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利玛窦在 日，就有攻击他的 人。神宗因其为远方 人，不听 之。 一六一〇年，利玛窦卒。攻击的人，更为利害。到一六一六年，就被禁止传 布。教士都勒归澳门。然而这一年，正是满洲叛明自立的一年。自此东北一隅，战争日烈，明朝需用枪炮也日亟。至一六二二年，因命教士制造枪炮， 而教禁亦解。明朝所行的大统历，其法本出西域。所以当开国时候，就设有 回回历科。到了末年，其法疏舛了。适会基督教中深通天文的汤若望来华。 一六二九年，以徐光启之荐，命其在北京历局中，制造仪器，翻译历书，从 事于历法的改革。至一六四一年，而新历成。越二年，命以之代旧历。未及 行而明亡。清兵入关后，汤若望上书自陈。诏名其历为时宪。汤若望和南怀仁， 都任职钦天监。这时候，基督教士，可以说很得信任了。到清世祖殁，而攻 者又起。
当时攻击基督教最烈的，是习回回历法的杨光先。但他的主意，并不在 乎历法。他曾说：“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他又说：“他 们不婚不宦，则志不在小。其制器精者，其兵械亦精。”他们著书立说，说 中国人都是邪教的子孙，万一蠢动，中国人和他对敌，岂非以子弟拒父兄？“以 数万里不朝不贡之人，来不稽其所从来，去不究其所从去 ；行不监押，止不 关防 ；十三省山川形势，兵马钱粮，靡不收归图籍，百余年后，将有知余言 之不得已者”。杨光先之说如此 ：利用传教，以作侵略的先锋，这是后来之 事--也可说是出于帝国主义者的利用，并非传教者本身的罪恶--基督教 初入中国时，是决无此思想的。杨光先的见解，在今日看起来，似乎是偏狭， 是顽固。但是中国历代，本有借邪教以创乱的人 ；而基督教士学艺之精，和 其无所为而为之的精神，又是中国向来没有看见过的。这种迷信的精神，迷 信不深的中国人，实在难于了解。杨光先当日，有此疑忌，却也无怪其然。 不但杨光先，怕也是当日大多数人所同有的心理。即如清圣祖，他对于西洋 传入的科学，可以说是颇有兴味的。对于基督教士，任用亦不为不至。然而 在他的《御制文集》里，亦说“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这 正和杨光先是一样的见解。不过眼前要利用他们，不肯即行排斥罢了。人类 的互相了解，本来是不大容易的。在学艺上，只要肯虚心研究，是非长短， 是很容易见得的。但是国际上和民族间的猜忌之心，一时间总难于泯灭，就 做了学艺上互相灌输的障碍。近世史的初期，科学输入的困难，这实在是一 个大原因。
杨光先以一六六四年，上书攻击基督教士，一时得了胜利。汤若望等都 因之得罪。当时即以监正授光先。光先自陈“通历理而不知历法”，再四固辞。 政府中人不听。不得已任职。至一六六七年，因推闰失实，得罪遣戍。
再用南怀仁为监正。自此终圣祖之朝，教士很见任用。传教事业，也颇 称顺利。直至一七〇七年，而风波才再起。
原来利玛窦等的容许信徒拜天、拜祖宗、拜孔子，当时别派教士，本有 持异议的。后来讦诸教皇。至一七〇四年，教皇乃立《禁约》七条，派多罗 到中国来禁止。多罗知道此事不可造次。直迟到这一年，才以己意发布其大 要。圣祖和他辩论，彼此说不明白。大怒。命把多罗押还澳门，交葡萄牙人 监禁。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是印度的一部分，本归葡萄牙人保护的。后来法 国人妒忌他，才自派教士到中国。葡萄牙人正可恶不由他保护的教士，把多 罗监禁得异常严密。多罗就忧愤而死。然而教皇仍以一七一五年，申明前次 的禁约。到一七一八年，并命处不从者以“破门”之罚。于是在华教士，不 复能顺从华人的习惯，彼此之间，就更生隔碍。一七一七年，碣石镇总兵陈 昂，说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广州城内外尤多，恐滋事端。请依旧例严 禁，许之。一七二三年，闽浙总督满保，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概行安置澳 门。各省天主堂，一律改为公廨。朝廷也答应了。自此至五口通商以前，教 禁就迄未尝解。
