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63年，在当时那个文化娱乐都很贫乏的年代，我和小伙伴们常常跟着出现在街头的耍猴人，看他们和猴子的表演。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还经常在城市里看到这些走街串巷的耍猴人。1998年之后，我就很少看到他们的身影了，感觉这些耍猴人正在逐渐退出城市生活圈，转向边缘地带讨生活。
2001年6月的一天，我在洛阳东站街头拍摄时，意外地看到几个身背猴子的耍猴人在赶路。我骑摩托车追上前一问，他们果然是新野县的。这个班子一共三人，掌班的戈洪兴告诉我，他们刚在家收完麦子，准备扒火车去东北耍猴。河南的6月已经很炎热了，气温有38摄氏度左右，这样的天气猴子是不愿意表演的。每年这个时候，要想耍猴赚钱，他们就只能到凉爽的东北去。
我和戈洪兴约定，等他秋天回新野收庄稼时去找他。戈洪兴说只要到新野县樊集乡冀湾村一问，就可以找到他，村里耍猴的人都知道他。
2002年10月3日，我和洛阳的影友张牛儿一起坐火车到新野，而后辗转坐车到了樊集乡。晚上在一家小店住下，我向店主打听樊集乡是不是有很多耍猴人。店主回答说“是”，反问道：“你们俩是干吗的？”我们说：“是照相的。”我们再问店主其他问题，他就开始闪烁其词，不正面回答了。
第二天，我们找了辆三轮车，一路开到冀湾村。当时正是秋收玉米、种植小麦的时候，用拖拉机耕过的黄土地上弥漫着潮湿的气息。田间地头在焚烧秸秆，烟气混杂着新鲜泥土的味道扑面而来，让人感觉既新鲜又压抑。
在通往沿途村庄的路上，我看到一些房子的外墙上写着很多标语：“严厉打击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远离毒品，远离艾滋病”“坚决贯彻计划生育条例”“打击违法上访行为”“打110不收费”等。我走过中国的很多村庄，知道只要有什么新的政策、口号，以及当地经常发生、值得引起重视的事，就会有与之相关的标语出现在墙上。这种标语大多能起到警示和预防的作用，也能从某些侧面反映出该地区的政策、民生、经济等情况，是一种中国特色。
寻找耍猴人的过程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俩像往常一样，背着相机进了村，逢人就打听耍猴人戈洪兴的家在哪儿。村里人先把我们俩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然后问我们找戈洪兴干吗，我说找他拍猴子，人家顺手一指，有板有眼地说：“前面就是。”
我们俩在村里转了一阵，没有找到。村民们都是打量我们一番，然后很客气地说：“前面就是。”住在村东的人告诉我们戈洪兴家在村西，住在村西的人却说戈洪兴家在村东。有些人看到我们俩拿着相机，干脆就说不认识戈洪兴。
最后，我们俩跟一位老人说，我们在洛阳见过戈洪兴，是戈洪兴告诉我们他是这个村里的耍猴人，我们是约好来找他的，要拍摄关于耍猴人生活的照片，我们俩既不是公安局的便衣也不是政府工作人员。在这位老人的指引下，我们终于找到了戈洪兴的家。
我们已经站到戈洪兴家门口了，邻居们还是说不认识戈洪兴这个人。在我们向邻居解释的时候，戈洪兴家出来了一个妇女，看到我们就马上把大门锁上。我上前问：“这是不是戈洪兴的家？”她很不高兴地说：“这里不是戈洪兴的家。”锁上门就走了。
我后来才知道，其实锁门的正是戈洪兴的老婆。
以前我们这些摄影师到村里拍摄时，纯朴的村民都很愿意接待我们，这次搞得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虽然我反复跟他们解释我们此行的目的，但这些邻居还是用戒备的眼神打量着我们。
