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北京城市建筑的“中轴线”就是最恰当不过的例子。北京中轴线是指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北京的城市规划具有以宫城为中心左右对称的特点，很多建筑都在对称轴上，称为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长约公里。从南往北依次为：永定门、前门箭楼、正阳门、中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紫禁城、神武门、景山、地安门、后门桥、鼓楼和钟楼。从这条中轴线的南端永定门起，东西对称分布着天坛、先农坛，东便门、西便门，崇文门、宣武门，太庙、社稷坛，东华门、西华门，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而且是按照“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布局的。这是世界城市建设历史上最杰出的城市设计范例之一。我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曾赞美道：“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规模”。建立中轴线，目的是为强调封建帝王的中心地位。这些建筑既是古都北京的象征，又是中国文明的象征。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轴线上又陆续扩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今天，北京奥运会的比赛主场馆鸟巢和水立方也建筑在这条北京最具文化特色的中轴线向北延长段上，不能不说是“北京人文奥运”的集中体现，是古都文脉的延续。
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
注释
五行：金、木、水、火、土五种组成万物的要素。本：根源。
数：易数，变化的规律和法则。
“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数理的。
心解
五行
“五行”是我国古代思想家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的概念，分别指金、木、水、火、土。古人认为这五种基本物质构成了世界的万事万物。《尚书·洪范》中谈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另外，可以肯定，在战国晚期人们就提出了五行相克相生的思想，并且已经把克、生的次序固定下来，形成了事物之间矛盾、统一的模式。
五行中的每一行都代表不同的性能。“木曰曲直”，意思是木具有生长、升发的特性；“火曰炎上”，是指火具有发热、向上的特性；“土爰稼墙”，是指土具有种植庄稼、生化万物的特性；“金曰从革”，是指金具有肃杀、变革的特性；“水曰润下”，是指水具有滋润、向下的特性。古人基于这种认识，把宇宙间各种事物分别归属于五行，因此在概念上，已经不是金、木、水、火、土本身，而是一大类在特性上可相比拟的各种事物、现象所共有的抽象性能。
《三字经》中说五行“本乎数”是为什么呢？古人将一至十这十个数分成两组与五行相配。一至五就是上面表格中的“五数”，即“五行生数”；六至十为“五行成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天二生火，地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天四生金，地九成之等。宁波有一座举世闻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名称就来源于此。
五行的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战国时期，《黄帝内经》就将五行学说应用于医学中。我国中医以五行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来认识、解释生理现象，强调尽力适应自然规律来养生，努力掌握人体运行机制以防病、治病，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成果。除了医学，这种思想在文学、易学等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五行不仅是自然哲学，还是一种政治学说。“五德”就是五行之说运用于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五德，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春秋时代的邹衍将天下分为五方，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的原理来解释历史上的朝代的兴替，同时为新兴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开将五行纳入政治领域之先河。按邹衍的理论，黄帝时代为土德，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秦为水德。五德相克，改朝换代。后世历代帝王称帝，皆沿用五德之说。例如，秦代自称是应水运，因此崇尚黑色，以六为量度的规格。汉朝取代秦朝，就是应土运，崇尚黄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汉朝的年号都是以五年为周期更换的。
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人用来解释世界本质的方法，我们应该学习其科学和合理的部分，不可一味地将其看作是封建迷信而全盘否定。
正文
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注释
五常：五种基本德性。
紊：纷乱、杂乱。
五常分别是：仁、义、礼、智、信，这是我们为人处世的常识，不允许紊乱。
心解
五常
“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白虎通》对“五常”的具体解释是：仁是仁爱；义是得体；礼是合乎规范；智是明辨是非；信是专一守信。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加入“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来的儒学者认为这五种德性是需要人们永远坚持的，因此称之为“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何谓“仁”呢？“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孔子首先把仁作为儒家最高道德规范，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一套学说。孔子曾经说过：“仁者人（爱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这句话的大意是仁以爱人为核心，义以尊贤为核心，礼就是对仁和义的具体规定。仁字从人从二，也就是在与另一个人相处时，能做到融洽和谐，即为仁。《论语·学而第一》：巧言令色，鲜矣仁。这是从反面的角度告诉人们善于花言巧语、阿谀谄媚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孟子在孔子仁说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仁政说，要求把仁的学说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对霸道政治，从而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这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何谓“义”呢？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通过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比方来告诉我们义比生命更珍贵的道理。司马迁、苏武、文天祥、谭嗣同、林觉民、朱自清等都践行着舍生取义的人生原则。古人还用义和利的比较来说明义的重要性。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时候，利和义，哪一个更重要，是难以抉择的，而能做出艰难选择的人，就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礼”是一种社会规范，在前面已经专门谈过。
