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届四中全会后“左”倾教条主义
在党内的统治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连续几次犯了“左”倾错误。代表人物先是瞿秋白，接着是李立三，然后是王明。其中，王明的错误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大。全国抗战前，先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使党和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陷于灭顶之灾，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全国抗战开始后又出现了王明右倾错误，给党的抗战指导带来了混乱。直到延安整风，王明的错误影响才得到彻底清算，但王明本人却至死不承认自己犯过错误。
历史是由后来者书写的，对王明等人的评价也是后来者的事情。当年王明上台，谁也认识不到王明、博古会犯错误，“左”倾冒险主义也好，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也好，都只是他们犯了错误之后，被戴上的帽子。
在当前正本的中共党史书中已经将其称之为“左”倾教条主义，本书就采用这一最新的称号。
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时间最长、破坏最严重的王明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金寨县人。出身贫民。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最主要积极分子。1929年王明回国，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后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红旗》报编辑。积极贯彻共产国际路线，写过《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在新形势下的“左”倾政治纲领。1930年底，王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次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派特派员和中央代表到各苏区进行反右倾斗争，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6月，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9月，王明去苏联之前，组织临时中央，指令他的亲信博古代理总书记。10月，王明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主管亚洲、拉美各国共产党事务。
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认识不足，又迷信共产国际一贯正确，导致打着共产国际旗号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因为米夫和王明是师生关系，米夫非常赏识王明，认为他会丝毫不打折扣地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主张下，王明进入党中央核心领导层。
其实，王明直接负总责的中央行使“左”倾错误一共才持续了10个月，而博古则从1931年10月王明到莫斯科后，到1935年1月一直主导着中央，“左”倾错误主要是博古等在苏区直接贯彻。
博古，原名秦邦宪（“博古”为俄语“上帝”的音译）。江苏无锡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干事。1926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博古与王明、张闻天等人是苏联留学期间的同学，都属于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成员。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深受王明路线影响。1930年5月回国后，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工作过，任《劳动报》、《工人小报》编辑。1931年1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4月，改任青年团中央书记。1933年初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5月，增补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既然是博古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那么，为什么不叫博古教条主义反而被称为王明教条主义呢？一种说法是博古贯彻的是王明已经制定的“左”倾错误政策；另一种说法是因为王明后来在抗战期间到延安后，曾想跟毛泽东争当党的领袖，在整风运动中基本不承认错误，但是博古认错态度良好，所以帽子就被戴到了王明的头上，看来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要错误表现在：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其他阶层都归入反动营垒，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存在“第三派”“中间营垒”，他们排斥打击中间势力；认为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坚持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贬低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坚持城市中心论，组织城市工人罢工，主张红军攻取中心城市，在湘鄂赣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土地革命中，打击富农，让富农分坏田；组织上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进而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采取宗派主义，打击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中共中央派遣许多代表到各根据地贯彻王明的“左”倾路线，使根据地遭到了巨大损失。
博古是怎么上台的呢？1931年4月，由于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打入国民党的钱壮飞截获了顾顺章叛变的情报，时为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与陈云等采取了紧急措施对中央机关作了撤退安排，但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没有按照撤退部 署进行撤退，6月被捕并叛变。虽然中共中央避免了全军覆没，但这也使党中央遭到了部分破坏。顾顺章、向忠发的被捕改变了中共的命运。由于形势严峻，中央机关不得不撤离上海。10月，王明随米夫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由于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由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任常委，博古负总责，并得到共产国际批准。这样，博古就开始了在党内长达3年多的统治。
