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艰难时刻，要始终如一地坚持理想和信念毫不动摇，迎着狂风恶浪坚持战斗，并不是容易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这种可贵的大无畏品格。有如毛泽东在十多年后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面对着反动派要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只剩下唯一的选择：高举起革命的大旗，进行武装抵抗。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在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宣布起义。起义胜利后，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命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
叶挺（1896—1946），中国共产党党员，新四军的领导人，杰出的军事家。原名叶洵，字希夷，祖籍广东省兴宁市合水镇，1896年9月10日生于广东省惠阳县周田村，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初在粤军中任支队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1年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时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1924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由信仰三民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1925年回国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粤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独立团团长；随第四军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参加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获“北伐名将”之美誉，第四军亦有“铁军”之称。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部队大规模扩编，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南昌起义爆发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所属三个师中，一个师（蔡廷锴）率部叛变，亲率一个师在汤坑被薛岳打垮，另一个师自师长以下全部团以上军官离队出走，只剩滇军老将朱德率800人坚持了下来，后来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火种。
当时，全党迫切需要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南昌起义后第六天，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便是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南昌起义之前，中国共产党组织原计划还有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师生，也准备参加起义。这个学校组建于1926年年底。当时，第一次国共合作还没有破裂，革命势力在学校占优势，邓演达是代理校长，恽代英曾任政治部教官，陈毅任该校中共地下党委书记。
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广东惠阳县永湖乡（今惠城区三栋镇）人。1909年入广东陆军小学，曾参加辛亥革命。后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学习军事科学，还致力于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的研究。1920年孙中山命邓铿创建粤军第一师，邓演达被任命为该师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从此他成为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他奉命联络第一师的其他各部，东下讨陈，并自任前锋，重新占领广州。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邓演达拥护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在所部第三团首先接受新的政治训练，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先后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教育长等职。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作为反共借口，邓演达挺身斥蒋失去革命立场，劝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遂遭蒋排斥，被调离黄埔军校。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北伐途中，除领导政治工作外还兼军事指挥。攻克武昌后，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驻南昌后，又兼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
1927年2月，邓演达同徐谦、吴玉章、黄琪翔等5人在武汉组成行动委员会，与搞分裂活动的蒋介石进行斗争。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长，并再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在他的建议下，中央成立了土地问题委员会；他与毛泽东一起在武昌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时，邓演达已成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通缉邓演达。4月17日，邓演达和宋庆龄、毛泽东等联合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4月23日，邓演达主持了在武汉举行的30多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谴责蒋介石政变、残杀工农群众的罪恶活动。当汪精卫准备叛变时，邓演达多次与汪斗争。当他感到大革命的失败已无可挽回、自己必须和汪划清界线时，于6月30日写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的告别书，严厉谴责汪精卫的反革命叛变行径，随即辞职去苏联。11月1日，他在莫斯科与宋庆龄、陈友仁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明确阐述了三民主义的意义，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作斗争。以后，赴欧、亚十几个国家游历考察，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8月9日召集各地代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政治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出了中央干事会，他被推选为总干事。组党后，他一面策划军事倒蒋，一面主编《革命行动》半月刊，撰文揭露和抨击蒋介石集团以及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英租界愚园坊20号给干训班学员讲课，因叛徒出卖，被蒋介石逮捕，旋即解往南京。同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秘密杀害在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时年36岁。
恽代英（1895—1931），原籍江苏省武进县，生于武昌。武昌中华大学文学系毕业。“五四运动”时，他就深入湖北黄冈农村，宣传发动农民，还是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15年参加新文化运动，在《东方杂志》、《新青年》上撰文，提倡科学与民主，批判封建文化。1919—1921年，他在湖北创办“利群书社”和“共存社”，团结进步青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即加入共产党。1923年被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任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主编。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他和毛泽东、邓中夏、向警予等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编辑《新建设》月刊，宣传我党原则立场，批驳国民党右派的种种谬论。
1925年参与领导“五卅”运动。1926年5月被党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和中共党团干事。“中山舰事件”后，为加强黄埔军校的领导工作，党派恽代英到黄埔军校任主任政治总教官。在蒋介石加紧反革命活动的情况下，他就军队的建设、政治工作等写出了重要的论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27年1月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任政治总教官。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7月恽代英奉中央之命赴九江，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和发动南昌起义。1928年底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组织部秘书长等职，曾主编中央机关刊物《红旗》。1929年6月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1930年5月6日，恽代英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关押在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化名为王作林。后来被叛变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指认，暴露了身份，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36岁。
学校是为继续北伐培养军政干部的一个基地，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武汉政府的一个重要支柱。全校有男女学生4000余人，革命气氛很浓。
但是，后来汪精卫日益反共，国民党反动派便把武汉军校的革命师生称作“赤子赤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对此，军校的中共组织采取了应急措施。党的领导人恽代英迅速离开学校。一些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也先后撤走，党的活动则由公开转入秘密。当时在第四军工作的叶剑英时刻注视着武汉军校动向，关心着它的前途和命运。
厄运终于降临了。就在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那一天，国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突然命令军校进行洪山野外演习。同时密令其嫡系军长何键、李品仙、刘兴等率队，将军校师生团团包围在洪山之上，企图一举歼灭之。战事一触即发，情况十分危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