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方面，那些完成自己的先辈们所没有完成的事情的人赢得了革命的称号；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
——保罗·高更
在1966年的感恩节，何塞遇到了24岁的知识分子米里亚姆·塔可夫，她是一名来自纽约的犹太艺术家。有一次，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鲍勃·所罗门和他的妻子艾尔克组织了一场聚会，艾尔克是艺术史系的一名图书管理员，在窗口工作。在那次聚会上何塞与米里亚姆·塔可夫相识。
穿着手工缝制的有迷幻效果的橙色和紫色针织衣物、带着十足的幽默感、机智敏捷的米里亚姆立刻给何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刚从密歇根州大学毕业，获得了艺术史硕士学位的米里亚姆刚和工程师迈克尔·佛德伯格离婚不久，现在和母亲伊迪丝一起住在纽约的上西城。母亲伊迪丝是一家著名的社会主义文学杂志《歧义》的一名助理编辑。米里亚姆的父亲奥斯卡刚刚去世不久，生前是一名剧作家，与著名作家索尔·贝娄是挚友。由于有很多共同之处，何塞与米尔亚姆很快成为朋友，可是，感情方面他还是想着帕米拉。
1967年1月24日，米里亚姆打电话给何塞，并祝他28岁生日快乐，之前她刚打过电话，这时，何塞意识到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表的联系。电话过后没多久，米里亚姆就来普林斯顿公寓看望他，一看到他的绘画作品《知觉之门》，米里亚姆就说：“哇，这些不是现代艺术博物馆里的收藏品吗？”
何塞有时去纽约看望米里亚姆，有一次他在纽约上西区发现了尼古拉斯·罗列赫博物馆，立即喜欢上了他的作品，尼古拉斯·罗列赫是俄罗斯画家、诗人，他也是喜马拉雅山的旅行者。他的画作富有文化和精神价值，何塞觉得他的作品非常鼓舞人心。罗列赫的艺术作品力求在现代世界中找回失去的神秘感，这令何塞惊叹不已，他的作品对何塞为之毕生奋斗的事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通过对艺术史发展过程中不同风格变化的调查，28岁的何塞得出的结论是，他正生活在“时间终点”上。仔细考虑了许多神秘结构后，何塞认为这个“时间终点”实际上就是“卡里纪”：铁器时代末期阶段。在印度教的宇宙学中，卡里纪是第四个和最后一个时代，即“黑暗时代”，相当于西方传统中的铁器时代。凭直觉何塞感到庞大的周期结束阶段已经迫在眉睫。何塞在读研究生阶段，读了罗德里·克塞登伯格所著的《史后人类》（1957）和米尔恰·伊利亚德所著的《永恒回归之谜：宇宙和历史》后，他就对这个概念有了模糊的认识，后一本著作将历史定义为失去天恩。唯一的希望就是让人们的愿景重现，也就是伊利亚德所说的“大回归”。
何塞迫切地觉得应该传达这个信息，因此他设想了一部不朽的文学作品，名为《新魔法之初的艺术》，这种想法是在绘制《知觉之门》时第一次产生的。融入了较高的愿景，他注意到过多的传统和创新，已使历史本身疲惫不堪，一些全新的事物应该引入到人类的思想之中，必须有一个新的法术以提升人性——一种超越现有文明的法术。
在普林斯顿大学，何塞见到了汉弗莱·奥斯蒙德，他使阿道斯·赫胥黎接触到了精神药物，他也是第一个杜撰“与幻觉有关的”（显示内心想法的）这个词的人。这时候，奥斯蒙德在新泽西州神经精神研究所工作，距离普林斯顿大学不远。这里是国内仅有的两个可以进行合法研究迷幻药剂的机构之一。
与汉弗莱一起工作的是一个名叫杰夫·林茨的年轻人，他是艾丽丝·贝利的学生。1967年杰夫给何塞推荐了贝利的深奥著作。何塞也在研究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作品，并偶然发现荣格“与灵魂相关的曼荼罗”的观点。荣格在他的自传《回忆、梦想与思考》中写道：我发现一切，我走过的所有的路，迈过的所有脚步都回归到一点，即终点。
1967年关于曼荼罗的信息还很少，如果能找到一些，何塞就高兴不已，他把自己的发现保存在一个文档里以备将来之用。在普林斯顿大学第一年快结束时，何塞获得了上课的机会，这是他最喜欢的，等到第二年年末时，他的讲座更多了。他给学生讲授关于巴洛克、现代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中世纪的艺术，还有希腊和罗马的古代艺术。这些都不是他的选题，但他总是挑战自我，努力学习新鲜事物。
在课堂上，他经常发表反对战争的演讲。1967年春末他参加了纽约聚会，这是先前旧金山聚会的延续。这一活动吸引了数千人参加，集会上涌现出自发性的艺术活动，鼓声震天，还有很多人吸食大麻，而且美丽的恋人们也表达着对彼此的爱。
