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御前会议”在静园召开。围绕溥仪去留的问题，陈宝琛和郑孝胥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陈宝琛不赞成溥仪这么快就动身去东北，说当前大局未定，“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
郑孝胥坚持要抓住时机，“不识时务，并非持重！”“事情不是儿戏，请皇上三思而定。”陈宝琛又劝起了溥仪。“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仪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皇上于何地？”郑孝胥急不可耐，说得振振有词：“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两人吵来吵去，没有个结果。其实，此时的溥仪“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没有生效”。看来，溥仪出关当皇帝的决心已定。接下来天津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最终促使溥仪尽早动身去东北。
11月8日，忽然有人给溥仪送来一份“礼品”。原来是一筐水果，等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放了两枚炸弹。溥仪一听“炸弹”两字，顿时吓得都站不起来了。第二天，日本人告诉溥仪，那两枚炸弹经过检测，是张学良兵工厂制造的。
“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翻译吉田乘机劝溥仪说：“还是早些动身为好。”
“好！请你快些安排吧。”溥仪也不再犹豫了。“遵命！请陛下不要对外人说。”“不说。我这回只带郑孝胥父子和一两个随从。”溥仪向吉田保证。祸不单行，此后，溥仪接二连三地收到恐吓信，其中一封信这样写着：“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还有人打电话恫吓溥仪，警告他不要到某某地方去吃饭，因为“张学良派来了形迹可疑的人”。
11月10日晚，一辆敞篷跑车驶出静园，车上坐着两个人。车子刚开出大门，吉田的车子就紧紧地跟在后面。
车子停在敷岛料理店，溥仪的侍从祁继忠跳下车子，打开后备箱，将溥仪搀扶出来。在料理店里，溥仪换上日军大衣，然后乘上日军司令部的车子，前往码头，上了“比治山丸”号轮船，这是日军司令部的船。到了大沽口后，又换乘日本商船“淡路丸”，于11月13日到达营口码头。
20年后，溥仪得知，“比治山丸”船上当时有一大桶汽油。如果被中国军队发现，无法逃脱时，日本人就放火烧船，让船上的人全部消失。
（三）重登大宝
溥仪到东北时，正值国联理事会召开前夕，日本当局担心关东军将溥仪弄到东北会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所以，11月16日，日本陆相致电关东军：“关于拥立溥仪，过早行之，徒然刺激列国，要求和中央联系后处理。”关东军为此给溥仪列了许多清规戒律：“禁止从事政治活动”，“与外界切断交通”，有关溥仪的一切情况“禁止发表”。看来，溥仪只不过是日本人手里的一张牌，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出去。
1931年底，日本政局发生变化。一向坚持“币原外交”的若内阁于12月11日倒台。12日，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组阁。犬养主张承认中国在东北的“宗主权”，在平等开发“满洲”的基础上，建立“新政权”。
不久，日军占领锦州，东北大部分地区沦陷，日本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进展。此后，日本在东北便由军事进攻转向以拼凑伪满傀儡政权为重点。
新任日本陆相荒木致电关东军“速派人回日本磋商满洲独立”问题，接到电报后，本庄繁急忙召集幕僚开会，拟订最后方案：成立包括中国东北四省和蒙古在内的“满蒙中央政府”，“定都长春”，由溥仪担任“首脑”“；中央政府”设参议府，由满、蒙各一人，3名汉人、3名日本人组成；宣布新成立的“国家”脱离中国本部；“新国家”的“国防军”由日本军队担任。“政权”建立的时间定在2月中旬，最迟不超过2月末3月初，即在国联调查团到达前完成。
关东军让中国人来担任“政府”“首脑”，这样它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外宣称，“满蒙中央政府”是中国人本身从内部分离出去的，这不违背《九国公约》和国联盟约的精神。关东军这一招确实阴险。会议还决定派板垣征四郎回日本报告上述方案，日本天皇裕仁破格接见了其貌不扬的板垣，这使得当时还只有大佐军衔的板垣备感荣幸。此后，板垣征四郎更是死心塌地为天皇效忠。
