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关于我为什么杀人,
像困扰法老的谜语,引起人们的兴趣。
接下来,关于我为什么杀人,像困扰法老的谜语,引起人们的兴趣。他们好像终于等到可以证明自己比别人聪明的机会,兴冲冲地接踵而至。他们也不尽是想当然,有些看过我的书信、课本,有些则调查过我的同学、亲戚和老师,但我让他们统一带着挫败感回去。我觉得既然有这个筹码,何不多玩一会儿。
那些狱友甚至对我产生嫉妒。
一般说来,看守所关押的都是变态的家伙。他们有着隐秘的自尊心,不愿讲述犯下的罪行,就像那是喝多后一次让人痛心的失误,却又总是在彼此面前注意保持由不同罪行带来的威严。比如杀过人的总是要比小偷来得趾高气扬。我进去时被问及,说杀死人,死后捅三十七刀,肠子流满洗衣机,他们便不再与我说话。
他们恼火于我总是被提审,每当此时,他们都会吹口哨,阴阳怪气地说些“又要挨打了”之类的话。这是因为面子,他们很早就交代一空。
有一夜,我轻声地,几乎像是鬼魂般飘向墙角。他们盖着毯子,面朝着墙,正打着呼噜。可当我刚掏出东西撒尿,他们便悄然围过来,将我的头扳进他们的臂弯。我听说过类似的事,便极度恐惧地弹跳,大声喊叫。
他们差点将我捂死。
我不知道挨了多少个耳光,就像总有一个农民用打谷板子拍打着土地。然后他们提起尿桶,将尿浇到我脸上。我感觉那铺天盖地而来的不是液体,而是浓烈的固体肥,头顿时歪斜下来。牢头揪住我的头发,将我的脖子几乎扭断。
“就你逞能。”他说。
“为什么杀她?”他接下来说。
我拒绝回答。他的拳头便要揍向我的面颊骨。我闻到青石呼呼飞来的腥气,全身战栗,号叫道:“婶子,因为婶子。”
“婶子?”
“是,婶子歧视我。”
“她歧视你跟你杀同学有什么关系?”
“我想向她证明,我不是好惹的。”
他的喉咙像是被一块铁轻快刮过,接着是猛烈的、难以遏制的笑声。整个牢房跟着笑起来,就像花儿开满原野。他们觉得我的回答很可笑,但是又很满意。牢头说:“你完全可以杀你婶子,杀同学干吗?”
“婶子力气大,不如同学好杀。”
牢头把另一只手伸出去,轻微摆动,像是提醒大家不要笑。“我开始还以为你是个东西。”他这样说完,大家才一个个弯下腰,捂着肚子念“力气大”、“不好杀”,跳来跳去,笑闹了很久。我决定像香港电影教育的那样,在长长的岁月里慢慢磨牙刷柄,等有一天它尖到足够杀人时,从牢头开始,逐个刺杀。这本是隐忍的事,但当我看见歪倒在地的尿桶,屈辱的泪水又冲出来。此时牢头正打着哈欠,往松弛的肚皮上抖毯子。我扔掉擦拭的毛巾,猛然提起尿桶,砸向他的头。他往下倒去。随后我像抓着巨石,不停地朝他仰起的脸砸去,几乎将它砸烂。
我觉得他死了,转过身来扫视那些瑟瑟发抖的狱友,叵耐牢头又伸手抓我裤腿。我听到他啐出一口血,说“来啊,来打死我”,我便又操起尿桶重击下去。他哦了一声,四肢摊开,沉稳地睡着了。“是他叫我打死他的。”我对着低呼的他们说。我觉得这样说很软弱,又咬牙切齿地补充:“杀死一个是死,杀死两个也是。”这些人便像明白了什么,不停地敲脸盆。看守所很快充满辟邪的声音,像菜市场一样热闹。
最终我被换到单间去了。
审讯人员提审我:“为什么要杀孔洁?”
“我恨我的婶子。”
“恨你的婶子,为什么要杀孔洁?”
