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陈词滥调，遭到广州工人群众的怒骂和讥讽。叶剑英为了麻痹敌人，掩护自己，陪同张发奎、黄琪翔等举行所谓“迎汪”大会。通过与汪、张的多次接触，进一步摸清了汪精卫的真实意图和汪、张之间的微妙关系。当时，汪精卫正与张发奎密谋，要将李济深调开，并乘机解除其部队的武装。叶剑英认为，两霸相争，必有一败，张、李矛盾，大可利用。于是等张发奎找他商量倒李之策时，他完全支持张的主张。不久，汪精卫以解决党内纠纷、出席国民党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全体会议为名，于11月16日骗李乘军舰同赴香港并转道去上海。随后，黄琪翔即以“护党”名义发动了倒李的事变。一场争夺广东政权的军阀战争终于开场。“事变”前夕，黄琪翔与叶剑英商量，决定以第四军教导团为主力，进行逐桂之战。17日凌晨，叶剑英向教导团下达了战斗命令。全团官兵按照预定部署，一举攻克了黄绍竑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接着占领黄埔军校、虎门要塞等地，夺取了兵工厂，捣毁了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清党”委员会等据点。桂系部队节节败退，很快被逐出广州。黄绍竑早已预感到这场角逐的败局，非常痛恨背后出谋划策的叶剑英，曾两次派人暗杀他，均未得逞。这次“政变”本来要捉获黄绍竑，因他化装出走，没有找到。后来，他从香港逃到广西去了。
在这场驱逐桂系军阀的战斗中，教导团不但为“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死难的烈士们报了仇、雪了恨，增强了战斗意志和信心，还攻占了迫击炮制造厂，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进一步武装了自己，并秘密地装备了部分工人赤卫队。从而分化和削弱了反革命力量，为起义积蓄了力量，锻炼了队伍。张发奎、黄琪翔通过这场被南京政府称为“急煞人的广东事变”，夺得广州政权后，马上在东校场召开所谓“护党”祝捷大会。张、黄首先得意地发表演说，但未引起多大反响。随后，叶剑英登台发表支持工人革命斗争的讲话，受到了与会群众的热烈拥护。会场上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高举红旗，高呼“打倒新军阀！”“士兵弟兄们站到工人方面来！”等口号。他们还当场散发革命传单。教导团和一些同情革命的士兵被深深感染，公开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护党”祝捷大会上显示出来的工人和士兵的革命情绪，使张发奎大为惊恐。他进一步撕下“左”的假面具，采取了加紧镇压工人运动的步骤。同时，他对教导团越来越不放心。为了控制教导团，他将自己的表弟朱勉芳派往团里当参谋长，又安插一批亲信到教导团，严密监视革命师生的活动。但是，由于教导团的中共组织基础雄厚，叶剑英的影响较深，实际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老团长”的手里。
就在张发奎把注意力转向对付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时候，他们的对手李济深、黄绍竑却在暗中调兵遣将，组成东西两路军，准备打回广州。其东路军指挥为陈铭枢，辖第十一军约两个师的兵力，从汕头向惠州方向进击。西路军指挥为黄绍竑，辖桂军第十五军、徐景唐的第十二师等约4个师的兵力，集结于广西梧州等地，企图配合东路军夹击广州。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张发奎赶紧召集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会上，有的主张全面出击，有的主张先打东路之敌，有的主张先打西路之敌。各种意见，争执不下。叶剑英在发言中，首先分析了东西两路的敌情：东路陈铭枢由福州进入潮汕，实力较强，比较难打；而西路黄绍竑从广州败退广西，刚刚纠集起残兵败将，队伍虽多，多属杂牌，且立足未稳，比较好打。因此，他主张捏紧拳头，集中兵力打击广西一路来敌，先拿黄绍竑开刀。张发奎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见时机成熟，使出“调虎离山”之计，以参谋长的身份建议速战速决，说：“要打梧州，一定要全力以赴！”张发奎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将广州防务交由叶剑英负责。黄琪翔根据叶剑英提出的作战方案，率第四军主力缪培南第十二师、许志锐第二十六师开赴肇庆、梧州一带，进击黄绍竑；派政变后新编的教导第二师黄镇球部增防西江；派薛岳师和李福林军的两个团去江门、四邑，以钳制态势向徐景唐的十三师逼进。其余部队也大都调至广州外围防守。这样，广州城内只剩下教导团和警卫团一个营及其他少数部队。广州一时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这就给革命武装起义造成了极好的时机。
为了不失时机地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党加快了起义的步伐。
10月至11月上旬，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在广州起义的问题。正在香港养病的周恩来抱病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中肯意见。11月17日，就在张发奎、黄琪翔发动政变，赶走李济深、黄绍竑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及时作出《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中共广东省委在城市和农村中发动和扩大武装起义，夺取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起义急需加强武装力量。为此，黄锦辉特意交代叶剑英想方设法扩充和组建第四军警卫团。