在这之后发生了臭名昭著的五角大楼游行示威活动。何塞和数千名和平主义者，一起登上了数十辆从纽约开往华盛顿的汽车，在华盛顿他参与到广大群众的游行示威活动中，他们一起穿过华盛顿特区的大桥，来到了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接着人群涌到了五角大楼前，此时的五角大楼已经被示威者（被称为嬉皮士，嬉皮士中的激进派）的平板卡车所包围。示威者们涂得像土著居民一样，高声呼喊“驱除五角大楼内的妖魔”，正当何塞与其他的和平主义者们跑向五角大楼，想要加入艾比·霍夫曼领导的示威活动时，直升机猛扑下来，用催泪瓦斯喷射人群。
不久，警察赶到并驱散了人群，政府动用军队力量来结束游行示威活动。游行者们大部分被迫沿着原路返回到华盛顿，很多人边走边说，“让我们回家看电视转播去吧”。
1967年秋何塞与艾琳娜办理了离婚手续。不久，米里亚姆搬进了他在普林斯顿的公寓。米里亚姆也研究艺术史，对于现代艺术她的想法与何塞颇为相似。二人对文化、艺术和政治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他们的思想领域很快转移到创意表达方面来。沉浸于迷幻亚文化中的何塞与米里亚姆发现，他们喜欢在同一块画布上面画画。他们的绘画风格也渐渐融合在一起，以求创造一部更加突出的作品。他们试图建立一种“卓越的匿名艺术形式”，并在未来数年内被证明是成功的实验，这样二人的性格能够取长补短，创造更高的目标。何塞与米里亚姆感觉他们仿佛是长有四只手的一个人，并把自己看做是一个二人摇滚乐队，并取名为“组合地毯”。很快，他们的作品向仪式艺术表演方面进军。
不满足于只是创作一些挂在墙上的作品，何塞想要营造整体环境，以便通过艺术形式来改善人们的看法，开辟一条通往更高的宇宙思维的道路。继五角大楼游行事件之后，他开始尝试创造“偶发艺术”形式。
1968年3月25日，29岁的何塞发起了一次被称为“转型”的街头事件。这次事件得到了米里亚姆，还有艺术评论家基因·斯文森和表演艺术家安·威尔逊的帮助，此外还有20多个他的普林斯顿研究生同学的帮助。事件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之外举行，其目的是提醒大家对怀旧行为的关注。此次怀旧行为名为“达达，超现实主义及其遗产”。“达达”最初是带有革命意图的反正统流派的艺术，它是一种街头艺术，而不是藏于博物馆里的艺术。何塞的团体成员们身涂彩绘，带着五颜六色的面具，他们还制定了规则，挥舞着旗帜，欢快地沿着街道游行。他们尽力诠释的是——真正的生存艺术仍然发生在街道上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不是局限在博物馆里。
与此同时，一个大型的反战抗议活动也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外进行着，参与人士都是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富人。抗议活动是针对博物馆董事会支持越南战争的立场发起的，其中包括洛克菲勒家族。为防止发生暴力事件，警察也赶到现场。
何塞与他的成员们打算举行一次和平的示威活动，“转型”活动很快演变为声势浩大的事件。尤其是吸引了大量的媒体，正如何塞自己所说的那样，把媒体部门从关注反战示威活动中转移到“亲艺术，亲生命的事件”中来。《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以及纽约当地的众多媒体纷纷报道了此事，甚至把何塞和他的成员们描绘成“激进的迷幻嬉皮士”。尽管有相当一部分媒体把这一事件称为“闹剧”。但是当时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领袖人物萨尔瓦多·达利，在事件之后第二天早晨的《纽约时报》上发表声明支持这一行为。达利在文章中说：“那些嬉皮士们有正确的思想理念。”
这标志着何塞开始对戏剧表演艺术产生了兴趣。随后在1968年4月，他和米里亚姆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艺术博物馆展出了他们的曼荼罗作品。
何塞的芝加哥大学同事罗伯特·平库斯·威藤已经成为一位著名的艺术评论家。何塞把很多照片和作品的幻灯片寄给了他。当他打电话询问罗伯特是否可以评论一下他的作品时，罗伯特回答说：“我不知道你究竟是怎么了？你曾经有良好的分析能力，现在你跑来跑去，像个疯狂的人，我不可能对你的作品给予任何评论！”
大多数当代主流艺术家都对他的绘画作品感到震惊。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何塞正试图描绘一种关于现实的神圣秩序，而其他人正致力于建设具有现代风格的词汇。很多人说他的作品看起来好像没有经过“润色”或者根本就没有“完成”。但是何塞清楚，一个真正的千年梦想已经来到。他说：“不，我敢说有一种神圣的现实存在，而你们，虽然称你们自己为艺术家，实际上是懦夫，因为你们不敢接受一个艺术礼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