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操场上，百无聊赖，只能坐在看台上望着一群身穿国米球衫的傻瓜在那儿扎堆踢球，十来个人围着一个球猛踢，灰尘四起，吆五喝六，看上去更像是在打群架。阳光带着淡淡的焦味，看台的高处被风吹得厉害，尚有三个女生在不远处坐着充当拉拉队，每人手里一根香蕉，连嘬带舔就是不肯咬断它。
过不多久，一个穿球衫的人从外面跑过来，喊道：“别踢啦，我把他们叫来了。”我一看，后面跟着一群Loft装修队的民工，服饰各异，共同的特点是满身灰尘，不知道是要干什么。
10号跑到看台下面对我喊：“喂，哥们，我们缺人，下来一起玩。”我抬脚给他看，穿着拖鞋呢。10号说：“没事，就缺个裁判，你随便跑跑就可以。”我说：“你们要跟装修队踢？”10号说：“找不到对手只能找装修队啦，踢全场，帮个忙吧。”三个舔香蕉的女生嘻嘻哈哈地看着我，我站起来说：“行啊。”
装修队的人比较多些，挑了十一个年轻的，后面还有一些头发花白或者秃顶斜眼的就坐到看台下面去充当替补了。一个戴帽子的年轻人显然是漆匠，看他的衣服就知道，他是带头的，站到那个想象中的中圈弧上，10号抱着球也走了过来。
10号对漆匠说：“喂，玩归玩，可不许撒野，要懂得游戏规则，知道不？”漆匠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紫南京，给我和10号发烟。我说：“太搞笑了。”接过烟，我们三个在想象中的中圈弧抽烟。
“以前踢过吗？”10号问。
“没有。”漆匠老老实实地说。
“平时看电视里的球赛吗？”
“平时看新闻联播。”
10号翻了个白眼，对我说：“妈的，遇到土鳖了。”我说：“这没什么的，踢球就像撒尿，人们天生就会的东西，无非是站着撒尿还是蹲着撒尿罢了，只要稍微训练训练，这伙装修工肯定不差的，想想那个杀人犯吧，你们几十个人都没追上他，至少也是个边锋的好料子。”10号说：“有道理。”又转头对装修工说：“喂，叫你们那几个替补的离我们班的女生远点儿，你们这帮人没几个是正常的。对，就是那三个吃香蕉的女生，离她们远点儿。”
漆匠说：“没事的，没事的，他们不是强奸犯。”10号说：“这可保不齐，强奸犯还能写在脸上？”漆匠说：“那你也没写在脸上。”10号说：“操你妈，你还挺能说的。”我说：“你们能不能别啰唆了？踢球吧。我觉得我现在像他妈的拳击裁判。”
10号把球放在地上，一脚踩住球，清了清嗓子，对漆匠说：“喏，现在我说一下规则。”我说：“规则是我来说的吧？”10号说：“还是我来说吧，你不太清楚。”我说：“请便。”
10号说：“首先，踢球不能用手，其他部位都能用。”
漆匠说：“这我懂。”
10号说：“有你不懂的。其次，由于没有边裁，就不存在越位了，随便跑，懂吗？”
漆匠说：“懂了。”
10号说：“由于我们只有十一个人，而你们有二十个人，本场比赛我们进一个球算一个，你们得进两个球才算一个，懂吗？”
漆匠说：“懂了。”
10号说：“你们可以随便换人，让大家一起玩玩嘛，但是场上只能有十一个人。这是游戏规则，懂吗？”
漆匠说：“懂了。”
10号说：“由于我们人少，而且身体没有你们壮，手段没有你们狠，所以我们这边吃五张黄牌才罚下去，你们那边没有黄牌，只有红牌，懂吗？”说完转头看我。
我和漆匠一起说：“懂了。”
10号说：“开球吧。”
我想对10号说，开球你得退出中圈弧，这不是篮球。但我没来得及。漆匠把脚尖对准足球，抡腿，10号惨叫一声捂着裤裆倒在地上。球还在原地打转。
那七天时间里我一直住在咖啡女孩的屋子里，她走了，这屋子不再是她的，她住在这里的时候就没打算留下太多的个人痕迹，把一间卧室搞得像牢房一样。在她消失后，这些本身就已衰微的印迹自然就很轻易地被抹平了。她的生活方式是特异的，和幻觉到底有多大的关系？究竟是一种自我治疗呢还是自我封闭？
一切任凭我揣测了。
我在这屋子里住了下来，本打算把自己关死在这里，但显然不可能，因为厕所和厨房都在外面，塑料袋里的包子也已被老星吃掉了一半，坚持不了七天之久，更做不到完全的禁断空间，也只能如此了。
无须赘言我想到了些什么，无论神启抑或谵妄，那个思维的过程都是被隐蔽了的。事实上我什么都没想，我只是在屋子里躺着、抽烟、吃包子、喝凉水、插上耳机听音乐、打开窗户透气，偶尔出去一趟，像一个退休了的孤老，一切希望都已流逝，不存在梦想或理想，只有一些呼啸而过的、噼啪作响的、嘤嘤低回的记忆，既不度日如年，也不时光如梭。
我一天吃两次药，退烧片和抗过敏药一起吃下去，想看看两种药在肚子里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会不会产生软件冲突的效果把我直接黑屏了，可是没有，它们很默契地完成了各自的任务。一天之后，烧退了，皮疹也不痒了，圣洁的光环笼罩着夏小凡，仅仅是消除了身体里的病痛我就有了一种超凡出尘的快感。我躺在床垫上，看着天花板上鳞片状脱落的泥灰，心想，到底是什么拯救了我。