基督教士东来以后，欧洲的各种科学，差不多都有输入。历法的改革， 枪炮的制造，不必论了。此外很有关系的，则为清圣祖时，派教士到各省实测， 绘成的《皇舆全览图》。中国地图中，记有经纬线的，实在从此图为始。当明末， 陕西王征，曾译西书，成《远西奇器图说》，李之藻译《泰西水法》，备言取水、 畜水之法及其器械。徐光启著《农政全书》，也有采用西法的。关于人体生理， 则有邓玉函所著的《人身说概》。关于音乐，则有徐日升所修的《律吕正义 续编》。而数学中，利玛窦和徐光启所译的《几何原本》，尤为学者所推重。 代数之学，清朝康熙年间，亦经传入，谓之借根方。清朝治天文、历、算之 士，兼通西法的很多。形而上之学，虽然所输入的，大抵不离乎神学。然而 亚里斯多德的论理学，亦早经李之藻之手，而译成《名理探》了。就是绘画、 建筑等美术，也有经基督教士之手而传入的。所以在当时，传入的科学，并 不为少。但是（一）因中国人向来不大措意于形而下之学 ；（二）则科学虽 为中国人所欢迎，而宗教上则不免有所障碍；所以一时未能发生很大的影响。
清初的内政
清朝的盛衰，当以乾隆时为关键。从世祖入关，到三藩平定，这四十年， 算是清朝开创之期。自此至雍正之末，五十余年，为乾隆一朝，表面上看似 极盛，实则衰机潜伏于其中。至其末年，内乱一起，就步步入于否运了。
清朝的初起，和辽金元情形，又微有不同。辽、金、元初起时，都不甚 了解中国的情形。清朝则未入关时，已颇能译汉书、用汉人了。当太祖之时， 憎恶汉人颇甚，当时俘获汉人，都发给满人为奴。尤其是读书人，得者辄杀。 到太宗时，才知道欲成大业，单靠满洲人，是不行的。所俘汉人，都编为民 户，令其与旗人分居，且另选汉官治理。对于读书人，则加以考试。录取的 或减免差徭，赏给布帛。于明朝的降臣、降将，尤其重视。清朝当日的创业， 和一班投效的汉人，如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等，确是很有关系的。
但是其了解中国深者，其猾夏亦甚。所以清朝的对待汉人，又非辽、金、 元之比。即如剃发一事，历代北族，没有敢强行之于全中国的。清朝则以此 为摧挫中国民族性的一种手段，厉行得非常利害。入关之后，籍没明朝公、侯、 伯、驸马、皇亲的田。又圈占民地，以给旗人。也是很大的虐政。而用兵之 际，杀戮尤甚。读从前人所著的《嘉定屠城》、《扬州十日》等记，就可以见 其一斑了。
北族的政治，演进不如中国之深。所以其天泽之分，也不如中国之严， 继嗣之际，往往引起争乱。清朝也未能免此。当太祖死时，其次子代善，五 子莽古尔泰和太祖弟舒尔哈齐之子阿敏，还是和太宗同受朝拜，并称为四贝 勒的。后来莽古尔泰和阿敏，次奏， 都径由多尔衮批答，御宝亦收归其第。一时声势，是很为赫奕的。幸而多尔衮不久就死了，所以没酿成篡弑之局。世祖亲政后，大体还算清明，颇能厘 定治法，处理目前的问题。当时中国的遗黎，经死亡创痛之余，实在更无反 抗的实力，而又得一班降臣，为虎作伥，就渐渐的给他都压下去了。世祖在 位不久。圣祖初立，亦年仅八岁。辅弼大臣鳌拜，颇为专权。然不久，亦就 给圣祖除去。圣祖的聪明和勤于政治，在历代君主中，也颇算难得的，而在 位又很长久。内政外交，经其一番整顿，就颇呈新气象了。
中国的国民，自助的力量，本来是很大的。只要国内承平，没甚事去扰 累他，那就虽承丧乱之余，不过三四十年，总可复臻于富庶。清朝康熙年间， 又算是这时候了。而清初的政治，也确较明中叶以后为清明。当其入关之时， 即罢免明末的三饷。又厘订《赋役全书》，征收都以明万历以前为标准。圣祖时， 曾叠次减免天下的钱粮。后来又定“滋生人丁、不再加赋”之例，把丁赋的 数目限定了。这在农民，却颇可减轻负担。而当时的用度也比较地节俭。所 以圣祖末年，库中余蓄之数，已及六千万。世宗时，屡次用兵，到高宗初年， 仍有二千四百万。自此继长增高，至一七八二年，就达到七千八百万的巨数 了。以国富论，除汉、隋、唐盛时，却也少可比拟的。
圣祖晚年，诸子争立。太子允礽，两次被废。后来就没有建储。世宗即 位之后，和他争立的兄弟，都次第获罪。因此撤去诸王的护兵。并禁止诸王 和内外官吏交通。满洲内部特殊的势力，可以说至此而消灭。但清朝的政治， 却亦得世宗整饬之益。圣祖虽然勤政，其晚年亦颇流于宽弛。各省的仓库， 多不甚盘查 ；钱粮欠缴的，也不甚追究。世宗则一反其所为。而且把关税、 盐课，彻底加以整顿。征收钱粮时的火耗，亦都提取归公。如此，财政上就 更觉宽裕。而康雍对外的兵事，也总算徼天之幸，成功时多。清朝至此，就 臻于全盛。