后来，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们：“戈洪兴是不会见你们的，因为他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刚才已经被你们吓跑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们还是走吧。”这时候我才明白戈洪兴确实是躲起来了。在戈洪兴家门口围着我们问这问那的这群人里，有不少妇女操着外地口音。我由此联想起那些墙上写的“严厉打击拐卖人口的犯罪行为”的标语，才有些明白村里人为什么如此警觉。
我的感觉后来得到了证实。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野一带的村庄因为贫穷，很多年轻小伙子娶不起媳妇，于是人贩子把一些四川、安徽等地的女子骗到这里贩卖。村里一些穷人便买了这些女子来做媳妇，他们是怕有关部门来暗查非法买卖人口的事。此外，村里的养猴人因为在家里养猴子，也经常被有关部门以“保护动物”的名义进行查处和罚款。因此，他们对来这里的陌生人一直有很强的警惕性。
看来不可能见到戈洪兴了，无奈之中，我们俩打算离开冀湾村。不过我还是有些不死心，张牛儿说：“要不咱俩去找村支书，他是领导，不可能不接待我们。”于是我们俩前往村支书家，边走边问，村里人远远地指着一道围墙，说：“那就是支书的养猪场。”
他家养了好多猪，闻着臭味就找到了。在养猪场门口，一个正在收拾饲料的妇女打量了我们好一阵，一脸不信任地说：“支书不在家，你们要卖什么东西还是去别的村看看吧，我们村里没有钱。”她这么一说，把我们俩弄糊涂了。我说：“我们什么也不卖呀！”她一脸疑惑地问：“不卖东西，找村支书干吗？”我们俩费了好大的劲给她解释：“我们是来拍摄照片的，是拍村里耍猴人生活的题材，就像中央电视台那个《百姓故事》一样。”她又问：“那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能不能让我们富起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下子被她给噎住了。她接着说：“前几天有个女的拿了很多笔记本、钢笔和圆珠笔，还拿着县里领导的条子来找村支书，非让买她的东西，还有一些人拿着衣服、帽子来找村支书卖。你们俩肯定也是来卖什么东西的，是不是卖照相机的？就直说了吧。”我说：“我们真不是来卖东西的，你把支书找来一说就明白了。”
她说她要喂猪，等她把猪喂完再给村支书打电话。后来我们才知道她原来是村支书的老婆。
我们俩等了近一个小时，村支书鲍白祥才骑着摩托车回来。他身高差不多有一米八，身板很壮实，有村干部的范儿。冀湾村和鲍湾村相邻，鲍白祥是鲍湾村的老支书，年轻时是一名空降兵。跟他讲明我们的拍摄意图后，我又拿出我当时的河南省摄影家协会的会员证给他看。我留了个心眼，没有给村支书看记者证，那样会让他心存疑虑—作为村干部，他是最怕记者来曝光什么事的。
在我们和鲍支书交谈的过程中，鲍支书的老婆在旁边不时地问：“他们是来卖啥东西的？”边说边使眼色，怕他上当受骗。鲍支书对她一挥手，说：“去去去，瞎说啥。人家是摄影家协会的，来拍耍猴的，不是记者，也不是卖东西的。”鲍支书这么一说，他老婆这才对我们施以笑脸。
谈完之后，鲍支书骑着摩托车又出去了，一会儿，他带来了鲍湾村猴场的一位老板张云尧，说：“这就是村里养猴子的，有什么事情找他就行。”
于是，我们跟着张云尧去了他家。张云尧30多岁，身材比鲍支书还魁梧。他不像村里其他的耍猴人那么怕事，但也很谨慎，跟我们说话时谨慎有礼，还有些江湖气，感觉得出是见过世面的人，有其他人缺少的胆量和气度。
认识张云尧以后，在他的帮助下，我才得以进入江湖耍猴人的群体中，开始拍摄他们的真实生活，并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和这些牵着猴子走江湖的人结下了非同一般的感情。
新野耍猴人主要聚集在施庵乡、樊集乡。鲍湾村、冀湾村同属樊集乡沙堰镇，这里是耍猴人最主要的聚集地。沙堰镇位于城南13公里，总面积80平方公里，有21个行政村、69个自然村。据村里老人讲，20世纪50年代以前，这里都是很高的沙丘，一个挨着一个，有些比房子还高，能种的地很少。这里虽说是平原地带，但历史上也是白河流域泛滥区，土地多为沙化土壤，沙壤地贫瘠，不适耕种，土地的亩产不过100多斤粮食。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这里的人们开始通过耍猴来寻找另一种养家糊口的方法。鲍湾村和冀湾村的耍猴人除了收麦、收秋时回家忙农活外，其余时间几乎都在牵着猴子游走江湖。