“我杀不了婶子,但我要让她知道我不是好惹的。”
从逻辑上说,这个理由很牵强,但还能成立。为了增强说服力,我交代我其实也想顺便强奸孔洁,同时把隔壁何老头儿也扯进来,编造出他和婶子大量残害我的事情,就像他们是勾搭已久的团伙。最后我说,我的婶子是一个有着农村思想、小农意识和市侩哲学的女人。他们眼睛亮了,看得出,原本松动的逻辑链因为这几个词一下变得坚实无比。我很满意。
事实证明,一个男人很难被杀死。在放风时,我看到牢头被搀扶着行走,脸又青又肿。他看见我,眼里露出有仇不能报的焦躁。我知道这不是装的,如不是有看守,他笃定愿意付出死刑的代价冲上来将我掐死。我斜视着他,抛了个媚眼。我想这对他的健康有害。
几天后,我被带进会议室。坐了好一会儿,门才被推开,一个戴老花镜、白发梳得分毫不乱的男子连续向检察人员鞠躬,谄媚地说“要得要得”,才走进来。这是一个很坏的印象。我意识到他是一个走狗。
他像早就认识我,客气地问他应该坐在哪里。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吗?他说只是不想给我带来任何压力。他最终搬凳子坐到我对面。这时我才知道他说得对,他坐在这个位置,让我感觉整个身体落在他的眼神之下,很不舒服。但我什么也没说。
“你可以放松点,”他说,“我既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不会在法律上制裁你,也不会对你作任何道德评判。我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老头儿,而你只有十九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平等地位。我们可以交交心,我们能在这个特定的地方交心,是缘分。”
我接过他递来的名片,上边写着:市教育学会副会长、省家庭教育研究会研究员。
他看着我看它,说:“这只是一个普通身份。”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香烟,问我是否也来一根。我默然接过,他凑过来点火。我想到在一部电影里,一个点火的人被囚犯用手铐勒住咽喉,成为人质。打火机老也打不着,他便一直耐心地打。我因此对他的印象好了起来。我觉得也许可以和他交流一下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个想法有着一种近乎数学的美,和由美带来的妥帖,它需要一个值得托付的知音来听。我觉得他只要听就可以了。
他从包内翻出一堆活页材料,蘸着口水翻,看见有红笔做过记录的,便抽出放在一边。他一直这样忙活着。我孤独地抽着烟。这是很久以来第一次抽烟,我不知道它的味道竟是这样的,有些粪气,我像喝了很多劣质啤酒,脑子晕晕沉沉。阳光这时从窗外大把射入,我在狱中曾无数次渴望它,现在却感觉身体又热又痒。
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将材料在桌面上抖齐。他抬起头,嗯了一声,将左手五指拢在一起(就像要捏住一只蚊子),说:“你认为这件事是个别事件,还是社会普遍性事件?”
“个别事件。”
“嗯。它看起来是个别事件,但个别和普遍是对立统一的,普遍性寓于个别之中,个别又体现着普遍性。我们必须找出这里边的原因。”
我觉得对话关系被破坏了。他说得没错,但这是没有任何营养的正确。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显摆一下学问。他的声音像老绵羊,透露出让人温暖的阴柔,长相也和善,他本可以充当好一个聆听角色的。
他果然问到我五岁之前和谁一起生活。
“爷爷奶奶。”
“你在他们身上得到了什么?”
“爱。”
“是什么形式的爱?”
“溺爱。”
“溺爱到什么程度?”
我信口开河,讲出许多感人故事,他捉笔快速记录。在我停止讲述的空隙里,他在材料上来回画线,就像在推算一道算术题。我看到他这样就像要得出答案了,便蔑视得不行。他只要稍微动动脑子,就知道一个人不可能对五岁前的时光存在过多记忆。此后我顺应他回溯了短短的一生,我何时回到父母身边,何时离开,如何在乡村、县城和省会之间转学,如何因为各种压力的增长、缠绕而走到临界点。
“离开以你为中心的生活环境,对你有利还是不利?”
