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各种赋税缴纳的日期和方法，应当便利纳税人。例如，房租税和地租税应当在缴纳房租、地租时征收。而奢侈品一类的消费品税，最终应该由消费者来负担。当他每次购物之时就缴纳一些。当他因这种税的缴纳而感到困难时，他完全可以选择不买这种物品。因为，买与不买完全是他的自由。
最后，人民缴纳的税收总额应当尽量等于国家的收入总额。如果人民缴纳的多于国家收入的数额，那可能是由以下四种原因造成的。第一，使用了大批的税吏，这不仅要花费大部分税收作为他们的薪水，而且他们还有可能勒索人民，增加人民的负担；第二，征税影响了人民的勤劳程度，人们不愿意去从事那些能够提供很多工资的事业，并且因税款缴纳，可能会减少甚至消灭本来用来从事上述事业的基金；第三，不适当的赋税越重，将导致逃税越厉害，对于逃税未遂者的惩罚常常使他们倾家荡产，社会便失去了使用这部分资本所能获得的利益；第四，税吏频繁的访问和稽查，给纳税人带来了不必要的烦扰，虽然这种烦扰并不是什么金钱上的损失，但人人都想要设法摆脱它。总之，正是因为上述原因，赋税常常困扰人民而且对国家收入无益。
所有国家在制定税法时，多少都注意到了上述四个原则。这些原则都尽可能地使赋税保持公平、纳税日期和方法确定且便利纳税人，并且使人们在纳税之外不受其他勒索。但下面关于各时代各国家的主要赋税的描述，将表明各国在赋税方面的努力并不是都取得了成功。
第一项地租税
一般来说，政府通常会采取两种方法来征收土地地租税：一是按照某种标准对各地区确定一定数额的地租税；二是地租税随着土地实际地租的变动而变动。
英国采用的是第一种方法，它的土地税就是根据一个确定的标准来评定的。这种固定的税虽然在设立之初很平等，但由于各地方耕作情况不一，不久就显示出了不平等。不过，威廉和玛丽四年的法令所规定的各州区、各教区的土地税，甚至在设立之初就很不公平。可以说，地租税基本上符合上述税收四原则中的后三个原则，而不符合第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它是十分明确的；征税和纳税为同一时期，便利了纳税人；在所有的情况下，地主都是真正的纳税人。
虽然税款开始是由佃农预先支付的，但地主在收取地租时又将它补偿给了佃农。另一方面，它比其他相同收入的赋税使用了更少的税吏。由于英国的地租税并不随着地租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地主并不用和君主分享土地改良所获得的利润。虽然有些改良会导致同一地区的其他地主破产，但这种偶尔加重某特定地租税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因此它并不会阻碍土地的正常改良和生产。它既不会减少土地产量，也不会提高生产物价格，因此并不会影响人民的勤劳。
地主除了要纳税，也不会有其他不便。
英国地主从这种恒久不变的地租税中，获得了利益，但这些利益的获得并不是因为赋税本身，而是其他一些外部的因素。从评定地租税以来，英国各地繁荣起来，所有土地的地租都在不断增加。于是，按目前的地租计算的应付税额，和以前所评定的实付税额之间就有了一个差额。正是因为这个差额，所有的地主都获得了利益。如果我们假设情况相反，因耕作衰退地租逐渐下降，那么所有的地主都不能获得这个差额。从英国革命后的社会发展来看，恒久的土地税对地主有利而对君主不利；如果情况是相反的，那么土地税的征收就会对君主有利而对地主不利。
土地的评价和国产税一样，都是以货币表现的。自从出现土地评价以来，银价一直都很稳定，铸币在重量上和品质上的法定标准也没有发生变化。如果银价突然上涨（像美矿发现之前的两个世纪那样），那么这种恒久性的评价将会大大不利于地主。如果银价显著下降（像美矿发现之后的一个世纪那样），那么这种恒久性的评价将会极大地不利于君主，极大地减少君主的收入。另外，如果货币的法定标准发生变动，同一银量的名义价格下降或上升，都会有不同的影响。当一盎斯银以前可以铸五先令二便士，而现在只能铸二先令七便士或十先令四便士时，在后一种情况下，君主将遭受不利的影响；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地主将遭受不利的影响。
