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李德则骂毛泽东和彭德怀串通好了，向中央和共产国际发难，说毛泽东不在其位不要谋其政，不要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还说长征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后，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使红军逐渐分裂。这也可看出，毛泽东为了红军和中央的前途，为了让大家了解他的正确意见，苦口婆心地去劝说解释。
在湘江战役后，毛泽东目睹错误军事指挥导致红军的巨大损失，红军人员减少，处处被动挨打。又获悉蒋介石在前进道路上布下口袋等着红军，继续向北就会投入敌人罗网，导致全军覆没。于是毛泽东继续在行军途中，今天找这个谈谈，明天和那个聊聊，不断和大家商讨当时的军事路线和进军的方向问题，从而逐渐形成了改道贵州的意见。
而当时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的回忆是：由于王明路线的执行者给毛泽东加上的种种罪名，一直到长征时都没有勾销，在离开中央苏区前，任何人都不同毛泽东说话，他也不去找任何人。在长征初期，人们仍然不同他说话，而他却打破沉默，主动去找同志们谈话。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抓紧时间，同政治局、中央军委的同志一个个谈话，反复阐述他的意见：敌人实行堡垒政策，我们不能同他们硬拼，要机动灵活地打运动战，消灭敌人。
毛泽东第一个做的是王稼祥的工作，第二个是张闻天，毛泽东也经常去找周恩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看法一向与其他人不同。毛泽东对贺子珍说，周恩来实际上是个执行者，真正的决策人一个是李德，一个是博古。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向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毛泽东也找军委、中央委员的同志谈，其中有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这些同志原来对毛泽东比较了解，也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和他们谈是为了加深理解。
（三）遵义会议的最关键人物周恩来与博古、李德的联合与斗争毛泽东对贺子珍说遵义会议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因此周恩来的转变是遵义会议成败的关键。
但周恩来最初在中央苏区对打着共产国际旗号的“左”倾认识不足，他与博古等是既斗争又联合。周恩来是一个绝顶聪明之人，能文能武，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为人和善，善于团结人。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周恩来都有很多朋友，适合搞统战工作。周恩来纪律性强，做过情报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情报人员很多都是周恩来安排的，有的隐蔽斗争几十年。解放战争时期许多的大战都离不开周恩来安排的中共情报人员的配合，这都是周恩来的功劳。但周恩来不争权，在遵义会议上，无论人缘还是资历，实际上最有权力和条件代替博古的是周恩来。但周恩来最终支持张闻天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支持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没落地主家庭，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6年前后，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并投身革命事业。为了强身健体，他拜名扬京津的拳师韩慕侠为师，学拳练武。
1917年周恩来留学日本，两年后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1920年至1924年周恩来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1924年8月周恩来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 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1925年2月、10月，周恩来参与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过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周恩来在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1929年，周恩来代表中央发出九月来信，支持毛泽东，促成了古田会议的召开，为建军原则的制定作出了贡献。周恩来还没到中央苏区的1931年11月25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周恩来等15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委员。中共的领导人，无非是来自那么几种经历：留法、留俄、黄埔、土生土长的，周恩来既是留法勤工俭学，又是黄埔，又在朱毛之争支持过毛泽东。尽管周恩来犯过错误，但是自从八七会议以来，周恩来一直被选进中央领导核心，就是因为方方面面的人都支持他。周恩来相对来说，与留俄派关系远了点。因此，周恩来与博古一伙是若即若离的，常年在国内指导工作的周恩来自然也与教条主义者博古一伙存在一些分歧。
早在1930年9月就酝酿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六届三中全会后最终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等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统一领导各苏区的工作。周恩来、项英没到，由毛泽东代理。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下旬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按照既定安排，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1932年1月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局会议，通过了“肃反”工作决议，批评了扩大化、简单化错误，中央局要进行自我批评，承认错误，实则是对毛泽东和项英各打五十大板，平衡了事。
但是，此时周恩来的思想与“左”倾教条主义有着一致的方面，这可从2月9日发表的《帝国主义大战的危机与党的目前紧急任务》一文看出。比如提出：迅速地巩固地向外发展，开展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配合全国的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争取一省几省革命的首先胜利。