世宗死后，高宗继之。高宗在表面上，是专摹效圣祖的，但他没有圣祖 的勤恳，又没有世宗的明察，而且他的天性是奢侈的，正合着从前人一句话， “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在位时六次南巡，供帐之费无艺。对外用兵，所费亦 属不赀。凡事专文饰表面，虚伪和奢侈之风养成了。而中年后，更任用和珅， 其贪黩为古今所无。内外官吏，都不得不用贿赂去承奉他。于是上官贪取于 下属，下属诛求于小民，至其末年，内乱就一发而不可遏了。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清朝历代的君主，对于种族的成见，是很深的。 他们对于汉人，则提倡尚文。一面表章程、朱，提倡理学，利用君臣的名分，以箝束臣下。一面开博学鸿词科，屡次编纂巨籍，以牢笼海内士大夫。但一 面又大兴文字之狱，以摧挫士气。乾隆时，开四库馆，征求天下的藏书，写 成六部，除北京和奉天、热河的行宫外，还分置于江、浙两省。看似旷古未 有的盛举，然又大搜其所谓禁书，从事焚毁。据当时礼部的奏报，被焚的计 有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卷之多。清朝的对于士子，是严禁其 结社讲学，以防其联合的。即其对于大臣，亦动辄严词诘责，不留余地。还 要时用不测的恩威，使他们畏惧。使臣以礼之风，是丝毫没有的。如此，他 们所倚为腹心的，自然是旗人了。确实，他们期望旗人之心，是很厚的。旗 人应试，必须先试弓马。旗兵是世袭的。一人领饷，则全家坐食。其驻防各 省的，亦都和汉人分居，以防其日久同化，失其尚武的风气。而又把东三省 和蒙古，都封锁起来，不准汉人移殖。他们的意思，以为这是子孙帝王万世 之业了。然而旗人的既失其尚武之风，而又不能勤事生产，亦和前代的女真、 蒙古人相同。而至其末造，汉人却又没有慷慨奋发，帮他的忙的，于是清朝 就成为萎靡不振的状态，以迄于亡。这是他们在前半期造成的因，至后半期 而收其果。
清初的外交
清初的外交，是几千年以来外交的一个变局，因为所交的国和前此不同 了。但是所遇的事情变，而眼光手段，即随之而变，在人类是无此能力的。 新事情来，总不免沿用旧手段对付。而失败之根，即伏于此。不过当此时， 其失败还潜伏着罢了。
清初外交上最大的事件，便是黑龙江方面中俄境界问题。因为这时候， 俄国的远征队，时向黑龙江流域剽掠。该处地方的居民，几于不能安其生 了。当一六七〇年，圣祖尝诒书尼布楚守将，请其约束边人，并交还逃囚罕 帖木儿。尼布楚守将允许了，而不能实行。及一六七五年，俄人遣使来议画 界通商。圣祖致书俄皇，又因俄人不通中国文字，不能了解。交涉遂尔停顿。 一六八一年，三藩平定，圣祖乃决意用兵。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造大 船，并筑齐齐哈尔、墨尔根两城，置十驿，以通饷道。一六八五年，都统彭 春，以水军五千，陆军一万，围雅克萨城。俄将约降，逃往尼布楚。彭春毁 其城而还。俄将途遇援兵，复相率偕还，筑城据守。明年，黑龙江将军萨布 素，再以八千人围之。城垂下，而圣祖停战之命至。
是时俄皇大彼得初立，内难未平，又外与波兰、土耳其竞争，无暇顾及 东方。在东方的实力，亦很不充足，无从与中国构衅。适会是时，圣祖又因 荷兰使臣，诒书俄皇。俄皇乃复书，许约束边人，遣使议画疆界，而请先解 雅克萨之围。圣祖亦许之。于是俄使费耀多罗东来，而圣祖亦使内大臣索额 图等前往会议。一六八八年，相会于尼布楚。当费耀多罗东来时，俄皇命以 黑龙江为两国之界，而索额图奉使时，亦请自尼布楚以东，黑龙江两岸之地， 俱归中国，议既不谐，圣祖所遣从行的教士徐日升、张诚从中调停，亦不就。 兵衅将启。此时俄使者从兵，仅一千五百，而清使臣扈从的精兵万余，都统 郎谈，又以兵一万人，从瑷珲水陆并进。兵衅若启，俄人决非中国之敌，俄人乃让步，如中国之意以和。定约六条 ：西以额尔古讷河，东自格尔必齐河 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岭南诸川入黑龙江的，都属中国，其北属俄。立碑 于两国界上，再毁雅克萨城而还。
《尼布楚条约》既定，中俄的疆界问题，至此暂告结束，而通商问题， 仍未解决。一六九三年，俄使伊德斯来。圣祖许俄商三年一至京师，人数以 二百为限 ；居留于京师的俄罗斯馆，以八十日为限 ；而免其税。旋因俄人请 派遣学生，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又为之设立俄罗斯教习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