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发动起义
夏超挥师进逼上海，工人纠察队枕戈待旦，武装起义一触即发。
就在这样一个绝好的起义时机，身为起义总指挥的钮永健却观望来观望去，迟迟不肯下令起义，再次暴露出资产阶级动摇性的本质。最初，钮永健不同意工人举行起义，说如果孙传芳彻底失败，上海起义将失去对象而成为毫无意义的行动。继而他又提出由工人纠察队首先暴动，企图消耗工人的武装力量。在这些借口后面，钮永健还有自己的打算。
他之所以不同意立即举行起义，是因为他正在与敌军团长王雅之、淞沪警察厅长严春阳进行谈判，久拖不决。其如意算盘是，一旦他们归降，上海的政权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落到自己的手中，借此稳稳控制上海的局势。可是，王雅之与严春阳这时表示归降的意愿，只不过是缓兵之计，目的在等待孙传芳的援军，不到万不得已的局势下，他们是绝不会束手交出政权的。
应该说，上海区委对钮永健的意图当时还不甚了解，时常还不得不对他进行迁就和等待，因为上海区委也没有单独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当时上海区委分析的武装起义的四个条件是：一是孙军倒戈；二是夏超前进；三是民众响应；四是武装准备。其中第一个、第二个条件都是由国民党代表钮永健负责联系，上海区委对其进展情况全然不知；第四个武装准备，上海区委除了组织工人纠察队的群众性武装外，轻信了钮永健，过多地寄希望于他的军事力量，因为上海工人纠察队还没有成为一支足以推翻军阀统治的武装力量。到了决定武装起义的关键时刻，上海区委仍处在进退维谷的矛盾之中。虽然觉察到资产阶级对武装起义已经发生动摇，又不能与他们中断联系。同时，虽然预料到了武装起义有可能失败的危险，又不能挫伤工人群众高涨的革命积极性。钮永健看准工人武装方面的弱点，故作姿态，乘机要挟，要共产党将工人武装的全部实力向他汇报。为了使钮永健尽快地决定参加武装起义，上海区委只得把工人纠察队的实力以及共产党在海军中掌握的力量，向钮永健交了底，他才同意制订共同行动的计划，并且由他来把握和决定起义的时机。
但是，由于钮永健在起义时间上一拖再拖，至10月21日后，起义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从夏超10月16日宣布独立到10月21日，正是武装起义的最好时机。因为这一时段孙传芳主力远离上海，夏超“独立”，江西战局不利，福建地方军阀倒戈北伐军，孙传芳腹背受敌，四面楚歌。为了扭转局势，孙传芳以退为进，一方面向北伐军发出“和平”通电，声称“目下非停战不足以言和平，非息战不足以谋国是，彼方何时休战，我即何时撤兵。”并于10月17日派遣参谋蒋方震去与蒋介石商谈“和平”条件；另一方面，他又假意应允浙军回浙，同意浙江自治，以“和缓”局势，争取时间，调动军队，准备消灭夏超。他还密令上海的王雅之、严春阳稳住局势，防止上海发生动乱。暗地里急调孟昭月师入浙，以十五旅旅长宋梅村为前敌总指挥，偕同从镇江调回的七十六混成旅李宝章部及驻上海的十三团王雅之部，开赴淞江。由于钮永健一拖再拖，使得夏超处于孤立的境地。待一切布置就绪后，20日孙传芳下令进攻嘉兴，21日孙军直逼嘉兴。夏超部队主要是由警备队改编，缺乏正规作战经验，防守阵线很快被孙军冲垮，夏超本人逃亡。于是，浙江“自治独立”的闹剧就这样昙花一现，匆匆结束了。钮永健炮制的起义计划，实际上已经破产。
但是，由于交通不便和消息闭塞，上海区委一直不知夏超兵败的详情，所以仍然与钮永健共同商定，将起义的时间定在10月24日凌晨。随之，上海武装起义指挥部与工人纠察队都进入战斗状态。按照最初商定的计划，武装起义首先是进攻各区警察署，夺取警察的武器武装自己，然后集中力量对四个重点目标进攻：制造局、闸北、南市、浦东。那时，帝国主义国家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横贯外滩以西的中心地带，把上海市分为南北两区。按照原定起义的计划，在南市区以钮永健的武装为主，南市区靠近法租界，钮永健的指挥机关与武装部集中在法租界，便于发动。南市区的工人纠察队和法租界的市政、法电公司工人纠察队配合，同时攻占高昌庙制造局和孙传芳部队驻龙华司令部、督办公署以及淞沪警察厅。闸北区与沪西、沪东为邻，是上海工人集中的地区，以工人纠察队为主，攻占各区警察署后，集中力量攻取北火车站。在浦东区以码头工人纠察队为主，主要目标是攻占沿江码头，接应海军起义，然后配合南市工人武装会攻高昌庙制造局，夺取敌人的武器弹药库。
当上海区委得知夏超兵败的确切情报后，此时形势已变，万分危急，起义胜利的可能性已经丧失，上海资产阶级的热情也已经消退。其实，这时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消息也已被泄露，淞沪警察厅长严春阳得到了有关起义的计划后，亲自披挂上阵，部署兵力，镇压工人武装起义。
23日夜晚，上海的马路上到处都有巡逻队持枪巡逻。高昌庙兵工厂、火车站、码头等起义攻打的目标都派有重兵把守，连租界的巡捕也全副武装在租界的各个路口进行戒备。在这种情况下，起义领导机关未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后又因上海区委得到了北伐军在江西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传说北伐军已经占领九江，区委认为孙传芳可能彻底垮台，发动武装起义的条件仍然存在。这时，广大工人纠察队的工人群众还不知道夏超失败的消息，参加起义的热情仍然很高，他们持枪待命，准备随时向敌人发起总进攻。