我一直在等待着那个影子再次出现，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在我出神的片刻，在我入睡之后，在我插上耳机听音乐的时候，甚至是我出去上厕所的间歇。无论用什么方式，且让我印证一下咖啡女孩所说的究竟是幻觉还是事实，我会让那道影子进来，和它说话，说井、说猫、说加拿大一枝黄花、说死在夜路上的女孩，我所有的异色的记忆都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如此零碎，如此凝固，像意识流的齿轮卡在了生锈的地方。说完这些，任其宰割也无所谓。
我等了又等，经历了数度无梦的睡眠，醒来发现自己还在这屋子里，有时白天，有时夜晚。影子没有出现，它可能是把我忘记了，但更像是躲在某个角落里微笑着看我烂下去。它信心十足，早已预见到了未来的事情。甚至在我插上耳机听歌的时候，世界在音乐中被抽空了。假如没有这些音乐我大概就会从窗口跳下去吧。你意识到自己是个面向深渊的人，但音乐把推我掉入深渊的力量转换成了抚摸，那道影子隔着门缝窥探我，发出嘲弄般的轻笑，很多指甲落在窗台上，静静地继续生长。我想起梦里看到的自己，苍老地站在某一部电梯中，在倒退的时光中逆向死亡。
某一天，门被叩响。
“我差点以为自己跑错了地方。”女高中生大声说，“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屋子里好臭！”
“我药吃多了。”我呆头呆脑地说。
“嗑什么药了？”
“退烧片、抗过敏药。”
“我还以为你抽了大麻呢。这两种药在一起能顶得上大麻？”
“请尊称它为‘叶子’。”
她嗓门太大了，我怕她把邻居引出来投诉，再弄个警察来上门走访就太傻了。我让她进屋子。她说：“我是来看看你的，让你来找我的，你没来。哎，那个姐姐呢？”
“走了。”我说，“离开了，消失了。”
“也就是说你失恋了。”
“不，我只是一个人待着。”
她怪同情地摇摇头。我发现她换了衣服，挺干净的白衬衫，身后的巨大背包也不见了，黑色的手指甲变得透明润泽，看起来像是邻家少女的样子。
“你还在流浪？”我问，“还是已经回家了？”
“回家了。我爸妈托了关系，学校给了我一个记大过处分，反正不会开除掉。最近我挺老实的，快要期末考试了，挂红灯是肯定的，不过我爸妈已经不在乎这个了，随便我听什么音乐，交什么男朋友，只要我不跑出去过夜就好。”她打了个呵欠说，“暑假一到，我就可以像美国的青少年一样自由了。”
“你要是在美国，早被爹妈送到寄宿学校去了。可惜啊，中国的寄宿学校都是贵族暴发户念的。”
她坐在床垫上抽起烟来。我说：“我唱片呢？上次被你拿走的那张Lush。”
“掉啦。”她说，“不小心弄丢了，觉得很过意不去，今天特地过来看看你的。不是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吧？是那个姐姐送给你的？”
“不，没有什么意义，只是我很喜欢而已。”我叹了口气，“掉了就掉了吧，我还有一张。”
她站起来，叼着烟说：“你这屋子里臭死了，上次来的时候觉得像病房，这次变成牢房了，看来家里没女人是不行。我来给你打扫屋子吧，就当我赔你一张唱片。”
“请便，我倒想看看你怎么做女人。”我说。
女高中生给我买了面包和水，她走了以后，屋子里干净了不少。她说过几天再来看我，我说可以，并没有说我即将要退租离开的事情，就让她空跑一趟吧，我也需要消失在某个人的世界里，即使这个人无关紧要，即使我体会不到那种消失的快乐。
当天晚上我清醒了很多，半夜里睡到迷迷糊糊的，觉得有人在挠我，立刻就醒了过来，打开灯一看是个蟑螂在我身上爬，我再看屋子里，发现有无数个蟑螂正在四处爬行，咖啡女孩所谓的“打开了地狱亡魂的封印”就是这个场面。可能是被女高中生打扫过的缘故，惊扰了它们。我找了一圈，除了鞋子以外没有任何对付蟑螂的武器，恶心得睡不着，只能愁眉苦脸地坐在床垫上看热闹了。
那会儿是凌晨三点，已经后半夜，但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我觉得饿，伸手去摸塑料袋里的面包，手上又是一阵麻痒，跟着听到突噜噜的声音，蟑螂起飞了。
三点半，我穿上鞋子，在门外的走道里抽烟，打开属于我的那盏照明灯，走道两头仍然像洞穴一样黑。我去上厕所，看到废纸篓里有一堆沾着暗红色血迹的卫生巾，非常可怕地囤积在那儿，死亡亦不过如此。拉开门出来时，门口站着个披头散发的女孩，吓得我整个人在原地跳了一下，她倒蛮镇定的，只是皱了皱眉头，迅速地钻进了卫生间。这应该就是煤卫合用的那位，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在走道里站着，心想，要是她出来了看见我还站在这里，八成会认为我是个变态，偷窥厕所的鼠辈。我回到了屋子里，又想是不是该把走道里的灯关了，关灯也不太好，她出来了一团漆黑的，我是不是该先回房间，等她上完了厕所再出来关灯？
合乎逻辑，但怎么着都觉得别扭。你越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常人，你就越是会偏离正常的轨道。最后，这个关于合不合逻辑、别不别扭的问题一下子卡住了我。
我听见敲门的声音，打开门，女孩站在我门口，头发大概稍微撸了撸，变得整齐些了。她弱弱地告诉我：“你忘记关灯了。”
