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杨林贵的哥哥想去当兵，村里有人举报，说他父亲去香港耍过猴。结果政审没有通过，哥哥没当成兵。
2003年1月13日，杨林贵和妻子贺群、儿子杨松，还有三只猴子的合影。
2003年1月13日，杨林志（杨林贵的弟弟）和岳母的合影。
在张云尧家的第三天下午，我们正在院子里聊天，50多岁的耍猴人张志忠来了。坐下后，他的上衣口袋里露出一只小猴崽。看到我们这些生人的面孔，小猴崽有些胆怯，伸出头四处张望，不肯离开张志忠的口袋。张志忠说，这只小猴崽出生时母猴就死了，他用奶粉把它喂到一岁多，小猴崽每天都和他形影不离，把他当成了亲人。
张志忠十几岁就开始跟着师傅学耍猴，还清楚地记得师傅教的很多规矩：
首先，每天早晨起来后，不许说“豺狼虎豹”四个字，因为对猴子来说这些都是凶物，如果说了这四个字，耍猴人今天就会不吉利。还有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词语，也必须改说江湖上的行话，如：头发叫“苗须”，鞋子叫“洒落子”，上衣叫“叶子”，裤子叫“脚杆子”，吃饭叫“抿塞”，筷子叫“钎子”，碗叫“叉子”，香烟叫“草条”，白糖叫“憨子”，酒叫“山子”，盐叫“沙子”，猴子叫“跟头子”，老虎叫“巴山子”，钱叫“锤”或“镏子”，锣叫“哄子”，当兵的叫“楞仔”，女人叫“彩儿”，媳妇叫“铲”，姑娘叫“骨朵”，老头叫“老旬”，中年人叫“旬”……每到一处先要问问“地平不平”，意思就是安全不安全。
这些行话让行走江湖的耍猴人能更隐秘地交流，不过如今已经少有人用了，很多40岁以下的耍猴人都未必知道。张志忠还说：
“一根扁担两口箱，猴子驮在肩膀上。”那时候耍猴人被称作“挑子”，一班人就是“一个挑子”。
“挑子”也是有讲究的：箱子分为头箱和二箱，头箱里放置的是猴子的面具、帽子、衣物；二箱里放置的是一些杂物。行走江湖时，头箱必须在前面，换肩膀挑担时也要如此。休息的时候，不能一屁股坐在头箱上—屁股是排污泄秽之地，会使耍猴的收入减少。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箱子里有藏钱的机关，不能让人看出来。要是违反了这些禁忌，掌班师傅就会给予严厉的训斥。
张志忠告诉我：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大概16岁吧。当时耍猴被定为“四旧”，谁家有猴子就在谁家门上写标语—“猴子是有害无益的，它要和人争吃粮食”“猴子对人民无利，要除掉”。
有一天，红卫兵戴着红袖章到有猴子的人家里，逼着主人把猴子打死。没有办法，这家主人拿起榔头打猴子。由于不忍心，第一下没把猴子打死。聪明的猴子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倒在地上后又站起来，给主人敬了个礼。主人更难过了，可红卫兵不干，逼着他再打，第二下就把猴子打死了。我当时就在旁边。这样还不算完，还要把家里耍猴的锣、小车、扁担、箱子通通砸碎。
那时候，一些耍猴人不想打死自己的猴子，就把它们藏在红薯窖里。猴子也很聪明，一听到院子里人声喧嚣，就趴在地窖里不吭声。一旦查出家里藏有猴子，红卫兵就会把猴子的面具、帽子、衣服挂在耍猴人的脖子上，拉出去游街示众，还要开批斗会，给耍猴人定罪。
那时候，在施庵、沙堰、范集等乡镇的十几个村庄里，被红卫兵逼着打死的猴子有上百只。
1970至1976年期间，新野境内只有在遭遇旱灾、水灾、虫灾，地里收不到粮食的情况下，公社才批准耍猴人出去耍猴赚钱，回来后，要按外出的天数每天交一块钱—交一块钱，耍猴人便可以记上10个工分，这样才能分到春秋季的粮食—剩下的才是自己的钱。即使这样，耍猴也能赚不少钱，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赚二三十块，而当时一个工人的月工资是30到60块。相比之下，现在外出耍猴的收入已大不如以前了。
1976年之后，不准外出耍猴的规定开始逐渐放松，但需要先到大队交25块钱开证明，拿到证明，再到乡文化馆盖章后，才能上路。证明上写着：
兹有我大队公社社员×××前往贵地，进行猴戏文化演出，请给予接洽为盼。
“文化大革命”期间，新野的乡村大队还可以给耍猴人开前往香港地区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介绍信，那时候中国人的思想是面向世界，口号也是“解放全世界”，外出的耍猴人被定性为“文艺工作者”。
张志忠是改革开放初期村里第一个外出耍猴的人。1982年11月，他和他的“挑子”从新野一路往南，最后到了中缅边境的云南畹町口岸。他们想看看缅甸那边是个什么样子，但大路上有边防武警把守，每进出一个人都要检查。最终，他们跟着边境的村民，走小路进入了缅甸。
缅甸是个佛教国家，刚到那边，他们没吃的就去寺院。僧人很慷慨，每次都会给他们食物，如果他们没地方住，还会留他们在寺院过夜。缅甸当时正逢泼水节，来看他们耍猴戏的人很多，但这些看表演的人也很穷，大多只能给些大米，即使给缅币，也不值什么钱。于是，他们就把收来的大米拿到边境换成人民币。
就这样，他们在瑞丽、畹町、木姐、南坎等地耍了半个月猴戏，没赚到多少钱就回去了。
张志忠耍猴的足迹遍布了中国的东西南北，每次出去都扒火车，扒了20年，很有经验，只要一看火车头，就知道车是开往哪里的。最远的一次是去新疆，扒火车用了七天七夜。有时候没有厢式火车，他们就扒油罐车。油罐车只有两节车厢的接头处可以坐人，为了防止睡着后掉下去被火车轧死，他们就用绳子把自己绑在火车栏杆上。
十多年前，张志忠在新疆耍猴时，一个当地人告诉他，在巴基斯坦也有一个新野耍猴人，1949年前去了那里，后来安家落户，现在已经是资产很多的商人了。后来张志忠在贵州遵义耍猴时，又有一个当兵的告诉他，在巴基斯坦见过一个新野耍猴人，耍猴人说自己是新中国成立前过去的。这个在巴基斯坦闯江湖的耍猴人究竟是谁，一直没人知道，这也成为张志忠想解开的一个谜。
我们一直聊到傍晚，张志忠准备回家了，这时小猴崽已经和我们耍熟了，愿意让我们抱抱，但一看到张志忠起身，马上又爬回他身上。我说：“你把猴子放在地上，你自己假装跑，看它会是什么样。”张志忠把小猴放在地上，起身就跑，小猴子便在后面追。猴子在平地上根本跑不快，难怪耍猴人都把猴子叫“一里猴”，意思是猴子只要离开森林，在平地上跑不出一里地就会被抓住。小猴子眼看追不上张志忠，索性趴在地上，撅起屁股，脸朝下呜呜叫起来，声音很像小孩的哭声。张志忠心疼地走回来，把小猴抱在怀里。小猴子爬回张志忠身上后，一个劲往他怀里钻，还哼哼唧唧地撒着娇，样子可爱得就像一个婴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