10月23日晚，工人纠察队在指定地点待命，等候钮永健方面的兵舰开炮作为起义的信号，准备由浦东地区码头工人纠察队首先进攻枫林桥水上警察署，继而袭击高昌庙兵工厂，然后占领军阀走卒李宝章驻地的龙华敌军司令部。可是，一等再等，直到凌晨三四点钟，也没有听到炮声。这时，警察发现了部分起义部队，开枪向队伍射击，队伍很快散开。24日凌晨，中共上海区委向工人纠察队下令停止起义，并立即派人分头通知各区的工人纠察队。大多数工人纠察队员接到了停止行动的命令，有组织地退却了。也有一些人没接到命令，在指定地点等候军舰的炮声，直到清晨也未听到炮声，只好分散撤退。只有南市区的工人纠察队未接到停止武装起义的命令，也没听到炮声，就按时向斜桥、大木桥、日晖港的警察署发动了攻击。除在日晖港缴获4支步枪，俘虏7名巡防队员外，其他都因反动军警火力太强，寡不敌众，不得不撤出战斗。
在起义过程中，共产党员、上海工人起义指挥部技术总指挥、南市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奚佐尧被巡防队逮捕。浦东区工人纠察队指挥部被警探发现，浦东工人纠察队总指挥、上海码头工会委员长陶静轩等6人被抓走。24日当天，孙传芳的心腹李宝章率部队进驻上海，残酷镇压起义工人。百余名工人纠察队员被逮捕，大批工人被资本家开除出厂。奚佐尧被捕时，勇敢地承认自己是工人起义人员，为避免家属与同志受牵连，他化名为李佐人，拒绝“招认”起义的领导机关和“同党”。虽然受到残酷的拷打，他仍大声揭露军阀的罪恶，表示出大无畏的精神。
10月26日，奚佐尧英勇就义。在狱中，敌人对陶静轩施以酷刑，妄图从他的嘴里抠出情报。陶静轩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11月16日，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他慷慨激昂地向沿途群众控诉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罪恶，劝告行刑士兵不要再当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走狗，然后，从容就义，牺牲时年仅36岁。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这次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10月24日，起义失败的当天下午，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了主席团会议，研究起义失败后的工作及继续斗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李泊之、尹宽等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25日起，上海区委分别召开了主席团和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活动分子会议，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经过总结，罗亦农将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点：一是起义没有与夏超起义相衔接，时机掌握不当；二是过于依赖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因此失去了主动的地位；三是技术准备不足。从这些经验中共产党人认识到，武装起义绝对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真正应该依靠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是工人阶级从政治罢工发展到武装斗争的一次尝试。这次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依然是很大的。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准备的暴动，这在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的。虽然是小小地尝试了一次，但从中获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同时，这次武装起义动摇了反动军阀的军心。事虽不成，但敌人已骇得手忙脚乱，军阀孙传芳的垮台，与这次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外，这次武装起义给广大的被压迫民众以极大的兴奋剂。一直以来，广大民众在军阀残暴的压迫下，束手无策。现在民众可以参与武装暴动，直接打击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军阀。所有这些，对上海工人第二次、第三次武装起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上海暴动的第一幕已经结束，第二幕马上就要上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