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的结构与“包袱”
崔琦
2001年，相声作家梁左英年早逝，痛惜之余，我为他写了一副挽联“自结构找笑料高人一等，从生活挖题材入木三分”--这可以说是我对梁左相声创作的评价，也由此引发了我对相声创作的一些思考。
相声创作的不景气已经有些年了，首先感到困惑的是作者：现在的观众爱听什么呢？怎样才能让人们乐呢？绞尽脑汁、搜索枯肠，却几年找不出一剂灵丹妙药。
然而，尽管几年出不了一篇好作品，可人们还是爱听相声，勇于写相声的也不乏其人。每次征文或大赛，收上来的作品有时竟也有数百上千个，但好作品仍似沙里淘金。
那么，毛病究竟出在哪儿呢？我以为有如下原因：一是社会发展快，作者的新知识、新信息、新情况、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赶不上观众的水平；二是深入生活不够，写出来的语言没有老百姓的顺口溜儿、大白话儿来得生动和切中要害；三是囿于传统手法组织“包袱”，既肤浅又缺乏新意。
人们常说：相声是语言艺术。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部分。相声不是纯粹的语言艺术，它是运用说、学、逗、唱等诸多技巧，通过刻画人物、组织“包袱”，达到给观众以笑的艺术享受这样一个目的。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也常常能读到一些业余作者写来的相声作品，有些作者就是由于缺乏生活，没有巧妙的构思，以为说些触及人体感官的话就能使人发笑，如“尿裤子啦！”、“放了个屁”、“好汉子架不住三泡稀”，等等。殊不知，听了这样的词句人们不仅笑不出来，而且还会感到讨厌和恶心。比这类令人作呕的俗词稍强一点儿的是掰吃文字，试举两例：
其一：
甲：后来我就上调了。
乙：别自杀呀？
甲：谁自杀了？
乙：你不是说“上吊”了吗？
甲：我由处里调局里去了。
乙：哦，这么个“上调”呀！
其二：
甲：对过儿来个人，我一看认识。
乙：谁呀？
甲：孔老二。
乙：孔老二？
甲：就是我们街坊孔家那二小子。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手法过于简单和小儿科，说出来让人听着可怜。谁要在台上说这样的相声，观众不仅不乐，还会在心里说：快下去吧，别受这个罪了。
这里，我想还应说一说“包袱”和“笑料”的不同。不少人（包括一些相声行内人士）都认为“笑料”即是“包袱”，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什么是“笑料”？甲用扇子打乙的头一下，饭店服务生不小心把蛋糕扣在客人脑袋上，或相声中常用的“掉凳”等，都会引人发笑，但这只能是“笑料”，而不是“包袱”。什么是“包袱”？人们都熟悉马三立大师的《逗你玩》，说一个聪明的小偷，对一个不聪明的小孩儿说自己名叫“逗你玩”，小偷偷衣服时，小孩儿叫他妈“有人拿衣服了！”他妈在屋里问“谁啊？”小孩儿说“逗你玩！”小偷又拿裤子了，小孩儿又叫他妈，他妈在屋里又问“谁啊？”小孩儿又答“逗你玩！”。小孩儿是说，那个叫“逗你玩”的人把衣服、裤子拿走了，可他妈妈却认为这孩子淘气，跟妈妈在逗着玩儿。经过两三次的铺垫，待小偷把床单等大件儿都拿走了，妈妈出来问这是谁拿走的？小孩照旧回答“逗你玩”，抖响“包袱”，既在意料之外，又于情理之中，这是单口相声中一个十分典型的“包袱”。当然我们不否认“蛋糕扣脑袋上”的镜头也是编剧写出来的，但这种“笑料”用不着像组织“包袱”那样进行细密的铺垫，也无须把最终要表现的东西掩盖得严严实实，且不必讲究什么“情理之中”，只要能搞笑就行了。可见，“笑料”和“包袱”虽然都能使人发笑，但它们毕竟还是有区别的。
通常一个相声段子，至少要由几个、十几个或更多的“包袱”（也包括“笑料”）组成。“包袱”从哪儿来？不是作者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从生活中挖掘、积累、提炼，经过“再加工”而产生的。这里边当然需要技巧，有位作家说，为琢磨“包袱”，“把脑袋都憋绿了”，可见相声创作之难。以笔者几十年感受之见，与其冥思苦想地琢磨单个儿的“包袱”，不如在选题上下大功夫。
我以为，一个好的相声作品，应该有一个好构思、好点子，先从选题和结构上站住脚。有一位电影艺术家说过：“编剧和导演提出来的问题，必须是观众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样的电影、电视剧观众才爱看。”相声也是如此，作者的点子和巧妙的构思，都应高观众一筹，以后的问题就好办了。一段相声作品的总体结构具备了喜剧因素，形成一个“载体”，那么，再往这个“载体”中装东西就容易多了。也许本来一句很平常的话，在特定的时间、环境中说出来，也会让人听着可笑。
这方面我很佩服梁左，他就很善于从结构上找“包袱”。最典型的就是《虎口遐想》、《电梯奇遇》和《小偷公司》这三个段子。
严格地说，《虎口遐想》和《电梯奇遇》这两篇作品在构思上有些雷同，作者设定的载体，一个是“不易逃生的老虎洞”，一个是“上下够不着的坏电梯”。异曲同工，仍表现出了作者的高明。试看其中的语言：
“附近没有电话？通讯设备这么落后，帝国主义要是突然袭击，我们应付得了吗？”
--《虎口遐想》
“去，打盆热水，给他洗洗脸，一脸鸡蛋汤，多埋汰！花三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
--《电梯奇遇》
