到的身边的人东一点、西一点地留下了一些东西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就一步一步变成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人。但如果要追索那个路线的话，会是一个很有趣的地图，把它一个点、一个点标识出来。那时候我就想要不要试试看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于是我回想过去觉得特别有代表性的人，每一个人编一个号码写出来了。
鲁豫：我觉得你真的是特别真诚，而且非常透明。我记得最初是有一次李敖采访你吧？李敖问到了，然后你就说了。
蔡康永：对对对，因为那次是陈文茜的节目，可陈文茜自己不在，没办法主持，而她又跟李敖很要好，所以她就找李敖代班当主持人。李敖说他怕一个人主持很无聊，要找一个他熟的人当来宾，就问我可不可以。我想人家这么赏脸，我当然去陪他一起度过那个代班的节目，这是应该的，所以我就去了。后来在中间进广告的时候，李敖就问我：“真的什么都可以问吗？”我说：“什么都可以问啊！”然后广告一回来他就问：“你是不是喜欢男生？”我就说：“对啊！”就是这样。我说：“你要介绍人给我认识吗？”我当时回答是因为觉得这有什么，我自己心里面想这事情肯定有一天有人问的，我就是在等谁问，因为谁问我都会答。我一直在想千万不要落在一些很不上道的烂记者问，因为即便是烂记者问我也得答，可那就栽在讨厌鬼的手里了。
鲁豫：可是当时讲，一点都不觉得会怎么样吗？蔡康永：因为他当时是很自然地问出来的，而且因为我一直都不隐藏这件事。我从开始上电视就从来没有假装过自己有女朋友，或者说曾经跟谁闹过绯闻，我不做这些事情的，所以记者从来没有认为我想要隐藏这个事，只不过是在电视上面这么公开一问一答，明确地盖棺定论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可我哪里晓得第二天报纸跟电视会把它当成那么大的事情来报道。
鲁豫：那之后会有压力吗？蔡康永：如果是去干扰你另一半的生活，那会有压力。可是我自己这边是没有的，我很多时候是不在乎很多事情，有的时候自己没问题，但家人会比较麻烦，所以我的家人都比我担心，他们都会打电话或者传短信来说：“没关系！我们支持你！”我收到短信会觉得很奇怪，大家又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有什么好讲的。
鲁豫：你的父母一直都知道吗？蔡康永：没有，这其实恰恰是一个刚好的处境，就是父母亲都不在了，所以就不会干扰到父母亲。
鲁豫：对，因为毕竟上一辈的人可能还难以接受。蔡康永：可是你知道老上海人有时候心机也很重的，就是他知道但他也不会拆穿你。
鲁豫：他未必不知道？蔡康永：我们总觉得爸爸妈妈可能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但我想他们是知道的，只是懒得谈这件事而已，所以也不会逼我去结婚或者是交女朋友。他们觉得如果把你当宠物的话，管你呢？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鲁豫：对，我觉得要能够活得特别真实、没有什么事情要掩盖，这是件特别轻松、幸福的事情，这是受祝福的事。
蔡康永：我只能讲我运气好，后来有一些类似的同志人权团体，他们会希望我呼吁一下，如果你喜欢的是同性别的人，你们都能够站出来，不要接受社会的歧视。可是我觉得很多人躲藏起来是因为他们有不得已的压力，我说我只是运气好，能诚实地面对我自己，但这并不代表我有权利去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你叫一个在高中念书的学生站出来，那他同班同学给他施加压力的时候，你要去救他吗？我当然希望社会不要歧视跟你的选择不同的人，可是我不觉得因为我自己诚实了，我就可以要求别人都要诚实。
鲁豫：他们说最佳的状态就是，有一天人们看待同性恋、异性恋就跟看待使用右手的人和使用左手的人一样。
蔡康永：对，这是最好的状态。
鲁豫：吃苹果的人跟吃草莓的人只是选择不同而已。蔡康永：我不知道内地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鲁豫：也是越来越包容，但是在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至少大家开始包容，也逐渐接受，但是不会主动去谈这件事。
蔡康永：我了解，台湾也蛮像这样子。
鲁豫：是不会用那种特别好奇或者特别不健康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我觉得比起以前已经变得挺好的了。
蔡康永：华人社会这方面本来就比较保守一点，可是我都觉得华人社会有时候不是同性恋或异性恋的事情，而是家人过分关心。我身边有很多女性的朋友，她们真的很不喜欢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家族里的婶婶、阿姨来问：“你几岁要结婚？你怎么还不交男朋友？”等她们一结婚后就会问：“什么时候生小孩啊？”
鲁豫：中国人好像觉得跟别人做这种建议是很自然的。蔡康永：可是我认为这是很骚扰别人的事。如果说有些人每一年中秋节聚会都得负责回答一次我为什么还不交男朋友或者为什么还不生小孩，那她迟早烦死了。之后她可能就会不想跟这些家人聚会了，因为很烦。叔叔阿姨不能因为自己结婚、有小孩就逼着晚辈都要结婚、有小孩，我觉得有时候可以尊重别人的选择。
鲁豫：那我能“烦”你一次吗？你将来会领养孩子吗？蔡康永：我自己觉得责任感很重要，我的个性不是那么适合养孩子。第一个，我不是那么有耐心的人；第二个，我对教育非常在乎。我知道内地有很有名的人把小孩拎离了学校，自己开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课程，全部都自己教。
鲁豫：有，现在内地开始流行不让小孩上学，在家里面以私塾的形式去教他。
蔡康永：我猜我如果有小孩也会这样搞，可是我就会觉得我干吗花那么多时间在一个小鬼身上，不甘心啊！所以目前还没到那个时候，也怕担不起这个责任。万一那个死小孩又不听我的管教呢？
蔡康永这个人有点怪，接触的也大都是有点怪的人。他的世界如春天的樱花树，飘满了粉色温暖的情分。然而若仅限于此也就至多只能称其为热闹了，可他却未被乱花迷眼，于千万人之中，找到了等待王子驯养的那只狐狸，并按照狐狸所说“建立长久稳定的关系”。这样的人生，堪称精彩。
《那些男孩教我的事》（蔡康永著）：“是啊，你们都教过我了，现在我变成这样。我应该谢谢你们吗？还是应该苦笑？人生就是这样吧--男生啊，男生啊，男生啊，男生啊，男生啊，自己；或者，女生啊，女生啊，女生啊，女生啊，自己。给你们编上编号，免得你们的脸渐渐模糊了。这样做，到底是打算要一直记得你们，还是准备要开始一个一个把你们忘记呢？我也不确定。也许还会有男生来教我也说不定。”
与台湾著名女艺人徐熙娣（小S）共同主持综艺访谈节目《康熙来了》是蔡康永最为成功的节目，其幽默、搞笑、无厘头的风格受到年轻观众的喜爱。蔡康永也曾出版过多本散文著作，包括《痛快日记》、《LA流浪记》、《那些男孩教我的事》、《蔡康永的说话之道》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