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上那么一点江湖义气，可以说是父亲的遗传。
我出生那天并无祥云瑞雾，女未大就已不中留，与受冷落的母亲被接到外公家休息。父亲终于畅所欲言，抱我在故宫路的深宅大院示威游行，口中念念有词：“女神，我的女神！”
老哥是香火，小妹是尾仔，惟我掐头去尾，据说居中的孩儿讨人嫌，父亲却最宠我。
带我上街，大马路不走，非在沟沿蹦蹦跳跳；进植物园，大门不入，非要爬墙翻栏杆；别人的女儿乖乖树下捡落果，我却骑着一颤一颤的枝丫攀龙眼；去海边玩沙子，略一分神，我便溜走，在礁石上滑一跤，小臂被锋利的牡蛎壳划开半尺长的血口子。父亲用他的大手帕扎紧，吓出一头汗水。
那一年父亲作为右派补遗，胸戴大红花，空着双手，在爆竹声中被匆匆塞上大卡车，说是劳动改造八个月，一去就是八年。
八年的时间，父亲从西装笔挺的银行家谪贬为忍气吞声的囚徒，赤膊在三明露天煤矿挖煤，熬过铁丝网、岗哨、臭虫、“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挣扎生存下来。而我从一个惹祸不断的小淘气包长成桀骜不驯的少年。
考中学之前，我在家附近的巷口，遇见一个皮肤黧黑、皱纹像刀刻的男人，他把一手帕的鸡蛋使劲往我怀里塞，说：“功课紧张，补补身体。”我推开他，逃回家，气急败坏禀告外婆。外婆叹气，“那是你爸爸，可怜你都不记得他了。”
印象中的父亲总是头发三七分，梳得油光水滑，雪白西装，白皮鞋，风度翩翩的呀。怎么会这样？衣服破旧也罢，头发枯槁也罢，偏偏内八字脚，还穿一双搽了白粉的力士鞋，白得刺眼而俗气，仿佛对往日好时光的谄媚和贿赂。
外婆家的洋楼处于厦门九条巷的八卦中心，我变换路线神出鬼没躲避我的亲生父亲，劳心劳力，竟然还能考上厦门一中。我永远不会忘记哥哥一手牵着我一手拉着妹妹，走向凤凰树夹阴的中山公园，远远先看见那双簌簌掉粉的白力士鞋，路标一样的显眼，父亲在公园门口望眼欲穿。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父亲惟一允许自己的奢侈，平时干苦力时，他趿拉着一双破军鞋。
父亲被改造掉的不仅有白西装、发蜡，还有家庭和公职。他期满回家之前，母亲经不起领导和社会压力，已和父亲协议离婚。带哥哥一起住在鼓浪屿祖母家的父亲，幸运地碰上个颇通情达理的居委会，还很快介绍了一份重体力劳动给他。一年后满街都是戴高帽的牛鬼蛇神，有政治污点的父亲每天如履薄冰，却侥幸逃过此劫。
渴望合家破镜重圆，忍受心中痛苦的父亲，拉起载货板车。从火车站到渡口约五公里，拉一趟挣八毛钱，每天两趟，四个来回，可以得一块六，不算少。上午和下午点心都是豆浆四分加馒头三分，渡轮一毛钱，午餐半斤米饭两毛菜，这已去掉五毛二，还要扣去刮风下雨的损失。最重要的是不能生病。点心和午饭都是最低限度的体力补充，须知他每天拉数百斤重物，步行20公里，又有多年胃病史。现在父亲的算盘拨来拨去虽然只有两位数，要在小数点后面节省零头，仍须发挥聪明才智。偶尔空车返回时，有人搬家求载个家具什么的，就有非法的额外收入。三五毛钱罢，虽然最多只有两块钱，已是天上掉下肉包子，父亲便大大破费买半斤红糖饼干，泡一杯茶末，怡然自得地给自己压惊。
一分钱磨盘大的父亲，在火车站看到一位中年教师，拎件半新的绒衣向路人求抵押九块钱，说丢了火车票，急于回老家探母病。父亲拍出十块钱，用清秀的隶书写下自己的姓名地址，说：“钱借你，方便时还我，这也是血汗钱。穿上衣服吧，天冷。”那人不久即把钱邮来，同时还有一包裹，是上品红菰和笋干。
我身上那么一点江湖义气，可以说是父亲的遗传。
父亲经常载货的木材公司看中父亲一手好算盘，请他当仓管员，正式评了个二级工。重操财政旧业的父亲虽不必再马拉松竞走，但要清点原木和各种型号的模板，劳动仍然繁重。他说服我们姊妹俩暑假里到他工作的露天堆场去帮忙，拾捡遍地的碎木块。不一会儿，我们的手指扎了刺，头发上脸蛋上沾满汗水和锯木屑。我因为捉一只绿色大蚂蚱，袖子扯裂了，飘飘扬扬，翅膀一样。父亲脸上一直喜气洋洋。他犒赏我们六分钱一碗花生浆和八分钱的大肉包。父亲那样骄傲地介绍我们给他的工友；兴致勃勃带我们参观肮脏不堪的综合办公室，在他的糙木写字台上有我们的全家福。父亲看我们狼吞虎咽时不觉咂着嘴，是那样的满足。
