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经看到教堂里时隐时现的灯火，他刚要踏上整洁的台阶，忽然耳边响起嘶哑的咳嗽声，像幽灵似地从教堂旁边冒出一个黑影，他先看到是一双枯瘦如柴的老人的手，在暮霭中像弯曲的铁钩要攫住他似地，随着一声凄厉的叫喊：
“行行好吧，老爷！”
端纳不敢细察这个乞丐的脸，慌忙掏出一张钞票丢给他，那张纸钞(他不记得面值是多少)飘然落地；当那个乞丐俯身去拾时，又有一双小黑手向他伸来，依然是凄厉的喊叫：
“行行善吧，老爷！”
他急忙登上教堂的台阶，逃避魔鬼地走进教堂，他并不吝惜第二张钞票，他感到在教堂门外集聚着乞丐，本身就是对仁慈的上帝的亵渎。就在他进门之时，他听到了两个乞丐为抢夺那张飘落的钞票的撕打和诟骂声。
“狗娘养的，你抢我的钞票！”
“这是给我的！”
“拿来，是给我的！”
“妈的，你……”
接着是在地上翻滚、撕扯、争夺的“嗯哼”声。
“弱肉强食！”端纳预感到后来伸向他的手比最先向他伸出的手更有力量，有力量的手最终会把那张钞票夺在手中。
他站了一会儿，把手伸向袋内，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再给他们一张钞票，以解决这场纷争。
那个瘦弱的老人发出的带泪的哀号，勾起他无尽的联想：他不记得是哪年哪月了，他经过一处战乱所摧毁的乡村，那本已破旧的房屋在燃烧中倾塌。衣不蔽体的饥民，满脸灰垢和泪水，捶胸顿足呼天号地的怨愤之声，直达天庭。他，端纳，这样尽心尽力地为蒋氏夫妇出谋划策，致使连年战火遍地、烽烟四起，生灵涂炭，饿殍盈野，是不是违背了自己的初衷而助纣为虐呢？端纳突然感到心灰意冷，他似乎寻求补救或赎罪，急忙又走下台阶，把第二张钞票塞给那个受了欺凌的老乞丐，那老头生怕再遭抢劫，只疑心地望了这位洋大人一眼，便转身消失在小巷的深处。
这时教堂里响起了晚祷的音乐之声，这宗教的音乐，像一个技艺精湛的大师，用优美的旋律编织成欢乐的花环，凭空撒下，飘落在端纳的心头。
端纳重新进入教堂，与他所见过的大教堂相比，这个教堂未免太狭小太简陋了。祭坛上烛火闪耀，大约有十几个男女教徒在默默祈祷，他记起童年时，初次被母亲带到教堂去做弥撒时所感到的好奇与惶惑。
不管教堂大小，上帝总是一样的。
端纳并没有跪下，他并不是虔诚的教徒。此时，他的整个生命都溶化在宗教的奇妙的乐曲中，纷繁的思绪浪潮般的涌来。
耶稣被钉死的十字架，高踞在穹窿似的圆顶之上，作为受苦受难的象征向人间昭示着：真实与永恒。
祭坛间有馥郁的香气徐徐散出，漫溢在教堂里。端纳也溶化在这种虚无缥缈中，处在自忘的梦境似的朦胧中：先是天真的回忆、憧憬、幻想、希冀，而后是愉快、忧伤、绝望，他觉得在虚无中沉没，他从来没有体验过死亡、绝望、忧凄会化为美的感觉，就像钉在十字架上鲜血淋漓一样。
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在上帝面前忏悔还是辩解，他不能在这种梦幻似的境界中对现实生活作冷静的思考，他焦急地渴望吸一口新鲜空气，使自己清醒过来。
他从教堂走出来时，又有几个乞丐向他伸出手来，有的竟拦住他的去路，仍是那千篇一律的嘶哑的呼叫：
“行行好吧，老爷！”
“行行善吧，洋大人！”
他分不清这叫声是乞求还是诅咒，也搞不清他施舍是作恶还是行善。他也分不清这些乞丐是应该可怜还是可恨，他也辨认不出其中有没有刚刚拿到他的钞票的两个人。
“丑恶！丑恶！”他怒冲冲地冲出乞丐的重围，他听见背后扬起一片咒骂和狰狞的调笑声。
端纳回到寓所，他不觉饿，只觉得一块灰色的巨石压在心头。他贪婪地喝着不加糖的苦味的咖啡，直觉得他的尊严受到了嘲弄和玷污。窗外，便是一个花园，他平时喜欢晚饭后到花园的弯曲的甬道上漫步，他喜欢仰望明净的夜空，而后是浮想联翩。今天，他对漫步失去了兴趣，写字台上精致而古老的座钟的“嘀嗒”声，反而比高山巨瀑和峡谷狂风更能唤起他的感觉。
那虽不宏伟却庄严肃穆的教堂和教堂外那一群可怜又可恶的乞丐，使他陷入人生善恶的沉思。
他原来认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一向是泾渭分明的。他本无非分的欲求，无须弃善行恶。可是，现在忽然成了问题，自己也陷入善恶难分的魔潭之中。
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时，杀人如麻，谓之善，而北洋军阀却为之恶；上海“四一二清党”，国民党为之善，而死在屠刀下的共产党人却为之恶；在蒋介石征服各地方实力派时，互相争权夺利，使中国大地沉人战乱的血海，各认为自己是善而对方是恶；现在，蒋介石全力投人对共产党的作战，共产党谓之作恶，而蒋则认为行善。
那么善恶的界限在哪里？
假如端纳知道毛泽东和罗自勉那场善恶之争时，他又作何感想？两个世界观人生观绝不相同的人，在善恶的思辩上是同工异曲还是殊途同归呢？
他，端纳，以多年在中国获得的知识和才华为蒋介石出力，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尽职尽力，到底是在为善还是为恶？