何谓“智”呢？孟子在“仁义礼”之外加入“智”，并认为“智”就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本能，根据不同的对象予以不同的态度。孔子说：“好学近乎知”（知和智是通假字），认为“智”就是明智。董仲舒在《必仁且智》中说：“何谓智？先言后当。”
何谓“信”呢？董仲舒在《贤良
对策》加入“信”，并将“仁、义、礼、智、信”说成是与天地长久的经常法则（常道），号“正常”，曰：“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在儒家思想中，“诚信”被视为贯穿天地万物的基本原则，是天地之道，为人之本。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墨子也给后世留下了“言不信者，行不果”的名言。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卖酒的老翁，在一条小街上卖了数十年的酒，由于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生意非常红火。一天，老翁出门办事，让儿媳照管店铺。还没到中午，一坛酒就快卖完了，儿媳一想，何不在酒中掺一些水，不是就可以多卖点钱了吗？于是，她趁人不注意，便往坛子里加了一些水，一坛加水的酒仍然不到晚上就卖完了，并且还多卖得一些钱。老翁回来后得知此事，气得直拍胸脯。儿媳不解，老翁告诉她，一个生意人最重要的是讲究诚信，用几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信誉毁于一旦。可见，我国先民数千年来一直履行着“信”的原则。莎士比亚说：如果要别人诚信，首先自己要诚信。我们不能把诚信挂在嘴边，而是要把诚信落在实处。而莎翁口中的“实处”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点滴和细节。
不同的人对“五常”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感悟。在商人眼中，大忠大爱是为仁；大孝大勇是为义；修齐治平是为礼；大恩大恕是为智；公平合理是为信。在有志者眼中，天下一统为仁；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礼；福亏自赢为智；以义取利为信。在革命者眼中，世界大同为仁；祖国山河为义；家国天下为礼；刚柔相济为智；一诺千金为信。经过几千年的深厚积淀，“五常”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同时，时代也赋予它不同的内涵，愈加焕发理性的光芒。
正文
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
注释
梁：粮食作物，粟的优良品种的总称，古代又称为“禾”。菽：油料作物，豆类的总称。黍稷：粮食作物，去皮后称黄米，比小米稍大。一般将黍、稷统称为稷，分别来说，煮熟后有黏性的叫做黍，没有黏性的叫做稷。豕：猪。
稻子、小麦、小米、豆类、玉米和高粱，这“六谷”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食物。马、牛、羊、鸡、狗和猪，这“六畜”经过人们的驯化后，也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心解
六谷六畜
六谷是中国古代的六种主要谷物，最早见于《周礼》。《吕氏春秋·审时篇》记载了禾、黍、稻、麻、菽、麦六种谷物。很明显，稻、黍、稷、麦、菽、麻就是当时的主要作物。所谓五谷之说之所以盛行，显然是受到了五行思想的影响。但随着社会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六谷这个概念在不断演变着，最后只是粮食作物的总称，或者泛指粮食作物罢了。在六七千年前，我国先民已经成功驯养了马、牛、羊、鸡、狗、猪，后人称为“六畜”。对动物的成功驯养，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
我国的传统农业历史悠久，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炎帝号称“神农氏”。据说神农氏之前，人们吃的是爬虫走兽、果菜螺蚌，后来人口逐渐增加，食物不足，迫切需要开辟新的食物来源。神农氏为此尝遍百草，历尽艰辛，多次中毒，又找出解毒办法，终于选择出可供人们食用的谷物。接着又观察天时地利，创制斧斤耒耜，教导人们种植谷物。于是农业出现了。
根据新近的考古发现，
早在七八千年之前，我国先
民就已分别在黄河和长江
下游的一些地区种植粟、稷
和水稻了。大约在西周以前，中原地区的农业种植主要以粟黍为主。三千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已有稻、麦、粟、稷等农作物的名称以及与田、圃、囿、畎等有关土地利用的文字。春秋到汉代时，中原农业作物已有“五谷”“九谷”之说。因此，中原人又被称为“粮食之民”。同时农业生产技术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提高。不过，粮食生产不是唯一的。当时还饲养“六畜”，种桑养蚕，种植蔬菜、油料，樵采捕捞，进行农副产品加工等。有人统计，起源于我国的栽培植物主要有：谷类作物的粟、稷、水稻、荞麦；豆类的大豆、毛黄豆；蔬菜中的白菜、萝卜以及果树中的桃、李、杏、梨、柑桔等。作为栽培植物起源中心之一，我们祖先从野生植物中驯化培育了大量的栽培植物，并进一步把它们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丰富世界人类的物质生活，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充分而又合理地利用土地，是增加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人类多年的农业生产实践，就是沿着扩大耕地和开展集约经营这一道路前进的。我国是历史上有着较高土地利用率的国家之一。据公元前世纪成书的《周礼》记载，我国古代在经过不定期撩荒和定期轮荒之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很早就使用了连作的土地利用方式。宋代以后，就已经很少有闲田旷土，地少人多的矛盾已较突出。因而向水夺田，与山争地的修造围田和梯田的活动，在有条件的地方已逐步开展起来。为了增加生产，另一个更为有效的措施，就是通过推行多熟种植来提高复种指数，而这一措施，愈到后来愈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冬麦的推广，最晚在汉代的北方一些地区已出现了两年三熟制。到了宋代，在江南地区一年稻麦两熟制和双季稻也开始推广。明代之后五岭以南地区一年三熟制也多了起来。进入清代，随着人口的急增，间、混、套复种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普及，从而使紧张的粮食供应得以有所缓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育种学家布劳格曾具体提出：中国人民创造了世界已知的最惊人的变革之一是“遍及全国的两熟和三熟栽培，它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居于领先地位”。
最为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少数几个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国家之一。把用地和养地结合起来，使地力经常保持新壮，是我国传统农业的一个突出特点。根据相关专家的研究成果，在我国靠施用肥料来维持并增进地力，可能始自商代，但那时可能只是个别现象。到了战国以后才较为普遍，形成“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