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没有比获得幸福更可贵的事情了。但是中国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总是尽可能地苦中作乐。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有着极强的忍受病痛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被看成一种心理上的斗争。很多时候，西方人对这种能力表示无法理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即使实际情况明显表示毫无希望可言，中国人也不会因此而表现出失望之情，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抱任何希望，所以也就无所谓失望。在他们身上，我们想象不到他们会有激动的时刻，这或许也是大多数民族的特性，这一点在19世纪末的中国体现得更为强烈。他们不会为将来作打算，即便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一个光明的时代”。
毫无疑问，中国人在这方面所体现的美德，仅仅用“忍耐”一词来概括是远远不够的。只要想一想他们在遭遇不幸之时所表现出来的平静，就足以令易于冲动的西方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称之为“常乐”的人生状态，或许就需要这般永恒的好心情。在此我们会提出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以帮助读者了解中国人的这一特性的可贵之处。中国人的“知足”，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所拥有的一切的想法都一成不变。对于这一点，在谈及他们的保守观念时已经涉及了，这在我们考察他们的体制时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们并没有变革体制的打算。毋庸置疑，在许多中国人身上都能够发现这一点。这种对待社会的态度，我们称之为“保守”。和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并没有表现得更为特殊。
显而易见，中国人的这种观念自古传承，已经根深蒂固了，并且非常有利于压制人们对命运的不满。中国人已然知道这其中的种种罪恶，却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他们也不会意识到需要变革现有的体制。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的思想和行动上的真正主宰者，别的国家则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对“中华民族现有的体制是最佳的体制”这样的观点深信不疑。中国漫漫历史长河中的种种史实也向他们举出了确凿的证据：改变现有的国家制度可不是件好玩的事情，即使搭上性命也很难做到。历史上“血的教训”使中国人越发变得保守。
现在，人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中华民族有着严重的宿命观念，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经典读物“四书五经”中，就有大量谈论有关“天命”的篇章。并且在实际生活中，中国人谈话的内容也常常涉及“天意”。这种情况和我们谈论上帝的情况差不多，但本质上却完全不同。在我们看来，上帝创造了万物，并对所有的生灵付出了无私的关爱，与人类有着明确的关系；而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天”是主宰万物的神，高于一切生灵，与人类没有具体的关系。总而言之，“天意”就是一种被主宰的命运。形容“命好”或者是“命不好”，这种表达类似于童话故事里“好精灵”与“坏精灵”的概念。无论是好是坏，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天意”。
中国的各种占卜、巫术和算命，都有着极其复杂的因果联系与操作过程，是各种自然力与人力综合后所产生的结论。很多算命先生就是借助这样的理论来谋生的。虽然这种迷信的影响力会因为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它都会在老百姓固有的观念的基础上，在实际生活中产生影响。遭遇不幸的中国人经常会用这样的话来解释不幸：“这就是我的命。”这样的观念必然会得到失望的结果。有着这种观念的人，特别是中国人，要想重新振作起来，他们通常不会去抗争，而是企盼将来的某一天会时来运转。中国人看起来并不像土耳其人那样对“真主的旨意”深信不疑，或许两者的“命”确实不一样。然而，如果想让中华民族这样笃信宿命论的族群翻身与命运作最激烈的较量，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天定”，抗争是没用的。
历史会用事实教导人类--这是古代希腊人的智慧。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中国人以他们的历史为鉴，他们从历史中获得的教育使他们形成了因循守旧的性格。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只依靠自己的经验来获得发展，就像一个人或许对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十分明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个“万事通”。正因为视野的狭窄，使得中国人的知识十分有限。像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16世纪的基督教改革、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现代科学的诞生，等等，中国人对此都是一无所知的。世界上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深深地影响着各个国家，并且增进了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与联系，人权的观念也得到传播，但是面对世界的万千变化，中国却丝毫不为所动。
在守旧的人看来，提高现有的生存条件并不见得有什么实施的必要。国家可以运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相关原理来提高行政能力，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样的想法，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程度，有些人还比不上我们十字军东征时代的祖先。即便他们有所认识，也不会真正应用起来。只有在亲眼目睹别人由此获得的成效之后，他们才会动心。