如果像国民党的宣言那样：蒋介石统一中国之后给中国带来的是幸福，那么，他端纳就是在行善。
如果像共产党的宣言那样：蒋介石的血腥统治给中国带来的是灾难是黑暗的地狱，那么，他端纳就是在作恶了。
端纳跟冯·赛克特有所不同。后者是极端仇视共产党的法西斯分子，他的头脑里不存在善恶的观念。只存在法西斯主义的信仰！他只知道用“铁与血”实现他的信仰，不分是非。
端纳却不同，他是记者，编辑，他的财富是他的学问。他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但他不是那种不问是非的死硬派。
端纳的思索很容易陷进自相矛盾中，如果共产党有共产党的善恶是非，国民党有国民党的善恶是非，那么，善恶是非的客观准则是什么呢？
蒋介石认为一切派别和各种势力都服从他才是善，而各派势力却认为是恶。当他们的力量能够力挫群雄时，他们不也要源源不断异已吗？那时，他们就跟蒋介石一样，把吞并异已统一中国为之善了。
端纳终于想到了“立场”。看你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中国历史上讲春秋无义战。何止春秋时代？那只能各为自己的或自己的集团利益而奋战，各为其主，而无是非可言了！
难道真无是非？他想起国民党杀进苏区时，见到一个个苏维埃政府门上的一幅对联：
豪绅不入地狱
穷人难进天堂
这就是共产党的真理，这就是共产党的是非。
“我要升入天堂，必然把你踏进地狱；你要升入天堂，也必然把我踏进地狱。”寻么，你死我活的阶级拼杀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这也许就是人生不可避免的悲剧吧？
那么，谁入地狱，谁入天堂，就看谁是强者的谁是弱者了？
端纳又陷入弱肉强食的法则。
商量纳的思索，不可能达到真理，但他想到了各国的统治集团，善恶是非因人而异飘忽不定，像梦幻一样瞬息万变。一切道德、准则都是统治集团制造出来的，都是他们的利益，权力、意志的表现。弱肉强食的法则，就是把残忍、疯狂、犯罪合理化、制度化的专制主义的法则；我去侵略别人，那是因为我有力量；我被别人侵略，那是因为我是弱者，并不是因为我的善良。
端纳的眼前又出现了教学门前那两个乞丐。他们本来是同类的人。他们向他乞讨时是共同的，可是当他们两人只有一张钞票时，那就互为敌人了。他为了那个弱者的委屈，又给了他第二张钞票。可是，如果这个弱者是身强力壮而对方是年老力衰时，会不会也去抢夺那个乞丐呢？
端纳陷入深沉的内省：我现在尽可以作善人，作施舍者，那是因为我有钱，如果我没有钱呢，我是不是也要去作乞丐而求别人施舍呢？
端纳的思绪的指针自然向叔本华和尼采倾斜过去。
“叔本华是对的，植物的向阳性，便是人的自我奋斗的意志性，在无思想感情的植物界里，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争夺阳光和地盘，处处表现了残杀，动物就不用说了。人，即使不自相摧残，为了生存，吃鱼吃虾吃鸡吃鸭，那一点不是以别的生命作代价呢？自己活，就要别人死！”
“叔本华认为：人的生活意志都是为自己打算的利已主义，而永远得不到满足，以致人类历史是无止境的屠杀、挤压和欺压，所以，说人的生活意思是万恶之母、羟基之源。”
“尼采提出了‘超人’哲学，认为‘超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平常人只不过是‘超人’用以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超人’有权统治和奴役“群氓”，‘超人’为了夺取权力，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符合道德的。战争是自然规律。”
端纳按着这两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和唯意志论者的观点，去剖析历次战争：“那些成十万百万死在战场士兵是不是为某些‘超人’实现自己的意思的工具呢？他想是对的，像蒋介石不正是为了实现他统一中国的意志而驱使前线将士浴血搏斗吗？”
目前的现实，似乎又不能完全印证叔本华与尼采思想，端纳又倾向于信仰的力量：国民党北伐的胜利，是基于三民主义革命的信仰，北伐后陷入争权夺利便是信仰的丧失，信仰的丧失便是革命性的丧失，也就是腐化的开始。
共军之所以那样顽强地战斗下去，除了求生存之外，不正是由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吗？
“挽救国民党之法，唯有挽救信仰。”端纳仰起头来，看到孙中山的遗像，遗像上方写着孙先生亲自手书的四个大字：
天下为公
那么，蒋介石现在的一切努力就是要统一中国，那么，跟“天下为公”是一致的还是相悖的？
端纳陷入迷茫之中，——人生大概是荒谬的！那些自以为按理性去拚搏的人，是不是正是一群迷途的羔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