我似乎没有从父亲的精心策划中得到什么社会实践教育，但很可能从这一天起，我们完全认同了父亲。
上山下乡运动的铁扫帚把我们兄妹全赶到上杭山区。轮到父亲源源不断给寄包裹。有次父亲寄了个15公斤重的木条箱，几个男孩拿扁担翻山去公社扛回来。我照例把包裹往厨房大柜一扔，轮到谁烧饭，谁就伸手掏去。几天后接父亲信，说包裹里不但有三个梨还有月饼，方晓得不知不觉已过了中秋。赶快把包裹倒出来，梨流着黑水，月饼尚有希望，活学活用父亲当年烤蛋糕的经验，六个同伴围在大锅边煎月饼。月饼和鼻子都有点酸，每个人很仔细地把饼屑送进嘴里。
插队期间我开始写诗。写过一首《我想有个家》，只记得其中几句：“哥哥吹笛子／爸爸爱喝茶／葡萄棚下妈妈养鸡鸭。”多年以后父亲还念叨，说这是我最好的诗，可惜丢了，没有发表。
我进了工厂当炉前工，高温，重体力，三班倒，十分辛苦。一边失眠发烧一边夜夜读书写作，人瘦得只有42公斤。我临街的八角房开始有文学青年来往，高谈阔论弄得路人皆知。父亲和我开诚布公，要我烧掉诗稿，说我写那样的诗非常危险。我年轻气盛，拧着脖子，“你就当没有我这女儿好了。不是还有哥哥妹妹吗？”父亲亲身体会过反右、四清、“文革”历次运动，深知文字狱的厉害。他叹息着走开去，“你以为出了事，我和你哥哥妹妹还能安然无恙吗？”
劝阻无望，父亲只好接受，而且全力支持。为了加强营养，不惜把他和我的伙食分出来另过（妹妹工作在福州）。菜炒好了，父亲在我窗外逡巡，等我放下笔再叫吃饭。我惟一的家务是洗自己的衣服，连被子都是父亲戴上老花眼镜缝的。可以说当闺女时，我好像连厨房都很少进去。
嫁人时我已是专业作家，公公婆婆丈夫儿子，现代都市里可算大家庭了。买菜做饭带孩子，还有自虐式又洗又涮的洁癖，每天蓬头垢脸心浮气躁，何来诗情画意？常有来友夸我如今做得一手好菜，有乃父之风。父亲心里难过，背地说我丈夫：“我养一个诗人女儿，你家得一个管家媳妇。从前为了让她专心工作，连茶都要我替她沏好的。”
右派平反，父亲即办了退休手续，虽然未补发20年工资，但他原先的工资级别就很高，随着厦门经济发展，他的退休金水涨船高，日子一天天滋润起来。
“可惜你母亲不能起死回生！”父亲遗憾着。
我也曾试着劝父亲寻个老伴，他都摇头。我们未成家时，他怕委屈我们：儿女们分巢而居，他又担心家里有了不相干的人，我们有陌生感不愿回娘家。
热爱生活（现在流行说法是重视生活质量）的父亲一旦手头宽绰，首先发扬光大的是他的美食天性。祖传的春卷、韭菜盒、红焖猪蹄、蟹粥鱼糜凤尾虾，一一真材实料精工细作起来；又“克隆”人家酒宴名肴，朋友饭桌偷艺，篡改旅行中见习的南北风味；甚至手持一部古龙的武侠小说，依样画葫芦仿真一品“翡翠鸡”。每个周末召集儿孙们回去品尝，在我们中间掀起烹饪比学赶帮超。
他以武侠小说为指南，独自访遍名山胜水。身上背的照相机不断更新换代，拍扬眉吐气的自己，拍躲着镜头的孩子们，还主动拍亲戚朋友们，花钱冲洗后挨家挨户去分发。
父亲很以诗书传家为骄傲，几件书画精品，父亲临终交给我，说惟此留我纪念，现挂在我的客厅，朝夕相伴。父亲劝我焚稿时，他自己其实手痒，写了不少格律诗。晚年他自号箴斋老人，辑诗成册，题《箴斋诗笺》，为访客问友必备礼品之一。有段时间他忙于参加“中华诗词学会”，在海内外发表诗词，入选这里那里的选本。父亲自有一帮文朋诗友。我有时回娘家，见三四青年，团团围坐，听父亲引经据典传授诗词格律。
有次文章写一半，挂电话问父亲，“及笄之年”是几岁，父亲回答了。电话放下十分钟，父亲抱着大《辞海》来我家，再跟我说“弱冠”，说“而立”，顺便摇头说我“家学不足”。
我很是惭愧，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