“弊大于利,因此我杀了孔洁。”我这样说完,他跟踪记录的笔也兴奋地蹦跳起来,最后重重戳在笔记本上。然后他站起来,像科学家配置出新药水,文学家写完代表作,陷入到创造的巨大喜悦当中。如不是警察阻拦,我想他会将我严严实实地抱住。最后他几乎是用了极大的痛苦才控制住这种喜悦,故作忧伤地说:“你啊,你就是典型的失宠王子。”
“不,我是救世主。”
我对他掸掸手,心里交织着无尽的嫌恶和失望。
两天后,我被再次带进会议室,那里架着一台摄像机。我感到一种庄重的压力,就像自己站在高台之上,被风刮动衣襟,底下有成千上万人翘首以待。我将习惯塌着的腰身挺直,表现得既不颓丧,也不轻佻。我在刻苦表演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
消解紧张局面的是对面的女记者。会议桌早已搬开,她和我之间没有任何阻隔,她留着烫起的短发,皮肤白皙,脸庞微胖而圆润,穿麻灰色西服、黑蓝色套裙,正倾着上身,将交叉并拢的十指落放于跷起的膝盖上,微笑着看我(就像微笑是作为器官长在嘴角一样)。她的头是抬着的,因此目光略微仰视于我。她的目光从不脱离我。
我像被施了魔咒,突然涌现出强烈的诉求冲动。我在等她的指示。她点了下头,说:“不要老想着镜头。”
“嗯。”我甚至变得羞涩。她的牙齿洁白而整齐,语调缓和,像轻拂树叶的风,低沉而富有磁性,每个字都能让人清晰地感触到。她递给我一张当天的报纸。那位教育学会副会长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有三个原因导致我杀人:一、家庭教育的失败;二、高考的压力;三、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同时他认为应该用三句话来防范此类事件:一、了解和理解;二、细心和耐心;三、平等和对等。
她问:“你怎么看?”
“放屁。”我已经揣摩到她的意思,她果然宽和地笑了。
“那么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排解,我想排解。”
“排解什么?”她点点头,眼神放射出鼓励的火光,这让我更加迫不及待地往下说。我确实说了一句两句,但会议室突然闯进一位中年男子(就像一只陌生的雄狮悍然闯入我和一只母狮的领地)。他递上纸条,她看过,斜靠在椅子上,和走出去的他极为默契地对视一眼。这让我觉得她和我不再有什么关系。
我住了嘴。
“排解什么?”她忧心忡忡地问,并没有记住我刚才说的。
“没什么。”我说。
接下来我又说:“我一度觉得你像我表姐。”
她似乎很感兴趣,将头倾到前边来。我感到没有比这更虚伪的事了。我本来觉得她像表姐一样值得信赖,但现在却看出,她的一切真诚都只是技术层面上的。她在试图骗取我的答案。她每一步都是为着这个,甚至于连早上怎样化妆也是为着这个。一旦我交代完毕,她便会毅然决然地离开,与同事击掌相庆。
“接着刚才的说。”她说。
“没什么好说的。”我说。
场面因此陷入尴尬,这大概也是她没预料到的。随后为完成任务,她开始不着边际地发问:“寄居在别人家里是种什么感觉?”
“我可以告诉你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并不总是充满火星。”这个回答几乎是我对她最后的仁慈了,但她没有把握住,她仓促地接着问:“为什么没有找到灭火器?”
“灭火器?”
“我指的是消除杀人冲动的灭火器。”
“不存在灭火器。”
“为什么?”
“因为整个土壤都在燃烧,即使有灭火器也无关紧要。”
“你就让火着得更大?”
“我没有让它着得更大,是它必然会这么大。”
我们似懂非懂地说着,她似乎凑够了时间,撇下我,一个人对着镜头声情并茂地念纸条:
灿烂的花季,怒放的美丽
忽然间,变成如此的结局
我的心啊,是何等何等的痛惜
孩子,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听到,听到妈妈带血的哭泣
孩子,我感到痛惜
我真的,真的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想哭。如果知道最终会有人写这么糟糕的诗,我宁可不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