1932年1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根据参谋本部的意图，炮制了《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这个《纲要》同板垣带回的方案基本一致。它规定：“满蒙”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逐渐形成一个国家”，其治安与“国防”“主要由日本帝国承担”，日本人参与其“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向东北增派3个陆军师团，排除国联的干涉。这表明，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军界与政界的分歧已不复存在。
1月13日，板垣带着《纲要》从东京返回沈阳。板垣一到沈阳，便同哈尔滨特区长官、汉奸张景惠、熙洽、张海鹏等密谈。同时，又电告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让他寻找借口，挑起事端，以转移西欧国家对东北的视线。
关东军占领哈尔滨，意味着日本武装侵略东北的行动告一段落。其间，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把国际上的注意力从东北转到了上海。“满洲国”的闹剧，在上海事变施放的烟雾中一幕幕地上演了。
建立“满洲政权”，在做法上最重要的是形式上要装扮成由中国人自发进行的，而不是日本人的强迫。1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主持召开“建国幕僚会议”，制定了建立“满洲国”的具体方案。27日，关东军拟定《满蒙问题善后处理纲要》，要“迅速以奉天、吉林、黑龙江3省主要首脑先组成政务委员会，负责建立新国家的研究准备工作”。就在关东军忙于上演“满洲国”傀儡戏的时候，李顿率领的国联调查团到达日本。于是乎，关东军加快了建立“满洲国”的步伐。
从2月10日起，关东军连续召开10次幕僚会议，商讨“建国”事宜，确定“建国”的步骤：由“奉天、吉林、黑龙江3省主席”组成“中央政务委员会”，负责筹备工作；由“政务委员会”发表宣言，宣布同中国本部分离；“满蒙政府”的筹备工作在吉林进行；筹备工作包括确定“新国家”的“国号、国旗、首都”及人选分配；筹备工作一俟完成，“政务委员会”即刻作出决议；各地都应推选“大总统”；“政务委员会”按照“民意”建立“中央政府”。
2月16日，汉奸张景惠、熙洽、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聚集在沈阳，召开所谓“建国会议”。熙洽，溥仪的这位远房亲戚，表现得格外积极，提前两天就赶到了沈阳。“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也于16日到达沈阳，并于下午4时会见了本庄繁。几个月前还在江桥拼死抵抗日军的马占山，此时却同日本人走到一起来了。
当晚8时，这伙人在大和旅馆订了一桌酒席，开了一次晚餐会。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板垣征四郎到场“列席”。会上，马占山提出“联省自治”的主张，但遭到板垣的拒绝。赵欣伯、于冲汉则提出符合关东军口味的“建国”意见，这是板垣的授意，结果在会上得以顺利通过。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决定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由张景惠任“委员长”，熙洽、马占山、臧式毅等为“委员”，限于3月1日成立“新国家”。
18日下午3时，以张景惠名义发表了由关东军草拟的《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声称：“从此与党国政府脱离关系。”消息传到旅顺，郑孝胥父子激动不已。可是，溥仪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反而感到愤慨。他关心的倒不是东北的父老乡亲死了多少，日本人如何掠夺东北的矿产资源，“他朝思暮想的就是要复辟帝制，要当皇帝”。否则，他溥仪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从天津跑到东北来干什么？如果这个愿望不能实现，他生不如死。溥仪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抽了一支又一支香烟。突然间，溥仪倒思念起了天津的静园。那里的日子不是不能过，就凭他收藏的那些字玩，卖掉一部分，也够他周游列国了。