当时，新编的警卫团，共有两个营：第一营由第四军军部特务营改编，第二营由原李济深第八路军特务营改编。军官成分复杂，只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叶剑英受命后，即去面见张发奎，向他提出广州城防空虚，亟待扩编警卫团。这时，张发奎正为工人闹事，驻守广州兵力薄弱，无力维持秩序而伤脑筋，于是听从了叶剑英的建议。叶剑英顺势推荐了中共地下党员梁秉枢担任警卫团团长。团长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事，张发奎交给叶剑英全权办理。叶剑英想方设法安排了张诗教、陶剑寒（即陶铸）、蔡申熙等一批共产党员担任警卫团内的主要领导职务，并将300多名曾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成第三营，由共产党员施恕之任营长。各连的排长和班长也大部由教导团调来的进步学员担任。叶剑英将警卫团的组建情况及时报告中共广东省委军委，得到了批准。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在广州起义前，拟订了初步的起义行动计划。他不仅秘密地准备了教导团、警卫团两支武装力量，还与其他国民党军中有革命倾向的老熟人李明和李洁之等保持联系，以便到时让他们策应起义。当时，驻扎在石龙的七十五团团长李明是叶剑英信得过的老部下，对共产党有好感。起义前几天，叶剑英要他在广州的堂弟李新俊（少校军官）特意到石龙告诉李明作应急的战斗准备，并约定了行动方向及联络暗号。
叶剑英的机智果敢和周密策划，使敌人无法预料，连连中计。
当时国民党广东省政府要员陈公博后来知道实情，叫苦不迭地说：“军队有了异动分子已经很可虑，而高级将领就是共产党，尤其无法可以预防。……原来我们的参谋长兼教导团长就是共产党，警卫团的团长梁先生也是共产党！”但是，这个汪精卫在广州的代理人知道的并不完全，当时中国共产党除了掌握这两个团之外，还组织了3000余人的工人赤卫队和其他武装力量。
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张发奎使出了反革命两手：一方面指使公安局长朱晖日加紧镇压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多次表示要与共产党谈判，协商所谓“共同保卫广州，不让桂系卷土重来”的问题。当时，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南方指导武装斗争的诺伊曼（德国人），对张发奎的本质认识不清，认为张发奎与李济深的矛盾是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冲突，发动广州起义，就会帮助地主阶级，主张与张、黄举行谈判。党内也有人同意他的观点，遭到叶剑英、周文雍等主张起义的同志的坚决反对。11月20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从上海来到省委所在地香港，否定了与张发奎谈判的意见，并向中央作了报告，指出这是“对张发奎尚存幻想”。
张太雷，1898年6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市），原名曾让，字泰来，学名张复，自号长铗，投身革命后又名椿年、春木，后改名太雷，寓意震醒痴顽，打击强暴之意。自小家境贫寒，8岁丧父，靠母亲帮佣的微薄收入为生。早年就读于常州府中学堂，后毕业于北洋大学（现在的天津大学）法科。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0年即参加了李大钊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党组织，后参加过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和八七会议。他是四届候补中央委员、五届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担任过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等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
张太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人。1922年5月5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张太雷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张太雷等人起草的团纲、团章和其他一些决议案，张太雷在会上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太雷当选为总书记。
张太雷是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使者，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派往青年共产国际的使者之一。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讲坛上，他代表中国共产党首次庄严致词。他提交大会的书面报告是研究中共早期历史的珍贵文献，他是少数见过列宁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他担任过维经斯基、马林、达林、鲍罗廷等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和秘书，并以他充沛的精力、渊博的知识赢得了各国共产党人对他的尊重，显示了杰出的政治、外交才能，被誉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张太雷对影响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国共合作有着特殊贡献。他参与过中共领袖、共产国际代表、苏俄使者同孙中山等国民党要人的多次重要会谈。他作为孙中山指派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出色地完成赴苏考察任务。他对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多有建树。
张太雷还是党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宣传家。他在《前锋》、《向导》、《人民周刊》、《中国青年》等刊物上留下的百余篇论著，至今仍熠熠生辉。李大钊先生称赞他“学贯中西，才华出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