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没有能力改变这个社会现实，只好选择了出走的方式来避免儿子犯错误。
赵章原来是镇上的民办教师。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赵文，二儿子赵武，三儿子赵安。赵文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被留在了省委工作。他先在省委组织部很快就由科级提到处级，晋升处级不到一年，便到基层锻炼了两年，接着，没进省城就升了副地级，在省城东边的一个地区任副书记。三十八岁那年，又升了半格儿，当了行署专员。那时候，他的两个弟弟也早已大学毕业，一个留在了本县组织部，一个留在了地委。等到赵章退休那一年，赵武和赵安也都当上了县委书记和副县长什么的。
三个儿子都住在城里，可赵章老两口儿谁家也不去，执意留在老家。他们说城里楼上楼下的过不惯，没在乡间自在。三个儿子都很孝顺，逢年过节都要回来。尤其是春节，赵家门前能停好几辆小卧车儿，很是威风。
赵章此时对儿子们说：你在外乡再风光，但当官的如走马灯似的，谁会记住你那一时的威风？就算在自己老家，左邻右合又能把你的威风记几代。
过大年的第一顿饭，赵章从不准备大酒大肉，而是让老伴煮一锅老白菜汤，蒸一锅黑馍馍。他对儿子们说这是忆苦饭，过去的日子不能忘。只有不忘苦日子，才能做好官，祖上才光荣得长一些，省得遭人唾骂。
不想赵章的老伴儿命薄，赵章退休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埋葬她的那几天，三个儿子所辖的地区、县说不清来了多少人，多少车。赵章于痛苦之中只知道人来了走了，走了来了。谁的下属下来了，就去找谁报到。赵章知道，那是给他儿子们交钱去了。至于三个儿子借母亲的丧事各自收了多少礼钱，他可能永远也说不清。
家中只剩下他一个人时，儿子们又一次劝他进城，可他仍是不去。他说：我怕你妈一个人孤单，要陪陪她。
没办法，三个儿子只好坚持回来看他。每到春节，赵家门前仍是小车一溜儿。
但三个儿子都是孝子，仍坚持每年回来看老爹。
不想这年春节又回，却突然不见了老父亲，左邻右合打听，都说昨儿还在哩！直到天黑，仍不见回，兄弟三人忙开车去舅家、姑家寻觅，仍无踪影。三个儿子这才慌了，呆呆地坐在老屋里，猜测着各种可能。老大赵文起身去寻找老爹的箱子，发现存钱卡不见了，箱子里留有一封信，打开来，正是写给他们的。
赵章在信中说：孩子，爹走了。爹这一走至少五年。如果这五年里我没有了，你们也不必难过。因为你们都是官，爹在家死不起，死一回要让百姓花掉上百万哩！爹选大年三十离家，是因为今儿个你们都回来。爹只打算外出五年，钱上不用操心，平常你们孝敬的钱和我的积蓄还有不少。再说，爹外出也不会闲着，拾破烂也可以养活自己嘛！五年后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回来。那时候，用你们官场的话说，老大已安全着陆，老二也退了二线，该进人大、政协什么的了。剩下小三儿，也离“调研”没几年了。那时候，我死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至少可以不用担心你们因我之死而出什么事了。不然人家来送礼，你们收不好，不收也不好，收了上交更会得罪不少人。世风日下，又没人能拦得住，没办法，我只好为你们躲一躲了。五年后我若没回来，也不必大张旗鼓地找我，人嘛，横竖总有一死，有你们三个为祖上争光，我已足矣！爹深怕这光荣变成耻辱，所以就想尽我自己的一点儿薄力，尽量不给你们提供那么一个机会。爹为了你们，也只能做到这些，剩下的，就看你们自己了。虽然眼下你们可能要落下“不孝之子”的罪名，但结果会好的。大年的忆苦饭都已备在锅里，你们自己动手做一顿。兄弟仨在一个床睡一夜，像你们小的时候一样，打通腿儿。明儿个一大早，别忘了给你妈上上坟……
三个人轮流看了爹的信，都没吭声，各自暗自擦泪，许久了，老大才说：是谁逼走了咱爹？
老二和老三听到这话，也同时睁大了泪眼问道：是呀，是谁逼走了咱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