溥仪决心向关东军摊牌，如果这伙人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就返回天津。想到这，溥仪提笔给板垣写了一封信，从中华5000年道德到清朝200年的历史，从实行民主的害处到复辟存旧的好处，从“振兴国势到救民于水火”，详细阐述了必须坚持“正统系”的理由，洋洋洒洒地讲了12条。写好之后，连忙让郑孝胥带到沈阳。
可是，郑孝胥没有把溥仪的信交给板垣。
2月23日，小矮个子板垣拎着一只皮包，兴匆匆地赶到旅顺，去拜见即将上任的“执政”溥仪。下午，溥仪在肃亲王府会见了板垣。
板垣当着溥仪的面大加指责张学良，大谈日本皇军帮助“满洲”人民建立王道乐土的“诚意”。“这个‘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由5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板垣滔滔不绝地说着，随手打开皮包，溥仪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皮包。板垣从里面拿出《满洲人民宣言》和五色“满洲国国旗”，往沙发上一放。溥仪一看，气不打一处来。
本来，溥仪就对这个“国家”的国体感到不满，现在又看见这些玩意。“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就是大清帝国吗？”溥仪气极了。
“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
一听“阁下”二字，溥仪火冒3丈。对他来说，爱听的是“宣统帝”、“皇帝陛下”这类称呼。日本人怎能称他“阁下”呢！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嘛！
可是，板垣浑然不管这些，仍一个劲地说着：如果“阁下”认为“共和制不妥”，那就不用这个字眼好了。
“皇帝的称谓是我的祖宗留下来的。”这是溥仪的底线，他当然不肯轻易放弃。
板垣还在不厌其烦地说：“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我相信必定会通过恢复帝制的宪法”，目前只是一个过渡期而已。
当听到“议会”二字，溥仪就像被开水烫了一下惊叫起来，连连说道“：议会没有好的，没有好的。”再说，大清皇帝又不是议会封的。相反，当年革命党人不就是要搞什么议会，不要帝制吗？
从旅顺回来后，板垣拿出《建国方案》，于2月25日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对“新国家”作了如下规定：“国名为满洲国”，“国旗”为红蓝白黑黄的五色旗，“首都”为长春，改称“新京”，“新国家”的政治为“民本主义”。对于这个方案，张景惠全盘接受，并发出“建国通电”。
2月29日，沈阳和吉林市热闹非凡，两市同时举行了所谓的“新国家成立庆祝游行大会”。关东军自编、自导的“满洲国”闹剧就这样开场了。
3月1日，张景惠毫无廉耻地发表了《建国宣言》。随后，一行32人组成的“请驾”团轰轰烈烈地来到旅顺。7日上午8时，溥仪登上北去的列车。8日下午3时，溥仪抵达长春。在这里，他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那种令他激动不已的欢迎场面。
一阵招摇过市之后，汽车驶进一座破旧不堪的院落，这是以前长春道尹衙门，现在成了溥仪的“执政府”。3月9日下午3时，130人聚集到衙门，溥仪的就职典礼在此举行。关东军的高级将领本庄繁、三宅光治、板垣征四郎、日本“满铁”总裁内田康哉都来了。次日，溥仪同本庄繁以换文的方式签订了“日满密约”。从此，中国东北成了日本的殖民地。9月15日，日本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发表声明，承认所谓的“满洲国”。
在溥仪“执政”一年后，1933年3月，关东军通知溥仪，日本政府准备承认他为“满洲帝国皇帝”。溥仪一听，喜从心来，连忙派人赶往北京，到荣惠太妃那里取回保存了20年之久的龙袍。可是，日本承认的只是“满洲皇帝”，而不是“大清皇帝”。因此，溥仪登基时，只能穿“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听到这个消息，溥仪大为扫兴。看着那金光闪闪的龙袍，溥仪涌出一股心酸。不过，日本人许诺，溥仪可以在叩头祭天时穿龙袍，但登基大典时必须着“大元帅”服。1934年3月1日，溥仪的“登基大典在新京（长春）郊外的天坛”举行，他由此当上了“满洲帝国”的皇帝，年号为“康德”。
“满洲国”从1932年成立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经历14年。它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建立的“傀儡”政权。在此期间，日本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