1932年1月，在瑞金，周恩来主持中央局会议，着重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周恩来在到瑞金时曾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赞同毛泽东的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的主张，也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但是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周恩来只得派彭德怀任总指挥去打赣州，结果一败涂地。
毛泽东也是积极支持周恩来的，2月20日还曾针对国民党伪造的周恩来等脱党启事发布告，指责这是国民党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周恩来还是积极听取毛泽东军事建议的。3月27日和28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领东路军攻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这对毛泽东是—个很大的支持。毛泽东策划，经中革军委同意批准，攻取了龙岩、漳州，取得了胜利。但5月收到临时中央批评他反对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不力时，周恩来表示接受这样的批评。开展“反右”，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这说明周恩来思想处于矛盾时期，对当前的形势认识还是不清。5月20日，临时中央虽然肯定周恩来接受了指示，但是仍然批评他成绩不够。因为上级命令不好违背，为了表明自己贯彻中央的指示，周恩来30日在中央局机关刊物《实话》上发表了《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坚决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提出反对“左”倾盲动，尤其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然而，7月21日，临时中央又发出指示信批评苏区中央局对进攻策略贯彻不力责令要彻底转变。可见临时中央仍不满意，也说明周恩来对于临时中央的一些错误的指示，也并不是照搬贯彻。这也可能因为周恩来重用毛泽东，引起临时中央的不满。
但是，周恩来非常认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注意提供机会给毛泽东以便发挥其长处。
7月21日，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赶到前线。后方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鉴于中央局提议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取消政府主席一职，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但中央局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29日周恩来再次写信向中央局进一步陈述：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信中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8月上旬，毛泽东在兴国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主张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决定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会后，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任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是苏区中央局并没停止对前方的军事指挥的干涉。
当前线没有听从中央局的错误干涉后，中央局便决定在前线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10月3日至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宁都会议。周恩来承认前方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有等待倾向，但指出后方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认为毛泽东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最后会议表决采纳了第一种方案。会后，中央局有人对周恩来不满，埋怨周不给毛泽东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替他解释掩护。说周在斗争上是调和，模糊了已经展开的斗争路线。周恩来给中央信中也承认对毛泽东采取了温和态度，对毛泽东的组织观念批评得不够，也指出有人对毛泽东批评过分，但不承认自己的调和和模糊斗争路线。临时中央复电说：“泽东同志在会议上已承认自己的错误，必须帮助泽东迅速彻底地改正自己的观点与吸引他参加积极的工作”，称周恩来正确，责备他不对，要团结抗敌。
宁都会议期间，临时中央常委会在10月6日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批评道：“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洛甫也提出：“毛泽东可以调回后方从事苏维埃工作。”苏区中央局接到临时中央这个指示电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回后方。周恩来还是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送作战计划给中央局时，也指出“如有便，请送给毛主席一阅”。当然，毛泽东个性很强，他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就坚决拒绝周恩来提出的前一方案。留在宁都的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10月26日，临时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3年1月底，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从上海抵达中央苏区，中共临时中央开始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由临时中央直接指挥，将军事权主导权逐步控制在自己手里。1月底至2月初，周恩来曾就攻打南丰与中央苏区发生争论，遭到临时中央的批评。2月7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局提出，中央局和中央须给前方活动以决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要求中央派代表以便当面陈述。周恩来继续参与了一些“左”倾活动，2月12日，周恩来根据临时中央的安排，作了反“罗明路线”的报告。但周恩来也时时不忘毛泽东，1月致电洛甫劝毛泽东回瑞金，4月下旬，询问博古，毛泽东是否已回瑞金。博古说已回，在政府工作。毛泽东在5月份对中央的批评进行申述。但是临时中央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前方迁至瑞金，增加项英、博古为委员，由项英代主席，朱德、周恩来在前方，这样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完全由临时中央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