遗憾的是，大多数的中国人还没有见到过这种实际的例子，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或者说是根本没有兴趣了解其他国家的现况。除此之外，那些对其他国家略有见闻的人，本来可以进一步考察，却受到保守主义观念的束缚。在中国，很少有什么变革会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一些有实力做这方面改革的人，却从不会为这样的事情出力。人民无法对此表露真实的意见，稍稍流露出不满的情绪，就会受到血腥的镇压。因而，从推动社会变革的角度看，中国人的保守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主力”。
中国人的实际经验告诉他们，变革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在眼界开阔的外国人看来，要使中国人摆脱不幸的生活，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迁移。根据我们的推测，这也是中国人最易于实施的方式。然而从中国人恋乡的观念上考虑，这又是不可能的，谁能让中国人主动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远离祖坟而远走他乡呢？在孔圣人的教导下，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通常情况下，中国人很少会对存在于远方的财富动心，除非是万不得已。
中国人的生活理念是：生于斯，长于斯。好比落地生根的树木，一年年开花结果，生命结束后归于地下的黄土。即使是离开故土的中国人，也总是希望能够衣锦还乡，死后葬于祖坟旁。只要中国人一直固守“死在子孙脚下”的恋土情结，这一观念就会一直阻碍中国人采取积极的行动与命运抗争。由此可见，让中国人实施迁移以改善生存现状的计划是绝对行不通的，或许只有“老天爷”才有能力做到这点。本能地安于现状，减轻了命运对他们的压迫感。
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中国人安于现状这一特质的讨论，因为缺乏西方与之相对比的特性，所以没有深究到底的必要。中国人生来易于满足，好比鱼儿因畅游而生双鳍，鸟儿因飞翔而生双翅一般，这是本能的需要。中国人天生吃苦耐劳，忍耐而坚定，易于管理。他们那绝无仅有的耐性与超强的忍受能力，源自他们对病痛的无力感。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敏感，似乎缺乏敏感的神经系统，但却具备像鸵鸟一般超强的消化系统。综合以上种种原因，加上一些没有提到的因素，面对恶劣的环境，中国人只会尽可能地屈从环境，而不是气愤地用脑袋撞墙，因为他们清楚这样做毫无益处。这正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救不了的病，只有硬扛着。”总而言之，在任何环境下，中国人都懂得如何去适应，无论是富日子，还是穷日子。重要的是知足。
中国人的“常乐”特性被西方人看作是一种民族的特性，这建立在他们“知足”的基础上。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没有比获得幸福更可贵的事情了。但是中国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总是尽可能地苦中作乐。一般的中国人不会很挑剔，他们应该是最受主人欢迎的客人，他们不会挑剔吃饭的地点，不会挑剔饭菜的口味。即使是那些生活状况非常恶劣的人，也都泰然处之，这看起来似乎让人无法相信。
中国人十分愿意交朋友，这一点或许也是他们保持“常乐”性格的原因之一。与此相比，盎格鲁－撒克逊人则显得格外独立。聊天是中国人最喜欢的一种消遣方式，不管是熟识的人，还是完全陌生的人，都可以聊得很投机。通过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中国人能够排遣种种不幸所带来的伤痛。
侍弄花草也是中国人常见的一种爱好。他们以此来美化简陋的生活环境。中国有句俗话：东西虽然不多，但能物尽其用。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我们免不了会抱怨中国仆人的种种不是，但他们对此经常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态度，长时间坚持帮助别人，毫无怨言；或许他们觉得这根本就没什么好抱怨的。
中国仆人总在哀叹自己的命不好，还经常因此遭到同伴的嘲笑。我们由衷地赞赏中国人的勤劳。必须着重说明的是，常常有人为省下一点点灯油钱，而摸黑纺线到凌晨，却从不叫苦。他们不分昼夜地工作，视辛苦为应该的事情。有些人从事的是最辛苦的职业，像苦力、纤夫、独轮车夫等，但他们从不对辛劳的工作抱怨过一句话。哪怕只能休息一会儿，他们也会非常满足地停下来歇一歇。他们对恶劣的伙食也表现出最大的喜爱。任何一个热衷于观察生活的旅行者，都会注意到中国劳工的这一特点。
《华西三年》的作者谢立山先生在描述长江上游地区的情况时写道：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纤夫。除了乐师和潜水员之外，几乎所有身强力壮的青年都愿意到江岸上拉纤，他们吃饭的时间从不会超过一刻钟，但没人为此而发脾气。
在立德先生的《长江三峡之旅》中也能见到类似的记述：
为我们拉船的五个纤夫，手脚并用地在凹凸不平的石滩上艰难地行进，一寸一寸地拉着船逆流而上。我被眼前这些可怜的苦力所表现出的忍耐与刚强所折服。纤夫们拉两个月的船只能赚到两元钱，一天三碗糙米饭，外加一点儿烂白菜，每天从早拼到晚。
我认识一位为外国人干活的车夫，他拉一趟活经常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都是些沉重的货物。每天天不亮就上路，一路翻山越岭，直到很晚才停下来。一年四季他都是打着赤脚，每停靠在一处驿站，他都要事先为主人安排食宿。他的这些工作，只能获得很少的酬金，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的主人发现，在他工作的这几年中，他竟然从来就没有发过脾气！任何一位有此经历的外国人，或许都能说出类似的故事。
中国人在生病时所表现出的态度最能体现他们乐天的性格。不管遇到什么情况，甚至是在身体极度虚弱而又极其痛苦的情况下，他们也始终往好的方面想，同时也要求身边的人这样想。在中国，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许多身患重疾的病人远离家乡，贫困交加，有的还被亲人冷酷地对待，甚至无情地抛弃。然而，即便未来毫无希望可言，他们也显出乐观平静的样子。在此指出中国人的镇定自若，并不是针对盎格鲁－撒克逊人而言的。但假如两者面临同一种状况，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确会暴露出他们缺乏耐心、神经质的一面。
我们确信，具有乐观天性的中国人并不占少数，任何一个有幸到中国旅行的外国人都有机会遇到这样的人。还是前面所总结的观点：如果“适者生存”的历史规则确实可信的话，中华民族将会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