我最关心村里第一个耍猴人是谁。当我问起村里什么时候开始有猴子时，这些耍猴人没有一个能说清楚，只是记得他们高祖父时就有了。2003年，我到新野县文化馆找张成立老师，他送给我一本《新野文史资料》，上面有这样一段记载：
与鲍湾村相邻的沙堰镇李营村，有一个叫李程怀的耍猴人，一家世代以耍猴为生，一家人从其曾祖父开始算起，耍猴的历史可以推算到明代。
张云尧告诉我，在附近村里发现的汉墓中出土了很多汉砖，上面就刻有人和猴子一起嬉戏的场景。
新野县和南阳市各有一个汉画像石博物馆，馆里收藏的几块汉砖上，能在一些杂技场景里看到猴子的身影。据说“百戏源于汉”，新野县出土的汉画砖上，就有人牵狗耍猴的画面。新野博物馆里的三块汉砖上都有杂技表演的画像。平索戏车、斜索戏车中，在砖上倒挂的猴子影像很小，似人似猿，超长的手臂、细长的下肢、灵活的动作、轻飘的身体，全方位诠释着猴的信息。据新野博物馆馆长田平信和文化馆的张成立老师说，那样的动作和难度，人是无法达到的，只有猴子才能完成。这些汉砖上的猴子戏车等杂技画面应该是新野的猴艺表演最早的记载。
中国最早有猴戏记载的文献是《庄子·齐物论》：“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这里的“狙”指的是猴子，“狙公”为耍猴的人。
据清人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耍猴儿》里记载：“耍猴儿者，木箱之内藏有羽帽乌纱，猴手自启箱，戴而坐之，俨如官之排衙。猴人口唱俚歌，抑扬可听。古称沐猴而冠，殆指此也。”
张华的《博物志》记载：蜀山“有物如猕猴，长七尺”，能像人一样行走。见到路上的妇女，貌美的便“盗”之离去，人不得知，甚至与被盗妇女生子……在张华的笔下，猴子成了盗贼、好色之徒。《博物志》里记载猴子好色的行为倒是有真实的部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在跟着杨林贵他们在街头耍猴时，我不止一次见到猴子有“色情行为”，有些年纪大的公猴见到身着漂亮裙子的女孩，会去掀人家的裙子，还会对女性翘起红屁股。这时猴子的主人会打骂猴子，制止它这种猥亵行为。
历史上的诗画有的也与猴有关。宋代有《聚猿图卷》《猿鹭图》等。前者刻画群猴形象，惟妙惟肖；后者画一只长臂猴正在抓一只白鹭，而旁边另一只白鹭神情紧张，绘形传神，姿态生动。
近年来，古代书画名家创作的与猴子有关的绘画作品在艺术市场上不断亮相，其艺术价格在拍卖市场上创造了一个个的新纪录。在2011年6月9日举槌的“九歌春季凝翠轩书画拍卖专场”中，一幅北宋旷世佳作《子母猴图》甚为引人注目，估价1.2亿～1.6亿元，最终以3.15亿元高价落槌，加上佣金，总价高达3.6225亿元，掀起本次拍卖会的高潮。
北宋画家易元吉的传世之作《猴猫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与猴子有关的一幅价值不菲的画卷。《猴猫图》卷中描绘一只拴在木桩上的猴子同两只小猫嬉闹的情景。猴子看似刚被主人捕捉而来，面对两只欲与其玩耍的小猫，禁不住好奇心抑或野性大起，伸手抓起一只小猫揣在怀中，惊得小猫咪咪直叫。画面中的另一只小猫则赶紧跳开，但又难舍同伴，遂禁不住回头望之，显现惊惶徘徊状，欲逃不忍，欲救不敢，只能呼唤其伴，陷于两难之境地。猴子的野性未泯、调皮灵性，小猫的天真可爱、惊惧之态，被画家精准地捕获，一一呈现。画法纯用细笔轻色勾勒、梳渲，精细入微，一丝不苟。毛色的鲜润、形象的准确、神态的生动，显示出画家精湛的功力，特别对于猴子善意的恶作剧心理的刻画，更是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