从以上可以看出，这种土地税评价的恒久性，由于实际情况的差异而对纳税人或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和所有其他的事物一样，各帝国的生命有时也可能会结束，但它们总是希望能够永远存在。帝国的所有制度也一样，不仅希望能够适应某些情形，而且希望适应所有的情形。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希望制定出来的制度能够适应那些必然的情况，而不仅仅要求它适应偶然的情况。
法国的经济学家曾经认为，地租税随着地租的变动而变动才是最公平的。
他们认为，所有的赋税最终都是由土地地租来负担的。因此，应该对于最后支付赋税的收入予以平等地征收。虽然说所有的赋税应该尽量平等地落在最后负担它的收入上，这种说法的确是正确的，然而，这种学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议论。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叙述中清楚地知道，哪些赋税最终由地租负担，哪些赋税最终由其他收入负担。
在威尼斯，对于所有用租约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的土地，征收的税额相当于地租的十分之一。租约需要在税吏管理的登记册上登记。如果土地所有者自己负责耕地，那么地租由官员公平评定后，减去五分之一的税额。这样，土地所有者缴纳的赋税，就不再是评定地租的百分之十，而是百分之八了。
和英国的土地税比较，这种土地税要公平得多，但又不是很确定。因为，评定税额的方式可能往往给地主带来更多的麻烦，浪费更多的征收时间。我认为，要制定一种既能防止不确定性又能减轻费用的管理制度，是很有可能的。
例如，要求地主和佃农的租约必须在登记册上登记。如果一方隐瞒情况，则对其处以罚金，并将一部分罚金奖励给告发实情的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有效防止地主、佃农合伙骗取国家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详细知道所有租约的内容了。
在重新制定租约的情况下，有的地主并没有要求增加地租，而只是要求支付一些续租金。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说这是一种只为眼前现金利益而放弃更多将来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损国家收入利益的；大部分情况下是损害地主利益的；而只是有时会损害佃农利益。这是因为，佃农因此花费了更大的资本，从而极大地降低了他耕作土地的能力。在他看来，与增加地租相比，缴纳续租金支付较低的地租会使他更有压力。而土地税被认为是国家收入最重要的一部分，这种降低佃农耕作能力继而损害土地税收入的事情，当然是有损国家利益的。因此，缴纳续租金是一种有害的行为。如果对其征收多于普通地租的赋税，那么也许会阻止这种行为，并且无论是对地主、佃农、国王还是整个社会都是有好处的。
有些租约规定的内容还包括：佃农在整个租期内应当采用的耕作方法和应当种植的谷物。一般来说，这种规定，是因为地主认为自己有丰富的知识而做出的，但多数情况下，他的这种知识判断是没有根据的。而佃农受到这种条件的约束，其实会增加劳务，也就相当于增加地租了。因此，只有从高评定这样的地租，征收比普通地租更多的税，才能够防止这种愚蠢的行为。有的地主不收取货币地租，而是要求交纳实物地租，诸如谷物、牲畜、酒、油等；有的地主不收取货币地租，而是要求劳务地租。但无论是实物地租还是劳务地租，一般来说，都对地主有利而对佃农无利。因为，佃农所支付的总是多于地主所收取的。
因此，在实施这种地租的国家，佃农都是非常贫困的。为了阻止这种损害社会的事情发生，只有从高评定这种地租，对其征收比普通地租更多的税。
如果地主自己耕种一部分所有地，那么邻近的农民和地主负责评定这种地租。按照威尼斯的办法，如果评定的地租没有超过一定数额，则可以减少一些税额。鼓励地主自己耕种土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地主的资本一般大于佃农的资本，虽然其耕种技术不如佃农，但也往往能获得较大的收获。并且；地主勇于进行试验且有钱进行试验，一旦他试验成功，将会极大地促进全国的土地耕作和改良。即使他失败了，对他造成的损害也是很小的。通过减税方法，也是鼓励地主自己耕种一部分土地而已。如果一些地主能够被鼓励去自己耕种所有的土地，那么全国到处都有懒惰的地主管家。勤劳的佃农被地主管家所代替。
