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希望与黑暗相互交织的政治动荡的年代。这一时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平息下来的帝国主义列强，不改侵略的本性，重新调整它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加紧对中国进行新的掠夺与控制。受它们操纵与支持下的国内各派军阀混战连年，弄得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动荡不安，使原本积弱积贫的中国陷入日趋深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然而，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以工农运动为基础的国民革命运动正蓬勃发展，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大众开始觉醒。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给已觉醒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那时的中国，犹如一艘与狂风恶浪奋力搏击的航船，在茫茫的黑夜中寻找前进的方向。灾难深重的中国该往何处去？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只有两条道路：一是继续饱受已陷入穷途末路的军阀黑暗统治，一是全民族觉醒起来，摧毁军阀的黑暗统治。在历史的抉择关头，人民没有选择继续沉默，革命的烈火已熊熊燃起。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酝酿和准备起来的。
（一）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要标志的大革命运动，是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对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一场革命战争。这个新的历史条件，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发动和动员了全国各个革命的阶级和阶层，与国民党组成了民主统一战线，在广东建立了与北洋军阀统治相对峙的新型政权。全国的革命力量，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者，有了一个团结的中心和明确的奋斗目标。因此，这次大革命具有鲜明的人民革命战争的性质。
当时，除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之外，国内所有地区几乎都在北洋军阀以及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的统治之下。军阀之间，各派势力在不同的帝国主义的操纵下，霸占一方，相互争战。北京政府名存实亡，表面上，中国还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中。
北伐战争前夕，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经过几度变迁，形成了三股最大的势力。一股是张作霖的直系军阀，以东北为大本营，其势力扩展到北京、天津以及山东一带，独霸—方；一股是吴佩孚的直系军阀，盘踞中原地区，占领着湖南、湖北、河南全省以及陕西、河北南部；另一股是从直系分化出来而独树一帜的孙传芳，控制着长江下游东南沿海的一大片富庶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此外，几乎每个省都有“土皇帝”式的地方军阀。这些军阀野蛮、残暴、卖国，各有背景，小军阀依附大军阀，大军阀投靠帝国主义。它们践踏着祖国的河山和黎民百姓，拜倒在洋人脚下。“有奶便是娘”，听从洋人的指挥。因而，军阀之间的斗争，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和矛盾。
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残酷掠夺和统治下，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帝国主义在中国掠夺原料，倾销商品，实施奴化教育，残害人民，从沿海大城市到内地穷乡僻壤，无处不受其害。连年不断的军阀战争所造成的兵灾匪祸、苛捐杂税，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中国社会到处是一片农村破产、城市凋敝、民穷财尽、民怨沸腾的凄凉景象。不仅工农劳动群众的生活备受煎熬，广大小资产阶级遭受着失业失学的痛苦，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正如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中所说：“居今日之中国，除少数军阀、官僚、买办、财阀之外，全国人民入则有老幼待哺之忧，出则无立业谋生之地，行者逢掳身丧命之变，居则受举家冻饿之祸，灾害深入水火，因苦甚于倒悬，凡此皆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卖国军阀之窃权之所致也。”此时的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度尖锐，从北方到南方，从城市到乡村，整个中国都似乎布满了干柴，蕴藏着一股反帝反军阀的烈火，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逐步成熟了。
而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集当时各种社会矛盾于一体。
那时的上海，黄浦江上停满了外国轮船和兵舰。码头上客旅川流，熙来攘往，货物上下，纷纭沓至。码头周围，烟馆、赌台、妓院林立。
浓妆艳抹、妖娆轻浮的女人与面色饥黄、破衣烂衫的儿童，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花园洋房与低矮拥挤的破烂棚户，形成了一个难以言状的上海滩。作为中国沿海十分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上海呈现出一派畸形的繁荣景象，人称“十里洋场”。
在上海，有一片很特殊的地界，这就是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列强强行开辟的“租界”，它是独立于中国行政和法律管辖之外的特别地域，被称作“国中之国”。在“租界”内，统治权完全属于外国人，他们可以建造礼拜堂、医院、坟地等，“租界”内的中国居民，是西方殖民者的“臣民”，他们不仅要向殖民当局纳税，而且一旦触犯了殖民者的利益，均要受到严厉惩罚。更有甚者，就连中国人民的诉讼案件，都要由外国人设在“租界”里的会审公廨进行审理、判决。上海滩上，高鼻碧眼的洋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黄浦公园的门口竟然醒目地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侵略中国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对上海表现出极大的兴致，许多轮船公司在此设有码头。上海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他们在这里大量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特别是将鸦片烟进口的大本营从广州转至上海之后，帝国主义者在麻痹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残中国人民身心的同时，将无数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上海，还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各派军阀的必争之地。盘踞东南沿海的军阀孙传芳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占据了包括上海在内的长江下游富饶地区。他依仗英帝国主义的支持，加上拥有以新式武器装备的军队，对上海的广大人民实行黑暗而残酷的统治。为了保证巨大的军费开支，他拼命地搜刮民脂民膏，攫取财富，将战争的代价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