以上的两段话，应该说是很平常的。从字面上看并不可乐，但由于有了“老虎洞”和“电梯”这样的特殊环境，同样的话就会变得使人忍俊不禁了。在生活中，我们如果征询朋友的意见“哎，某姑娘是不是看上我了？”这话一点儿也不可乐，因为这是在正常情况下的正常谈话。而在相声《虎口遐想》中就不同了，演员姜昆（作品的主人公）听到一个女孩的叫喊，想入非非地问“哎，这姑娘是不是对我有点儿意思？”--性命之虞尚且悬而未决，还能有这个心思，自然让人觉着可笑。
《小偷公司》不同于以上两篇作品，这是作者独辟蹊径、构思绝妙的又一佳作。这个段子有点儿像《贼说话》。干小偷这一行的，本不可张扬，但作品中的小偷们，不仅成立了公司，而且还机构庞杂、“规章制度”齐全，居然成立了“保卫科”和“纠察队”，要偷点什么东西还得层层审批。逐级画圈儿，甚至还有“贼发1988年9号文件”，成立“亚运村偷包子临时总指挥部”……臃肿的机构和繁杂的审批手续，贻误了这次偷窃计划的“战机”，最后被警察一网打尽。这时的小偷，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的罪有应得，却像煞有介事地冒出一句政治性很强的叹息“官僚主义害死人哪！”此语一出，让人没法儿不乐。
谁都知道，生活中当然不会有什么“小偷公司”，这个段子的立意很清楚，就是讽刺单位内普遍存在的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的社会现象。但作者并没写生活中的某一工厂、学校、商店、机关，而是虚拟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小偷公司”，有了这样的载体，“包袱”甚至不用人为地去组织，本来很正常的事情，放到“小偷公司”里就不正常了，如某个大商厦为防止商品丢失而成立了“防盗办”，这很正常，绝不可乐，但明明是贼窝，却还偏要成立什么“防盗办”，不是“包袱”，也成笑料。生活中，大家都有“办事难”的体会，不论办什么事，打报告、审批、填表、盖章，人们早已习以为常，有的相声段子甚至用“贯口”把那些烦琐的手续像“报菜名”似的说上它一大串儿，但观众仍然不笑。因为生活中就是这样，即使夸张一点儿又有什么可乐的？可这套审批手续用在“小偷公司”里，效果就大不相同了，街上发现个有钱的妇女，本来想偷，但该下手时下不了，先得向公司请示……这事情谁听了也觉得好笑。“包袱”是现成的，甚至连“信手拈来”也不用，哪儿来的？是总体结构的喜剧因素提前就赋予的。一段相声（其他形式的文艺作品也一样）的成败或是否精彩，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好点子、好结构。有些作品，一听内容，就能想象它是不是可以引人发笑。生活中，老师帮助落后学生提高成绩，加班加点、废寝忘食、累垮了身体……这样的事情无疑是值得称道的，可以让老师戴红花、作报告。但要以此为题写相声就太难了，你即使怎么精心组织、设计，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往一块儿扯，也很难拼凑出什么像样的“包袱”来。原因很简单：这事情本身可能很感人，但它是正常的，其内涵和外延都不具备喜剧因素。所以，谁要选这样的素材写相声，无疑是自讨苦吃。换句话说，不是什么题材都可以用来写相声。时常见到有些业余作者，以上述类似的题材写了相声，然后找到专业相声作家求助说：“我这段相声‘包袱’太少，你帮我加几个‘包袱’吧！”遇到这种情况，专业作家往往感到无能为力，“包袱”不是想加就能“加”上的。写任何作品，都忌讳“无病呻吟”，写相声如果题材没选对，就很容易“没乐儿找乐儿”，硬加的“包袱”让人哭笑不得。而我认识的一位相声作者，构思了这样一个情节内容：某女看到别人家的男人都有情人、傍家儿，认为人家老公有本事。再看自己的这位先生，工作、长相，哪样儿也不比别人差，可就是没一个女人跟他说句玩笑话，老实得有点儿窝囊，让人着急。某女觉得在邻里之间“很没面子”。怎么办？有了，她主动给丈夫找“小蜜”，让自己的老爷们儿也潇洒一回，省得出来进去的让人看不起……我想，作者如果按着这个构思去写，怎么发展都可乐，因为“妻子主动为老公找情人”，这事情本身就违反常规，是一个大的喜剧框架，在这种特定的结构中，很普通的一句台词，说出来或许就是个“大包袱”，因为它符合相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艺术规律，这样的作品，写出来、演出来，效果应当不会太差。
相声创作的实践证明，巧妙的结构并不是轻易可以琢磨出来的，要靠丰富的生活底蕴和脱俗的悟性。结构高明，“包袱”已在其中，作品应该说成功了一半儿，再经过反复锤炼、精心加工，事半而功倍，定会取得较好的艺术效果。
（原载于2001年10月《曲艺》杂志，
获北京市文联文艺评论优秀奖）
相声能不能不说
“shǐ”、“niào”、“pì”
崔琦
首先需要解释一下文章的题目，因涉及三个不雅之词，故用汉语拼音代替。这三个字是同一部首，“尸”字下面分别为“米”、“水”、“比”，这样的字眼儿说出来难听，写在纸上看着也不舒服，所以用拼音代替，您知道这是三个什么字了吧？
言归正传。现在北京小剧场相声演出如火如荼，方兴未艾，二十多家相声园子遍布四九城，喜爱相声的观众越来越多，相声演员队伍也在不断扩大，这对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发展相声艺术无疑是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