懒惰的地主管家的管理费用极大，不久就会荒废土地，减少土地年生产物的数量，从而不但减少了地主的收入，而且减少了全社会的收入。
不过，上述让地主自耕一部分土地的管理制度，不仅可以防止税收不确定对纳税人造成的压迫与不便，而且可能会对全国土地耕作和改良作出极大贡献。
由于土地税随着地租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和那些固定数额的税相比，土地税的征收费用更多。这是因为，在这种税制下，各地需要设立很多的登记机构，从而会增加费用；同时，当地主自耕其地时，需要重新评定地租，还是会增加征收费用。总的来说，这些费用都很低，和那些收入小于土地税的税收的征收费用相比，都算不上什么。
土地税不断变化从而影响耕地改良，这似乎是反对土地税的主要原因。试想，如果君主只分享土地改良的利润，而不分担土地改良的费用，那么地主也就不愿意从事土地的改良了。但还是有方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例如，地主在进行土地改良之前，可以和收税官员共同选择一些邻近地主和农民，按照他们的公平评定来确定土地的实际价值，接着在一定期限内对地主的土地都按照这种评定征税，这样就可以稍微补偿地主进行土地改良的费用了。由于王国关心自己收入的增加，因而也会关心土地的改良情况。为了补偿地主改良费用的那一定期限，不应当规定得太长，只需足以补偿即可。如果规定得太长，地主享受到的利益就会阻碍王国应当享受的利益。总的来说，将那一定期限规定得过长，比规定得过短要好一些。这是因为，虽然规定过长会影响王国收入，但规定过短的话会影响地主改良的积极性，这种后果比前者更为严重。对于王国来说，他只是非常宏观地考虑怎样做才有利于国家大部分土地的改良；而对于地主来说，他关心的是如何经过精密的计算以有利于他的每一寸土地的改良。君主要好好做的事情是，在其权力范围内，尽可能用各种手段鼓励地主和农夫关注农事，换言之，就是促使他们按照自己的判断和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为他们提供便利安全的水陆交通，使他们最安全地享受勤劳的成果；为他们的所有生产物提供最广泛的市场，并且允许他们将所有生产物自由地运往其他各国。
只要这种管理制度能够使土地税不仅不会阻碍土地的改良，而且会促进土地改良，那么地主对缴纳土地税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别的不便，只是完成自己的纳税义务而已。
实际上，无论社会状态如何变动、农业是否发展、银价是否浮动、铸币标准是否变化，以及这种赋税是否得到了政府的关注，这种赋税都会自然地适应事物的本质，并且在上述各种变动下一样地适当和公平。因此，针对这种赋税最好的征收办法，不是按照一定的评定来征收，而是将它规定为一种不变的国家基本政策。
有些国家并没有采用简单的土地租约登记的方法，而是费劳费钱地进行全国土地的丈量，制造丈量册。它们这样做的原因，就是担心出租人和承租人合伙隐瞒租约的实际内容，从而骗取国家收入。例如，以前普鲁士国王领土内的土地税，就是以实际丈量和评价为准征收的，什么时候丈量，就什么时候征收。按照当时的评价，普通土地所有者，需缴纳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教士们需缴纳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四十五。据说，西里西阿土地的丈量和评价，是按照国王的命令进行的，因而十分准确。按照他们的评价，布勒斯洛主教的土地，需要缴纳地租百分之二十五；新、旧两教教士的土地，需要缴纳百分之五十；在条顿和马尔达，骑士团的采邑需要缴纳百分之四十；贵族的土地需要缴纳百分之三十八点三三；平民的土地需要缴纳百分之三十五点三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