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的上海，资本输出是列强掠夺财富的重要形式。为此，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家在上海开办了各种工厂，直接对中国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到1925年，仅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开设的纱厂就有32家之多。同时，一些民族资本家也相继来到上海开办工厂。上海既有起步发展的民族工业，也有已具雏形的金融基础，还有较为发达的商业贸易系统。这样，在上海就形成了一支力量可观的工人阶级队伍。为了谋求生路，大批破产农民也从四面八方纷纷涌到上海，进入工厂做工。上海成了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20年代，上海有产业工人80万，占全国工人总数的1/3。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双重压榨、剥削下的上海工人，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他们每天超负荷地工作，被折磨得精疲力竭，却只能领取最低的工资；他们生活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还经常被资本家任意克扣工资、滥施体罚，遭受百般虐待和侮辱。
上海的工人，以纺纱工人占大多数，他们的生活状况，最足以代表一般的劳动阶级。据当时的报纸披露，由于物价飞涨，收入微薄，上海的许多纱厂工人维持生计已是难题。他们衣不蔽体，更无房屋可住，只好搭竹棚，架草屋，有的干脆就寄住在船上。每当夏季来临，由于空气不通，蚊蝇臭虫繁生，工人死于传染病的比例很高。至于防火条件，更无从谈起，如遇火灾，工人只有束手待毙。
除工人阶级外，上海的广大小资产阶级同样遭受着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的压迫，政治上没有自由，生活上没有保障。教师“不能传其知”，学生“无以进其学”，职员“难免彷徨失业之忧”，小资产阶级“不堪损失，倾家荡产，比比旨是”。他们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忧心忡忡，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的统治强烈不满。
与小资产阶级相比，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政治上并没有地位和发言权。他们一方面要在洋货倾销、外国资本竞争的夹缝中求生存，一方面还要受到封建军阀的敲诈勒索。因而，一定程度上他们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迫切要求。
由上述情况可见，与全国各地一样，上海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这些矛盾促成了上海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民联合起来，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结成了统一战线，与共同的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
（二）劳工阶级觉醒与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重，反抗愈烈。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开始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抗与斗争。
1919年6月初，正当北洋军阀政府用暴力镇压“五四”爱国运动时，上海工人阶级挺身而出，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大罢工，站到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一线。“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新的觉醒，它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独立地走上了政治舞台，从自在的阶级转为自为的阶级，从自发的斗争转为自觉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工作重点集中在开展工人运动，引导工人阶级走上革命道路。为此，党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掀起了1922年至1923年初的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同时，为了培养优秀工人干部，党先后派遣邓中夏、李立三、刘少奇、刘华、赵世炎、汪寿华等前往上海，开办“平民夜校”、“工人补习学校”，教育工人学习文化，传播革命的道理。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工人俱乐部，建立工会，领导工人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
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为工人运动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次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并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大会选举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邓培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全国总工会的成立，使中国的工人运动有了统一的领导机关，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激起了上海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热情。5月31日，上海总工会也宣布成立，选举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主任。
上海总工会成立后，就立即投入到领导工人阶级进行反帝爱国运动中。1925年，在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6月1日，上海工人开始全市总罢工，参加这次罢工的工人有20多万，同时有5万多青年学生总罢课，绝大多数的商人也实行罢市。当天，成立了工商学联合会，作为统一领导上海人民反帝爱国运动时公开机关。“五卅”运动中，上海工人阶级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激发了各阶层人民的革命热情，点燃起全国各地的反帝怒火，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反帝运动的大风暴。尤其是广东的省港大罢工，25万有组织的罢工工人在苏兆征、邓中夏的领导下，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给了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不畏强暴的无比坚强的革命气概。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联合镇压下，“五卅”运动遭到了失败。1925年9月18日，军阀政府淞沪戒严司令部封闭了上海总工会，总工会主要领导人李立三被通缉。上海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刘华被军阀政府秘密逮捕，惨遭杀害。上海工人运动受到了严重挫折。
此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促进下，全国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力促与帮助下，加上全国爱国力量的响应，广州国民政府开始了以“打倒军阀”为直接目标的北伐战争。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广泛动员起来积极支援北伐战争。反过来，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激发了全国工人的斗志。
“五卅”运动之后暂时处于低潮的上海工人运动，在北伐战争胜利的进军声中重新活跃起来。为了加强对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上海总工会又重新挂出牌子，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也在工人中公开活动。中国共产党著名的革命活动家罗亦农、赵世炎先后到上海，负责上海党的工作。
罗亦农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赵世炎任区委组织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从此，上海工人运动在他们的领导下，再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