“左”倾教条主义对毛泽东所在的中央苏区的统治，也是通过安排大量的持“左”倾路线的干部实现的。本书将主要介绍中央苏区“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形成。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先后派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有以下几批人：1931年3月初，中共中央派遣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代表团进入苏区，其中，王稼祥是促使遵义会议召开的三人团成员之一，负责人是任弼时，4月上旬到达苏区。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下旬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早在1930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项英、任弼时、朱德等成员组成。周恩来任书记，统一领导各苏区的工作。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布正式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由于周恩来还在上海，所以由项英（1930年1月底，项英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1月15日，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代理书记和主席）任代理书记（后来因为“AB团”问题，认为项英右倾，再加上项英在军事上较弱，改由毛泽东代理）。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并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撤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项英当时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缺乏军事指挥经验，所以，在当时的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起主要作用。
（二）临时中央和毛泽东在观念上的对立
中央派到苏区的这些人，对苏区的情况并不了解。有刚从苏联归来不久的，有以前主要从事城市工作的，他们到苏区老老实实遵从临时中央的指示，执行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即使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方针脱离实际，他们也不会很快变通。
但是，临时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这些人，大多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或者中央委员，在党内地位高，是钦差大臣式的人物，大部分喝过洋墨水。他们来到苏区，往往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在中央苏区给人一种威慑力。常年在苏区的党政干部大部分感觉自己是土包子，简单地认为中央派来的人水平高，不自觉地从心理上觉着要听从中央来的人的命令，从而为这些人在中央苏区推行错误方针创造了一种无形的畅通渠道。
而中央苏区的一把手毛泽东还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之后，很多年在党内都没有发言权；也没有海外学习，尤其是共产国际中心苏联的学习经历，完全是自学成才的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毛泽东好学且善于自学，对中国国情理解甚深，坚持根据地斗争多年，坚持从实际出发，不盲从，是一个经常犯上，经常提不同意见的人。这也就必然与唯共产国际是从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发生冲突。但是，临时中央来了以后，在中央苏区形成的这种对中央的顶礼膜拜，使毛泽东在最初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真理虽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可惜是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只靠毛泽东少数人之力是很难扭转局面的。那自然只有挨打受批的份了。
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首先是因为毛泽东积极主动的斗争。性格决定成败。毛泽东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而是一个积极生活的人。他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他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为了革命命运，为了自己命运，而不懈奋争的人。他的理念就是，只要是正确的，就算与中央翻脸也要去奋争。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机智灵活，随时根据形势改变战略决策以取得胜利。如领导秋收起义时攻打长沙，井冈山斗争中南下赣南等，他都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不同意见，从而减少了损失。正是由于他的正确决策，使朱毛红军逐渐壮大成为全国红军中力量最强的一支。临时中央的骨干来到中央苏区之前，毛泽东已经是名扬天下的红军领导人了。而临时中央奉行的是共产国际路线，其中许多决策都脱离实际，这就必然与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权威的毛泽东发生冲突。毛泽东虽然是中央苏区的领导人，但是在党内的地位并不高，六届四中全会上只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因此，他只得在大多数人对临时中央的代表崇拜敬畏的情况下慢慢抗争。面对来中央苏区的教条主义者王明，毛泽东开始了艰苦的斗争，这场斗争长达4年，如果算到六届六中全会，则长达7年。试想，如果毛泽东在被打倒之后一蹶不振，不再为党为红军谋发展、谋出路，不再关心红军和党中央的死活，红军和党中央不改道，也就不可能到达遵义，不可能召开遵义会议。所以，遵义会议能够成功召开自然首先是由于毛泽东与“左”倾错误的抗争。他的抗争经历了一个过程，先是孤军奋战，尔后他认识到集体力量高于一切。于是他主动一个一个地去说服，先是王稼祥，尔后是张闻天、周恩来等等。坚持真理、勇于奋争是毛泽东成功的重要品质。那么，在“左”倾教条主义控制中央和中央苏区后，毛泽东经历了怎样的打击，怎样跌至人生谷底，又是怎样奋发，走向遵义会议的成功的呢？
（三）赣南会议前后毛泽东首次受到打击
当然，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备受打击，也有其自身因素，他的性格为人也并非无懈可击。此前，毛泽东也曾经在富田事变中，犯过“左”倾错误。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肃“AB团”，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回忆，仅在其四军就打AB团一千三四百人，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引述一位红四军老资历干部何笃才的话，即批评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见，毛泽东过于自信、对人严苛的性格弱点。
导致毛泽东下台的会议主要有两次——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
1931年11月，中央根据地在瑞金召开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会议，亦称为赣南会议。这次会议根据8月30日中央来信《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关于中央苏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中心任务》中指出，中央苏区现在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批评在巩固根据地和红军问题上，没有广泛依靠群众。解决土地农民问题上，没有贯彻消灭地主和抑制富农政策。党与政权的关系和群众在政权中的作用上，党又包办一切，这使群众对政权的认识模糊而不相信政权是自己的。在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上，在党内和群众中缺乏思想斗争和教育工作。要求贯彻巩固根据地、扩红、实行彻底的土地政策，实行苏维埃政纲、加强党的建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